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珠江流域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是鼓涨剧作家创作激情风帆的劲风,那广东省第一、二届艺术节的举办,便成为改革题材话剧一展风采的良机、客观分期的界碑和步入成熟期的起点。
创作于省首届艺术节举办前的5 出话剧,具有改革题材话剧开拓期的虎虎生气、明快风格和稚嫩色彩。《玩具交响曲》是广东第一出具有喜剧情趣的正面反映改革的话剧。它的出现,是新一代具有科技知识和经济头脑的改革家必将取代保守落后的旧企业管理人的耀眼信号。全剧以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玩具交响曲》为主旋律,具有幽默风趣的喜剧情调和明朗欢快的开放色彩。由工程师提为副厂长的李修文,临危受命,团结工人,几经周折,终于试制成功电子玩具孙悟空,打开了国际市场销路,救活了“死火厂”。在订单纷至之际,坚持盲目生产过时玩具的老厂长何广,终于认输让贤;而一些营私舞弊之辈,也受到应有惩戒。该剧在根据人物性格挖掘喜剧因素方面颇有成效,像何广推销旧玩具的闹剧,李修文追踪电子狗的误会,就是既见人又出戏,渲染喜剧气氛,揭示喜剧性格的好场段。但该剧有时对“笑”的喜剧审美功能理解有误,把车工霍自强贬得几近“花痴”就是油滑过甚之处。
由欧伟雄、杨苗青、姚柱林合力创作的《南方的风》,从多维空间透视了一个扭亏为盈、产值逾亿的药厂的改革事业。两位省委书记——肖紫云和罗挺对企业扩权的思想分歧和交锋,厂长刘立勋和医药局长史灏之间在人才使用及放手改革方面的暗地较量,构成了全剧的副线和主线,它们起伏交织,形成了一个个戏剧波澜。然而,改革信息的层出不穷,似乎使剧作家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举凡企业扩权、利润提成、产品推销、任贤用能、竞争合作、奖金股票、甚至农村雇工……都一一搬演剧中,让新闻报导剧式的“散”和“浅”,成为其“新”与“奇”的审美时效的致命伤。对此,剧作家亦有着痛切的体会。
二进中南海的《特区人》,是这一时期同类话剧的力作。毛遂自荐、闯入特区的女翻译罗丹,具有80 年代新女性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幸福的主动精神,恰与身先士卒却越俎代庖,用人唯贤却在个人感情天地里踟蹰不前的总经理武鸣,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观众对她的垂青以及对那些“特区人”——甘当食堂负责人的处级干部方淑芬、年轻气盛的引进部经理肖树刚、自学成才的炊事员林巧珍,以及带着有色眼镜看特区的孙维谷,弄权捣鬼的副总经理赵伟初等人的命运去留的关心,远超对“希望工业大厦”由哪个公司承包这一全剧中心事件的兴趣,这确是耐人寻味的。《特区人》在写人叙事的天平上首次倾于前者,在敞开特区建设者的心扉,让观众感受到他们视时间和效率如生命,为赶超世界文明潮流而日夜兼程的开荒牛精神方面,略胜同期话剧一筹,是剧作家林骥深入特区挂职体验生活的心血结晶。
《风从南国来》从一个新侧面反映了特区建设的艰辛。剧中主角原工兵营长雷凯,由于缺乏现代建筑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一味图快蛮干,酿成了重大施工事故。在血的教训面前,他从鲁莽汉变成了好学上进,具有科学管理才能的行家里手。招聘雷凯的“伯乐”——公司经理周英,既有女强人的刚强,亦有感情深藏不露,为使雷凯事业成功家庭和美而克制对其爱慕之情的女性细腻。该剧是部队作家陆永昌、张晓然力图通过舞台表现特区建设队伍光辉业绩的创作成果,尽管剧中人物性格和转变较为生硬,但毕竟为改革者描摹了一幅面目虽不甚清晰而轮廓却鲜明生动的剪影。
这一时期最后发表的剧作是陈天泽的《总经理的日子》,该剧为珠江三角洲“无烟工业“的经营者刻碑记功,填补了这一题材领域的空白。全剧矛盾围绕着宾馆扩建和人事任免,在总经理陈省清的人际关系中展开。由于资历和亲缘关系,他有望荣升,处理起小姨的降职和女儿的考卷来,也颇为顺手;他与副职林吉祥搭配默契,无掣肘之虑;后生可畏的梁百森诚服了,心怀不满的冯秘书则不堪一击,就连港商刘贤的如意算盘,也被爱国巨商王少愉拆破。全剧在宾馆与港商签约合作的喜庆时刻闭幕,显示了改革的美好未来和主人公强烈的事业心和拼搏精神。但陈省清承受的改革阻力实质上是过多的爱意,在温情脉脉的”爱河“中浮游,似乎模糊了人们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
广东改革题材话剧的开拓期剧作数量多,成活率高,开全国风气之先,引起了从中央到兄弟省内的领导的重视和观众、评论家的热烈评议,这不仅是其他剧目上演时罕见的,而且提供了当代现实题材话剧创作的宝贵经验。首先,这些戏是怀着强烈历史责任感和具有敏锐的时代意识的剧作家们,深入沸腾火热的改革前沿体验生活,追踪开拓者的前进步伐所创作出来的飘散着“开荒牛”的汗香,洋溢着创业者的激情的应时之作。它们发扬了中国话剧追导时代,为历史潮流呐喊的优良传统,应和了时代脉搏,反映了人民呼吁改革的心声,提出了社会迫切期待回答的问题。作为具有纪实性审美特征的时事剧,它们也有一些缺陷,即由于剧作家深入改革生活的时间较短,对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纷至沓来的问题还缺少理性认识,只能仓促搬上舞台,艺术概括不够,以至被人称为“社会新闻报告剧”。
其次,这批剧作家塑造了一群活跃于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改革者形象,激发了人民献身改革事业的巨大热情。当然,这一时期剧作对改革者的透视还限于表层,只注意到了他们坚持正确方案、坚持改革,任人唯贤的表面,忽略了他们心理结构及感情世界的内层,即使稍加触探,也较粗疏生硬。对武鸣辞职的描写,就没揭示这条硬汉彼时彼刻的复杂心态;陈省清对周雨的拒绝也不近情理,她毕竟是一位温柔体贴、倾心爱慕他多年的好心女人,怎会因一句错话就被贬入“冷宫”呢!
