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新语：揭开珠江文化现代特征的历史源头

早在1988 年初，黄伟宗教授就在《岭南文学形成的条件》一文中，发现了现代岭南文学流派的自然形成，正是中原文化“北风”与西方文化“海浪”夹击兼融的结果，于是在陆续发表《文化与文学》一书以及《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论珠江文化创新特质的源流及其发展》等文后，开始以文化观去研究珠江文化。

电视片《河殇》播放后，黄伟宗会长一方面更感到以文化学分析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感到其片面结论是错误的，忽视了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尚有长江文化、珠江文化、辽河文化等的贡献，于是在1992 年深思熟虑后，提出了珠江文化的现代特征：一是敏感性与浮动性并驾，二是实效性与消遣性齐驱，三是竞争性与兼触性共存，四是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五是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的主张。从此起步，他率领珠江文化粤军由今而古，由江溯源，由此及彼，将两广分界之“广”，作为开启珠江文化源流之门的锁匙。

他们认同，珠江水系实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网组成。西江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广西，到三水汇入珠江三角洲；北江源头一在湖南、一在江西；东江源头在江西；相邻的韩江发源于福建。广东沿海江河有漠阳江、榕江、鉴江、练江、枫江、南渡江等等，从经济文化上说仍属珠江水域，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也是如此。因而珠江水域及其经济文化的覄盖面和幅射带，应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和香港、澳门，这与后来的“泛珠三角经济圈”概念大致等同。在珠江水系中，广东处于诸水总汇的地位，西江是珠江水系中长度第一、水量第一的主干流，要找珠江文化的源流首先着眼于西江，两广分界之“广”也正在西江入粤之口上。

他们首次发现，两广之“广”是指“广信”，位置在梧州的桂江以东和封开的贺江以西地区，其名取自公元前111 年汉武帝平定岭南时，所发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里的“广信”二字，并由广信县为首府，管辖整个南方九郡的交趾部而来。东汉三国后以广信为界，西为交州，东为广州，宋以后东为广东，西为广西，从地理形势看，今两广分界处无山或水为界，只有古名广信河的渔涝河，从封川入贺江流向西江。这就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论证出，古广信即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所刻“封中”地带，是西汉时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的交汇地，是多民族聚集交融之都，是广东三大语种之一粤语的发源地，基本弄清了珠江文化的源流和走向，论定封开是“岭南文化古都”。为此作出贡献的是黄伟宗、司徒尚纪、黄启臣、谭元亨、容观琼、张镇洪、周义、叶国泉、罗康宁、陈其光、陈永正、叶春生、刘伟铿、陈乃良、高惠冰、何楚熊、杨式挺等专家教授。①

在南雄市的梅关珠璣巷，上述专家学者们还发现这里仅唐宋年间就有三批百万以上移民经此转向珠江三角洲一带定居，随后再部分移民海外南洋、欧美各地，中国百家姓中竟有140 多个姓氏家族经此南下移民，证实此地确实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与岭南百越文化汇合，再转向海外的中转地，查清了珠江文化与来自北方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悠久历史与源流关系，使这条小巷一下成了世界华裔子孙寻根旅游的圣地。

在深入考察了东江流域的龙川、河源、博罗、惠州、东莞、深圳，韩江流域的梅州、潮州、汕头后，他们还在后为南越王赵佗所建立的秦代龙川县府“佗城”，发现了许多姓氏宗祠，解开了当年秦始皇所派50 多万大军征南越后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佐证了东江也是珠江文化承传北方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渠道之一。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源自江西的东江与源自福建的韩江，均从龙川穿过，风土人情竟浑然一体的现象，证实了韩江在经济文化上北承华东，南接南海，是珠江文化连接长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一条重要渠道，搞清了广东境内往往某条江河即是某种文化源流的关系，如客家文化与北江、东江相关，广府文化与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网共呼吸，福建福佬文化随韩江流淌，高凉文化随粤西鉴江奔流，南渡江贯流雷州文化等，无不说明了水文化理论的正确，说明了珠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构，是多元一体，兼融包容的。

经过对珠江文化的形成、发展、历史地位以及分期，黄伟宗教授根据明末清初的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所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认为广东境内的珠江文化，形成或始发于汉代，兴旺于唐宋，到明代即影响四方，并以此为根据，将珠江文化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具体如下：(www.xing528.com)

