东西方文化系统的塔尖论在《珠江新语》中揭示

耸立于人类文化金塔尖端的，是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文化的塔尖层。它描绘的人类理想社会虽然还不是现实的存在，不免显得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但却是或沉湎于物欲享受，或挣扎于精神痛苦的人类世界上空的一缕阳光。没有它的智慧光芒和思想温暖，人类社会的文化建设将会像失去指南的客轮，在冰冷黑暗的海洋上盲目远航。

让我们分别从东方文化系统西方文化系统的角度，去回顾历代哲人有关人类理想文化的“塔尖论”，从中获得丰富的启示和精神力量吧。

在西方文化系统中，古希腊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前427—前347），是最早提出要建立由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想国”的。在他的所谓理想国里，有任人奴役的奴隶和享受自由的公民。公民又分三个等级，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匠农夫，保卫国家的勇敢武士和有高度智慧，统治一切的“哲学王”。在后两个等级中，实行严格的教育、共同的私有制和公妻制，以加强其统治的力量。

著有《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的英国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在其书中设想了一个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以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人人平等，个个劳动，计划生产，统一分配，普及教育，却仍然保留奴隶的虚构的社会组织——乌托邦，以此表示出早期无产阶级和空想共产主义者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剥削的义愤及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受其影响的法国作家左拉（1840—1902），以长篇小说《四福音书》继续发挥着这一影响深远的乌托邦主义的改良思想。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1568—1639），以《太阳城》为书名描绘了一个不存在奴隶制的理想社会。在这个阳光普照，一切公有的“太阳城”里，由布道的僧侣和聪明博学的知识分子来统治，人人每天工作4 小时，劳动强度小，产品按需分配，儿童受到良好教育，人们重视科学和占星术。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把寻找人类“理想王国”的目光投向自然状态下的原始社会，主张人们冲破现存的“社会契约”，恢复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建立由最聪明的少数人实行资产阶级统治，充分体现“共同意志”的“理性王国”，并在这一国度里，对儿童施行自由发展身心回归自然的教育。

圣西门（1760—1825）不赞同卢梭把“回归自然”当作人类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这位法国的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猛烈抨击充满罪恶好灾难的资本主义社会，憧憬着一个不消灭私有制，不通过暴力革命，不受压迫和剥削，通过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领导的社会运动和科学、教育、道德、家教进步来实现的人类理想社会和黄金时代的到来。

比圣西门更为激进的法国又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1772—1837），主张以类似圣西门的宣传和教育手段来建立一种以“法伦斯泰尔”为其基层组织的理想社会。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与全体的利益对立关系，主张在其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保持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的一致，实现妇女解放和对儿童的科学、劳动教育。

德国的伟大思想家、世界革命的领袖马克思（1818—1883）是西方理想文化系统的集大成者。他批判了柏拉图式的把分工绝对化，实行奴隶主精英统治的“理想国”，吸收了包括圣西门、傅立叶在内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精华，形成了纲领明确，切实可行的以建立人类理想社会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全面发展，充分地享有人类创造的一切共同财富。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不善于撰写辉煌巨著，却喜欢以简短语句表达精辟见解的东方民族的先哲的理想文化学说。(www.xing528.com)

孔子（前551—前479），是被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主张仁政，反对苛政，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论点，主张克己复礼，实行以周朝为楷模的奴隶制的贵族统治；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身体力行。主张独尊儒术的西汉经学家董仲舒（前179—前104）根据“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将孔子删修过的编年史《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即所谓“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经学家何休（129—182）在为《春秋公羊传》解诂时进一步发挥为“三世说”：①来自传闻的、年代久远的，偏安一隅的“据乱世”。②消息可靠的、不久以前的、全国安定的“升平世”。③亲眼可见的，现实的天下太平的“太平世”。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据此说连同《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糅合西方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写成10 卷《大同书》，主张效仿西方，由据乱世进为升平世（小康之道），再进为太平世（大同之道）。实现儒家宣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一个“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社会。

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将世界分为三种，即所谓食欲和淫欲特盛的众生世界——欲界；脱离粗欲而只享受精妙境象的众生世界——色界；脱离物质享受只有精神永存于心的众生世界——无色界。中国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自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大概是佛教信徒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最佳捷径。

西汉思想家刘安（前179—前122）在其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一书中对“其人好让不争”的东方“君子国”作了记述。东晋文学家陶潜（365—427）写了《桃花源记》，梦想在世界上找一块与世无争，人民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

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深受中国大同理想和西方基督教平等思想的影响，以《原道救世歌》等革命文献奠定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理论基础。他在建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确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共耕”的原则，为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而奋斗。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影响，他借用《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作为对“民权主义”的解释，认为政权应该属于一般平民所共有；加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主张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民族主义，提出了建立理想的民主国家的完整纲领。

从儒家的“三世说”到佛家的“三世说”，从刘安的“君子国”到陶潜的“桃花源”，从《礼记》的“天下为公”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东方人表现了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多少热忱和期望！尽管其受挫的原因各有不同，其文化背景和历史局限也不可同日而语，但都从各自的角度中予人启示，使历史发展方向的座标明晰化。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至高点看，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与其百般嘲笑和挖苦前人对人类共同理想文化丽景的描绘的漏洞和荒谬，倒不如在弃其谬说的同时更积极地挖掘其合理的内核，以寻求人类对未来理想文化的共识。与其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指责前人向人类共同理想文化迈进时的愚蠢而裹足不前，倒不如在吸取教训的同时，更勇敢地探索新的前进道路。与其哀叹人类至今没有找到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赞赏和一致共建的理想文化，而产生对包括大同社会、极乐世界、天堂净土、共产主义的怀疑绝望，倒不如更努力地为人类共享的物质文化、综合文化、精神文化的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缩短人类到达理想境界的历史进程，更豁达勇敢地前瞻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未来。

深而察之，从柏拉图对公民第三等级提出的“节制”，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再到国内今年开始实行的累进式个人所得税，有无内在联系？康有为幻想的东方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欧洲的西方式共产主义有无共同点？他的“小康社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为什么至今还是中国近50 年内的目标？因操之过急跨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而休克的“人民公社”，能否为未来的政企分开的大型联合企业集团提供某种历史借鉴？文化大革命猛扫一切人类共同文化成果的偏执狂热和后果，能否为我们今天顺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世界潮流，实行一球两制，积极建设关系人类共同幸福的文化事业提供有益警示？从柏拉图、莫尔、康帕内拉、卢梭、圣西门到孔子等思想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柏拉图等关于理想社会应由最有智慧的知识分子来治理的见解，能否对我们今天重视教育，补发教师欠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行公务员制有所启发？

如果答案是肯定无疑的，那人们应该感到庆幸：先哲们呕心沥血，甚至奉献生命所创造的理想文化和所走过的奔向理想社会的曲折道路，没有被后人轻蔑的鄙视。他们用著述和实践创造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及丰富启示，已被人们供奉于人类文化金塔的“塔尖层”，永远以其智慧和人道主义的光芒，照耀金塔，鼓舞人心，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