再者,剧作家们的戏剧观虽正在更新,也用了些象征手法,如电子孙悟空、希望工业大厦等,但对世界现代话剧的各种表现手段还较陌生,运用不灵,对传统戏剧表现手法又注意不够,造成了情节安排松散,旁枝侧蔓过多,中心线索不明,虽有个别精采场面却未能珠联璧合的弊病;有的戏的冲突和矛盾的解决依赖于外部力量,彼此间也未能有机统一起来,削弱了戏剧艺术的感人力量。
广东省第二届艺术节的召开,标志着本省改革题材话剧开拓期耕耘的结束和发展期沉思的开始……。改革不仅将产生伟大的宁馨儿,也将带来新生命诞生所必不可免的抽搐、阵痛和污血。而当这种阵痛发生在人们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撞击决裂的时候,就尤其令人难耐。并非每个特区人都自省到这一点。它需要一段痛苦而艰难的心灵历程,乃至一场由历史审判官执掌的严酷的灵魂的拷问。中年女剧作家许雁敏感地直觉到这一历史向改革者提出的挑战,即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的精神现代化嬗变速度,能否与时代的物质现代化建设同步?!在反映特区改革民主化进程和人们心灵蜕变的力作《裂变》中,许雁以哲理性的戏剧手法提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主人公易北林之口,宣告了成为封建关系网点的“家”的解体——“这座用权力和封建伦理道德支撑的大厦,早该让它……倒塌了!“
然而,易北林的妻子鲁是洁却不这么看。做为一位竭尽心力维持一个上层体面家庭的主妇,她振振有词地教训儿子道:“改革这改革那,总不能把家庭也改革掉吧!”可是,曾几何时,她便陷入了家庭四分五裂的怨怼声中,扭曲了苍白的脸。儿子易非把被外籍老板革职的怨愤倾泄在她身上,令她暗吞苦泪;女儿易桑与女婿高维之婚姻不合,离家出走,导致高维之狗急跳墙,用窃听隐私来要挟岳父;小女儿易燃大登其批判父亲政绩的文章,保姆苦姐要在临别前挑开隐藏20 年的真相,令她心悸胆颤;最伤心的是丈夫对她维系家庭和谐宁静的一切努力都视若无睹,与心心相印的情人夏雨藕断丝连……“那没有感情的,就是第三者。”夏雨的致命一击,更叫她嘴硬心怯。遗憾的是,剧作者让这个可悲可悯的女性啜饮了过量的酸辛苦酒,却没有将酶化苦酒的各种社会酵素化解出来,没有让易北林在妻子的受难中反思自己的谬误:没有他这根“栋梁”,“大厦”能够撑持至今吗?让一个与他同乡的姑娘在易家耗尽青春,是难以置信的,即使成立,他也难逃其咎,而他就此对妻子的怪罪,也难免空泛乏力了。
《裂变》的核辐射波,并不因此而失却穿射力,它在展示新老改革者们叱咤风云、义无反顾的光明面的同时,大胆探究了在他们违心戴上的“假面”下的真实感情世界,较为完整地托出一个活人的灵魂,从而引起人们对于改革进程中素质现代化和心理健全化疗救的注意。易北林可以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当场拍板百万元贷款和“大逆不道”地与金发女郎跳舞,何等潇洒,何等有男子汉气概!然而,他却甘愿与文革中离心离德的妻子同床异梦,畏首缩尾,不敢接受夏雨坦诚、明净、纯情的爱。其实,这又何止是他一人的悲剧;伟大如鲁迅,当年不也屈从于母亲的意旨,娶了并不相爱的朱安“厮守”终身吗?揭示出中国千百年传统思想的因袭重担对国民精神的压抑,以至连为四化改革大业献身的先驱也难幸免,正是《裂变》的深刻之处。
许宏盛根据林经嘉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急流》,从改革者如何认识并突破自身的局限的新剖面,揭示了改革实践中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www.xing528.com)
丁一——急流勇退的进攻型改革家!由“独裁专断”的“明主”到还政于民的“民主”,他似乎铸造了一副自相抵牾的性格,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作家从新的审美视角上对当代英雄——改革家的是非功过的历史反思和评价。做为一个空军转业干部,丁一具有在纷纭多变的“战况”面前迅速部署应战的本领和自信,且善于施展其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硬政治手腕。“用民主的方法搞改革,将会被无休止的清淡和无原则和牵扯迁延时日,在时间上我们已经没有本钱了,而用那种所谓的‘独裁’方式推行改革,则有如顺水推舟,急流勇进,一泻千里。”由于他这一套压乱求治的改革理论和措施合乎厂情,顺乎人意,确实屡见成效。但如果作家的笔力仅此而已,那么丁一的形象就难以跳出“乔厂长”“武鸣”式的模式而只能是扁平、灰色的偶像,这个连名带姓只有3 划,办事果敢爽快的改革骁将,充其量也不过是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而侥幸成功的莽张飞而已。