第一时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任嚣、赵佗先后治理岭南，为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以及岭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的时期，特别是汉代的儒、佛、道三家学术界主要代表的出现。体现了珠江文化秦汉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第二时期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的唐宋盛世时期。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更发达，出现珠江哲圣六祖、诗圣张九龄等，为珠江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第三时期是明代清初，与内地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密切，海洋文化融入珠江文化，使江海一体的珠江文化北上，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交流更多，包含岭南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更加成熟。（这三大时期均可归为“内纳成型期”，前已简述不赘。柯按）

“第四时期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末代皇朝一清朝在这年代已极其腐朽，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鸦片战争的英帝大炮在珠江口虎门，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使岭南人最早“冷眼向洋看世界”，在最先受到欺凌的同时，也最先吸收接受西方文化，使得在这时期湧现许多珠江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救国救民的领袖人物，又是具有海洋文化意识的饱学之士，既是政治家、学者，又是文人、诗人，他们共同打造的精英文化，鲜明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争先性，显出了珠江文化前所未有的英姿，在历史上三次卷起了珠江文化之风向北方中原地带劲吹的旋风：一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二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戉戌变法，三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这些旋风主要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意味着珠江文化北移，也标志着珠江文化在海洋文化的推动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代。

“第五时期是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要广东“先走一步”，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办经济特区，造就了西方经济文化直接进入之通道，使广东成为海洋经济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成为得世界风气之先而又领全国之先的风水宝地，也由此造成珠江文化跨上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从迄今20 多年历程来看，这时期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文化与过去各时期最大不同处，是尚未湧现一批受到公认的权威性代表人物及其文化群体，主要是以产生出许多席卷全国、有的还吹向海外的文化旋风为特点的，如：流行歌曲、武侠小说和电视、服装文化、家具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文化研究和学术建设空前重视，建树甚多，如：大型学术系列专著《岭南文库》、《珠江文化丛书》等的连续出版，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岭南画派、粤剧和广东音乐的新发展及研究等，使珠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倍受瞩目，在海内外具有强烈影响。”②

黄伟宗教授认为，这五个时期的珠江文化，纵向上步步提高，横向上影响逐渐扩大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壮大，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加重加大。而他的五个时期划分法，长处在于将珠江文化史最为漫长的“内纳成型期”一分为三，变得更细化坚实，而其后两个时期的划分，则完全与《新珠江文化论》最早提出的“外引换质期”与“开放更新期”的分法相合，体现出原来三大时期分法的固有优势，即凸显出由渐变到质变，突飞猛进而变化巨大的珠江文化，已成为推进当今中国，勇于捍卫自己的海洋权益，勇于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勇于创造辉煌的海洋文明的更开放更包容更先进的地域文化。

2003 年广东省领导发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同时还提出发展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其根据社会经济基础和现实发展需要所提出的“泛珠三角”区域，与珠江文化区域基本一致，是有珠江文化的底蕴为基础的。有鉴于此，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黄伟宗等编著的五部学术著作应运而生，为珠江文化研究做出了一大贡献。据介绍，其中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主要从文化学上，多视角、多方式地全面概论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形态、源流、发展、特质、特性和系统，为珠江文化作出了历史文化的定性定位，以及现实文化的作用、地位和前景的论析，可谓继1993 年版的《新珠江文化论》之后，又一部关于珠江文化的系统论著③。

司徒尚纪所著的《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是首部从历史地理学对珠江文化学术定位的理论专著，它在观念、概念、城市、区域、学术等文化层面上，论述了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依托的地理环境与变迁，提供了它们在各断代的历史地理剖面，总结了它们的发展规律，是一部以地理学为主对珠江文化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论著。此外，他的地理学专著《珠江传》，作为河北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大江大河传记丛书》之一，与《黄河传》、《长江传》等同时出版，也以雄辩的学术力量和文学力量论证了珠江文化的存在及特质，突出了珠江在中国大江大河中的重要地位。谭元亨所著的《广府寻根》，是为珠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确立文化系统的首部大型学术专著，是他前些年完成的《客家圣典》之姐妹篇，为珠江文化的成分和结构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建设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