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新语：揭示始祖哲圣在珠江文化系统中的定位

珠江理论粤军的第三大贡献，是通过全面研究珠江文化的结构系统、理论框架、学术和形象定位，为珠江文化确定了自己的始祖与圣哲。其领军人黄伟宗，有鉴于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源于两帝分别是生活在这两条江河流域的华夏民族首领，两族战争后并为一族，后来才取名为中华民族的史实，有了中华民族子民是炎黄子孙的说法，而位于中国南方的珠江水域的人们，则因民族众多，均各自立，统称百越族，无共同首领，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的事实，通过对广西梧州古苍梧之地关于虞舜的史料和遗迹的考察，以及对《尚书》、《山海经》、《史记》等史书的阅读，终于在《珠江文化的始祖一舜帝》一文中，依据在开创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舜帝生前多次南来珠江祭祀、巡狩，死后又“葬于苍梧之野”；他即位才开始有“中国”之名，始开德政和乐教，将南方各族感化，将其领土统一划归中国版图，并用武力将少数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廉明，赏罚分明，初具国家行政雏型，起到统一岭南百族并使其归并中华民族的始祖作用的作为，首次称其为“珠江文化始祖”，找到了珠江这一文化系统的原始元尊⑩。

随后，在2001 年广东韶关南华寺举办的惠能禅学研讨会上，黄伟宗教授又在题为《珠江文化的哲圣一惠能》的论文中指出，《坛经》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自成体系的佛学经典，故可称惠能为与黄河文化的儒学哲圣孔子、长江文化的道学哲圣老子并列的珠江文化的佛学哲圣。这是因为惠能的思想，体现了珠江文化的意识和行为方式。他主张“人人心中有佛”，“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体现了中古时代南方的市民平等思想；他所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名偈，开启了以陈白沙、湛若水为代表的南方“心学”之先声；他认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去求佛”，反对向外求佛，反对崇拜，反对追求“西方净土”，表现了自立自强、不信神、反权威的个人意识，与后来的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异曲同工；他主张“农禅并重”，强调自食其力，使南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的会昌大难中得以幸存，成为佛教主流，正是重实效的小农经济思想向商品意识过渡的体现；他的禅学及其南宗“顿悟”派，内与神秀代表的北宗“渐修”派相异，外与儒学、道家不同，但并无排斥之意；慧能还认为“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饨，迷人渐修，悟人顿契”，他力行孝道，倡导修行中的辩证法，都与孔子、老子不悖，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实在性和包容性，影响最深广，故堪为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⑪这是极有见地的。

珠江文化的近现代巨匠梁启超，早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之大势》一文中就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于老子之见排于北也”。虽说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北派”即黄河文化，“南派”指长江文化，尚未点明珠江文化之“魁”，但如果我们将梁启超所说的“中”理解为“中派”，再分别以孔子、老子、慧能代表北、中、南三学派之魁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就能与毛泽东称惠能是创立禅宗的圣人的说法，与西方视孔子、老子、惠能为“东方三圣人”，列入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里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与加拿大华人会馆尊奉这三位哲圣的坐像，以尊崇他们在儒学、道学、禅学的至尊地位的做法，相合一致了。(https://www.xing528.com)

需要补充的是，黄伟宗称来自四面八方的东江、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网等在广州交汇的珠江态势，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幅射性、网络性的文化特质，形成珠江水系可与黄河以“龙”、长江以“凤”的形象定位相媲美的，表现为“蜘蛛网似的珍珠光芒向四方迸射的形象”和“多龙争珠”的形象⑫，以及他体味我国三条大江河的文化神韵后，用唐宋有代表性的诗句体现出来，即以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句，点现黄河文化之神圣；以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句，称道长江文化之气派；以“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名句，来显现珠江文化的宽宏、平和、共时的气度和风度，都与十年前《新珠江文化论》将汇拢众流于一体，而又溶散于滔滔南海的珠江水系，比为扇形的临风玉树一样，具有为珠江的总体性形象定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