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宗教文化多元互补，教育促发展

香港的精神文化领域，呈现出与经济现代化和物质文化大繁荣相适应的多元化景观：从宗教文化到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从政治文化、法制文化到教育文化，从保健文化、道德文化、公益文化到黑社会的腐朽文化，可谓精华与糟粕并存、珍珠与垃圾同在，形成了一个华洋杂处、思想开放、法制健全、政治保守的西方化社会特有的文化氛围。

长期处于此种文化氛围中的香港市民，对宗教文化的态度多是兼容而多元互补的，很少在信徒间出现一些国家常见的那种或者一教独尊，或者两教对立，势如水火的局面。全港有佛道教信徒100 余万人，天主教信徒26 万余人，基督教徒21 万余人，回教徒5 万余人。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等10 余种宗教也有少数信徒。香港现在共有道观佛寺360 间，堂区60 个，属会650 个，神学院17 所，清真寺3 间，教徒各奉其神，相安无事。香港寺庙道观供奉的神明除了如来观音，吕祖关帝外，还有一些地方神祗如赤松黄大仙、天后娘、长洲守护神北帝、南海之神洪圣等。位于宝莲禅寺旁，木鱼巅峰的全世界最高的露天青铜大佛，有9 层楼高，202 吨重，由中国航天部属下公司监制。佛像庄严祥和，慈颜笑貌，寄予了港人祈求繁荣安定，世界和平的心愿。香港的教堂建筑精美，但论年代久远则不及澳门的圣保禄教堂。该教堂建于1602 年，号称当时东方最伟大的基督教建筑，尚残留的大三巴牌坊，至今仍是港澳地区最吸引游客前往参观的揉合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精华的雕塑精品。在物欲横流，红尘烦嚣的港澳社会里，东西宗教文化以其超现实的信仰起着稳定人心，协调人际关系的特殊作用。

香港的民俗文化与宗教文化联系密切，既有传统的内容，又有新潮的形式，既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影响，又不乏大众文化的时代信息和开放色彩。从传统的一面来说，港人拜佛求教、看相算命、讲风水、讲意头的迷信很多。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成为中国民间艺术的盛会。上百万市民可借机免费饱览带神话色彩的各种表演节目。金铺供菩萨，差馆供关公，家中鱼缸里养几尾挡煞吸邪的“黑摩利”热带鱼，搬家或公司开张择吉日看风水，装电话安车牌求购吉祥号码者，比比皆是。

在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前，其政治文化自1850 年至今都烙有英国殖民地管制模式的印记：即由英国政府委派的香港总督行使最高权力，担任最高行政首长，总揽行政和立法大权。在总督之下，分设行政局、立法局、布政司、按察司、廉政专员公署和英军总司令为首的军事部门，统领约18万人的庞大公务员机构，对香港实行行之有效的统治。香港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秉承英国政府的意旨，尽可能保持与中国、各西方大国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以稳定香港社会，繁荣经济，确保既得利益。一些有碍香港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影视剧被禁演，就说明了这一点。直属于总督的廉政专员公署的设立是香港政治开明的表现，它与高薪养廉的举措相辅相成，有力抑制了官员警员中的严重贪污现象，对中国封建官场沿袭已久的腐败作风是很好的针砭。在英国总督治下的港民，有发财和言论的自由，生活水准高，却缺少从政的真正的民主权力（担任港府高官的均为英人），而这一权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于1997 年建立以后已经取得。

香港的法律文化是为其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服务的，它的法律制度沿用英国法律制度，根据香港市情加以修改完善，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繁荣。其特点一是采用陪审团制，重视证据和庭辨，律师的雄辩对判案有重大影响，由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对要案的判决起定性作用；二是法制完备，产权明确，各种经济活动均有法可依，如公司法、财产法、合同法、继承法、新银行业务例等，并依法办事，确保产权私有化、私产神圣化，创造了资本增殖，发财致富的有利环境。在全球141 个私有财产超10 亿美元的世界级富翁中，香港人便占了6 个，成为按人口平均占比例最大的地区，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香港法律文化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香港的教育文化已经形成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由志愿机构和私人团体开办的800 多间幼稚园可容纳22 万余名幼儿入园，入园率达85%；官立小学及大部分资助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入学人数达53万余人，另有5 万余学生自愿到私立小学就读；中学生人数达48 万余人，分别在361 间英文中学及60间中文中学就读。^[1]香港的高等教育相对落后，同龄青年的入学比例远低于美国（30%）、英国（14%）和西欧（20%），为4%，每年都有1 万左右的青年需赴海外或回国留学。成立于1911 年的香港大学，1963 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的名牌大学，其他还有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浸会学院、树仁学院、岭南学院，教育署属下的3 所教育学院、工商示范学院，以及别具一格专收老人的南华学院和各校各机构附设的学生达数十万之多的成人教育学校。良好的教育是香港谋职和晋升的重要条件，受到社会和家长的重视，其对香港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式”教育的结果是一言难尽的。它固然有为社会造就大批可用之才的主导的积极一面，也有因长期崇英抑中造成一些香港学生文化结构失衡的消极面。最浅显的表现是语言上的不中不西、半文半白现象。如将“由此通过”写成“沿步路过”，将商店说成“士多”（store），将抵制说成“杯葛”（boycute）等，所幸的是，这种现象近年来随着香港人士与内地交往的频繁而有所改观，学普通话已成为时尚，仅一家设于旺角的普通话研习社便办班600 余个，先后培训了15 万人次，两家电视台也增办了普通话节目，以利于在经西方教育浸染百年，惯于在商场激烈角逐的港人，在道德文化上仍保有中国传统港停留的台湾、东南亚及内地游客（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1993 年三地游客人数分属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及时了解全球动态。(www.xing528.com)

