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都市化倾向：《珠江新语》揭示新时代商业生活景观

南国都市化倾向，是一种以都市为窗口，表现当代珠江人在商品市场经济大潮里心态心曲微妙变化的文艺创作倾向。它以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等为代表的南国都市流行歌曲，许雁、林骥、许宏盛等为代表的话剧创作，金庸、梁羽生、伊妮、戊戟等为代表的通俗小说、报告文学、武侠小说和徐克、张良、成浩等为代表的影视创作为醒目标志。

与北方电视剧《新星》对农村改革的现状和步履维艰的改革家命运的强烈关注不同，“南国都市化倾向”的代表作——电视剧《商界》却注目于城市这一现代文明建设中心的改革生活和商家竞争。其意义在于引起正在从事深化改革、治理整顿的人们对于80 年代全民经商热潮的深刻反思，唤起人们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灵魂重铸问题的艺术深虑。这正是所有具有同一倾向的珠江大众文化作品的美学追求。

随着荧屏画面的流转，一幅立体化多色调空前活跃惊心动魄的南国大都市的商品经济生活画面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诚然，这是一场牵涉百万巨款，真刀真枪，勾心斗角，铁面无情，诡谲多变的地地道道的商界混战。然而，它却既不同于左拉笔下大银行家萨加尔与金融巨头甘德曼之间在波拿巴第二帝国时期展开的一场殊死恶斗（《金钱》），亦不同于茅盾笔下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赵伯韬之间在30 年代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下的倾轧并吞（电影《子夜》）；既不同于曹禺笔下那带有强烈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色彩的潘月亭与金八之间大鱼吃小鱼的喜剧斗争（电影《日出》），亦不同于《妇女杂志》女老板海伦与法西斯恶棍之间在当代资本主义商场里展开的生死较量（美国电视剧《罪恶》）。其原因很简单，这场乍看各为其主、各得其利的“商战”，不是发生在资产者的天堂，而是发生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混战各方的主人实质上是从同一个老板——国家的手中争利，这正是“商战”各方心照不宣的秘密。

80 年代中期，一股“工农商学兵，一齐来经商”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在产品经济的庭院里荒废已久的脱贫欲望和致富活力，被商品经济利润丰厚的刺激和充血而变得活跃非凡。一大批像拥有5000 万股金颇具“官商”色彩的国营穗光公司，集资创业经营有方的集体企业东喜工商企业联合公司，以及个体户承包经营灵活大小利厚的银河公司那样的大大小小遍及城乡的经济实体，正是借着这股经商热潮的泛起而登上了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地区的商战舞台的。《商界》一剧，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越秀分行行长唐凤翔的中介作用，把穗光公司总经理张汉池与东喜公司总经理廖祖泉的矛盾主线，以及银河公司曾广荣与银行信贷部副主任罗泰康、女职员秦月双的纠葛副线串联了起来，构成了一张上挂下联、纵横交织、牵扯不清、复杂神秘的商战关系网。而这张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的各种现实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行政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正是那些或自觉或犹豫或狂热地投入到这场激烈商战之中的人们所棲身立命的现实环境。不言而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1]领悟这一哲理性名言，能使我们不致于一味苛责个人的品格之优劣，以致于对商战所造成的人物命运变化和灵魂的蜕变大惑不解，茫然失措，陷入对改革前途的怀疑论与悲观论。

明乎此，我们就不会怀疑，注重实业、稳扎稳打的张汉池，何以会以心血来潮，铤而走险，拼一条好汉身躯，去孤注一掷，撕破脸皮揭廖祖泉的“老底”。明乎此，我们就不会诧异，精明能干、知恩图报的廖祖泉，何以会去买批文，说谎话，与张汉池对质法庭。他何以会与香港掮客魏仲良交往而又将其甩掉，他何以会婉拒得力助手女秘书梁依云的追求而维系与魏可仪的婚姻，他何以会非要剜却张汉池的心头肉——兼并岭南家俱厂。明乎此，我们就不会奇怪，大发横财，志得意满的曾广荣，何以会在“收山”之前，又疯狂地卷入了冒牌“838”电子计算器的炒买炒卖。他的娇妻陶丽佳，何以会陷入卖淫的泥淖。他的老搭档马俊发，何以会反目成仇，出卖好友。而贷款给他，工于心计的罗泰康，又何以会收受馈赂，自寻死路。这所有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物的本来意志而在客观上是由商战环境所支配，所导演的吗？

认识并承认这种历史造成的客观存在的商战环境，并不是要丑化或诋毁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更不是为这些商界人物的某些不光彩行为开脱责任，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探究这些人物活动的背后所潜藏的更内在的动因，探究归根结底是由特定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人们由传统的重义轻利到现实的重利轻义的灵魂蜕变的思想底蕴，以及这种蜕变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灵魂重铸所提示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当温馨而无原则的“义”成为公众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枷锁时，打碎它并不是会更好吗？(www.xing528.com)

是的，张汉池、廖祖泉、曾广荣、罗泰康诸人都不是任人摆布、随波逐流的木偶，他们也是重友情、善谋虑、意志坚、有头脑的堂堂男子汉。张汉池何尝不愿意及早归还拖欠东喜公司的电脑巨款？只是由于他不谙商品经济规律，错估市场形势，心慈手软。退回订金，造成积压，以及现行商品经济秩序的漏洞未补被皮包公司骗走百万巨款，才一筹莫展，赖账欠债的。廖祖泉又何尝愿意将危机转嫁恩人，落井下石？他出让电脑时，一再宽限交款时日可谓仁至义尽，本意也是让张赚一笔钱。只是在经济形势突变，银行银根紧缩，林场退货，堵死退路，放“人情债”的责难迭起之后，他才不得不求助于法律的。曾广荣、罗泰康的沦落也非情愿。唯独如此，人物的心底巨澜和意志冲突才更为急剧严酷，其乖戾常情的行为和灵魂深处对传统观念的某些美好东西的痛苦扬弃，才更引起了观众的心灵震撼和惶惑。

不仅在开掘原著这一深刻主题方面，而且在运用电视艺术手段突现南国都市化风格方面，《商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像张汉池的退位和廖祖泉的钓鱼这两个镜头就都拍得相当写意。前者若明若暗的光影流动，唤起了观众对人物此举的社会内涵的思索，后者的倒鱼入湖以及与梁依云关于“生存空间”的精采对白，也把“商战”与环境的关系点化出来，发人深省。此外，像廖张家庭关系的调整，人物纠葛的起因、发生地和结果，电视剧也参照原著小说作了有利于揭示主题的适度变动，这都是应予肯定的。

《商界》是年青的广州电视台第一部独立创作的拳头产品，其对电视艺术的把握自然难免稚嫩之处，综观全剧，优美迷人能体现和深化主题的精采画面毕竟不足，停留在浮面表现商界活动的画面稍嫌过多，能激发大众欣赏趣味的文化基因还较欠缺，这都是今后大众化电视剧创作所要注意改进的。

从以上对南国都市化倾向代表作的个例分析可以看出，珠江大众文化的南国都市化倾向，是与珠江经济大潮的涌涨相呼共应的，其佳作（《公关小姐》、《外来妹》、《商界》等都曾荣获全国电视飞天奖）直面人生，洞察世相，拥护改革，基调健康，不为显贵讳，不为尘世迷。表现出历史使命感和文明撞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