道德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信条和爱国爱乡、行善济贫的精神。自改革开放以来，港人报效祖国，造福乡梓，铺路造桥，建校办医，捐款赠物的善事不绝于耳。仅近年赈济华东水灾一项香港爱国同胞便捐赠了7 亿港元，对华东灾民重建家园帮助甚大。中国传统美德对港人的影响是不分贫富的，而富人因其财雄势大所作的善事也格外引人注目。如中国政府的“港事顾问”徐展堂先生，捐赠百万英镑在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兴建“徐展堂中国艺术馆”，分文不取，唯一要求是在展品说明上配上中文，以利海外侨胞能在异国他乡读到中国文物的母语解说，一时传为佳话。又如香港大亨们的一些成功秘笈，也可看出其所受民族道德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仁：“千万不要作弄别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董事总经理何鸿燊）“人得学习为他人着想。”（中华电力集团主席嘉道理）“不赚国内一分钱！我们都是中国人，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四化’建设！叶荫故里。以报答故土养育之恩。”（船王包玉刚）义：“我的最大生活乐趣是做生意和做生意时结识朋友。”（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做生意应该有诚意与人合作，有与人分享利润的胸襟。”（瑞菱集团主席颜炳焕）“礼”：“话到口中留半句，理从事处让三分。”（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利国伟）“即使一笔生意只赚200元，他也是顾客，也会受到同样的尊敬。”（新世界发展集团主席郑裕彤）。智：“一定要勤奋，要头脑灵活，有眼光。”（恒基地产集团主席李兆基）“我做任何生意，必先有充分研究，做足资料搜集，估计一切可能发生的风险，查清市场的需要，才订出投资计划。”（合和实业集团董事总经理胡应湘）信：“第一是‘信’，在商业上信用最重要。”（鸿运电子集团主席李树强）“其实有好信誉，也就是富有了。”（嘉道理）“信用是事业的生命，对朋友以诚，令我有许多朋友。”（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毕竟信用最重要。……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甚至比第一生命还重要。”（李嘉诚）

香港成千上万或富或贫甘愿为公益文化、保健文化、社区文化贡献力量的众多市民，可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迄今已有116 年历史的“保良局”，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慈善机构之一。堪与众多慈善机构媲美的香港的社区文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通过旨在促进人格的成长，培养民主精神，改善社会和家庭关系，发展社区认同感，提高志愿精神，发展领导的潜能，培养健康文化活动兴趣的香港社区工作，已形成了邻里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三个层次的完整服务网络，起到了鼓励每个家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团结互助的社区精神，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积极作用。

尽管慈善机构、社区工作者及上万名警务人员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彻底扑灭寄生在香港腐朽文化上的毒瘤——黑社会组织。所有私有制社会难以避免的腐朽文化想象，在香港都有所表现，一是“黄”，以三级片、下流刊物、一楼一凤、无上装夜总会、美容、桑拿浴、按摩、舞厅、征友、导游等各种形式从事娼妓交易的现象不少。二是“赌”，在名为“禁赌之称”的香港半公开或乘游艇到公海上进行。至于在享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的赌城澳门，则冠以“博彩业”公开进行，招徕游客；三是“毒”，毒枭利用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中心地位，将其变成毒品的集散点；四是“童党”现象，以各种手段引诱青少年犯罪。在扑灭黑社会势力猖獗的犯罪活动中，香港警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 年正式开放的香港警察博物馆，以图片文献、罪案资料等翔实展示了警队的历史和贡献。由防护公司、私家侦探、警队等多种社会力量组成的香港保安文化，在充当黑社会克星的同时，也存在着鱼龙混杂的复杂情况，如一些私家侦探超越法律权限而被捕等。

香港在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教育文化、语言文化、道德文化、社区公益文化以及黑社会腐朽文化诸方面显示的“多元化”倾向，固然有其消极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是与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协调一致的，相互促进的，对其艺术商品化的繁荣更有直接的影响。其原因是，由于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使港人在爱国热情、商业信誉、经营头脑、以礼待人、以诚交友诸方面胜人一筹，在国际国内都得到了应有的信任与尊重。由于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使香港成为华人世界中“洋”味最重，因为也最有开放性、国际性，最适合各国外商和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城市正是上述两点，香港成为东西方文化对话、竞争、交融、各显其优，各尽所能，共创繁华的现代文明试验场，带来了精神文化的大自由、大开放和物质文化的大繁荣并给予世界文化格局的建构以伟大启示。

香港文化，以及洋化历史比它更久远的澳门文化的多元化相融特点已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重视。一位澳门文化人士最近撰文指出，近400 年来的澳门文化，是“出自以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历史性撞击所引致逆向交流而生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应被理解为一个由差异而交结并趋向整合的动态系统，它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2]（这也同于近150 年的香港文化的性质——笔者按）。这对于我们理解港澳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接和人类文明伟大事业中的特殊历史贡献是富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