对此,剧作家有着清醒的估计,他根据原著精神深化了主人公的自省意识,跳出了同类话剧的窠臼:丁一,这个善于向旧弊陋习挑战,对改革绊脚石毫不留情的“独裁改革家”,他举起的第三板斧,不只是辟向那几个昏庸保守的同级领导人,而且还劈向自己——他急流勇退——辞职了。对于一个以改革为己任,功绩卓著,声势日炽的企业家来说,这一举动是多么令人费解、惊讶和惋惜。其实,《急流》对他作出这一果断抉择的思想脉络已有所展示。颂扬丁书记的配乐诗朗诵的滑稽表演和马师傅的下跪挽留,使他眼见领导被群众涂上深化色彩是多么可怖;而“联营”碰壁的心劳神伤和柳暗花明,更使他认识到民主型人才的可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像我这个‘独裁’型的,一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应该当机立断把位子让出来,让给那些更有文化,更有民主精神的人来接班,这样,我们的改革事业才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正是他急流勇退的思想基础和《急流》的点睛之笔及深刻题旨之所在。而殷秋菊的拔高,则不仅坠入了“女强人”的俗套,且有直奔主题之嫌。
综析本时期的创作实绩,可以见出其与开拓期创作的明显差异,其审美特征已由纪实性转换为哲理性,加强了剧作的思辨力和艺术性,基本弥补了面窄量少的不足。
《裂变》和《急流》,都是以刻划改革者自身的思想局限和表现其由反传统陈腐观念的自省意识引发的“惊人之举”为共同特点的,易北林竟冒道学家之大忌,决心带着与情人畅谈心曲的录音带登上选举台,以不戴假面的自我形象争取选民的信赖和谅解;丁一在达到了威望和权力的巅峰之际让贤退位,与头脑中的“独裁”彻底决裂,都是这种震世骇俗的“惊人之举”的戏剧化。
不论是剧作家独立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借助小说家的探索窥视到这一点,都使广东改革题材话剧进入一个新的艺术境地并涂上了浓厚的思辨色彩,从前期纪实性新闻报道剧的粗坯中脱胎而出,成为富于哲理性、启示性的问题剧,使人们由外在的认识改革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到内在的认识改革进程里人自身意识中由新旧思想质子撞击到发生核变的微妙、急剧变化的复杂性,从而更清醒、更自觉地投入伟大的改革事业之中,这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
广东改革题材的话剧能否更上一层楼,再领风骚,顺利步入成熟期?这不仅是个艺术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艺术理论问题;从对开拓期、发展期剧作的人物形象系列、剧作主题类属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总体审美评估中,将使我们对成熟期的憧憬融入较为清晰的画面之中。
从人物形象的系列看,剧作家们心目中的英雄好汉,都是些背负着因袭重担的年富力强的改革家。他们大都经历过坎坷的人生历程,有丰富的阅历,有虽嫌不足但尚可将就的专业知识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是目前改革大业挑大梁的人物(如李修文、刘立勋、武鸣、雷凯、陈省清、易北林、丁一等人)。在他们身上,历史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豁达大度的坦荡胸怀,高尚的品质和刚正不阿的品性和渗透于血液中的历史局限、违心的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的退缩,乃至心力交瘁的末日感(易北林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时起时伏,若明若暗,似静似荡的复杂心理变化,从而打破了戏剧主人公务必高大完美的“左”的框架,向生动再现具有审美意蕴的肩负历史重担的开拓者的真实形象迈进了一步。
第二组最集中寄托了剧作家审美理想,且有浪漫色彩的人物,是巾帼不让须眉,英气逼人,秀外慧中的女强人形象(如何桂香、肖肖、罗丹、周英、夏雨、易然、殷秋菊诸人)和具有民主开放、独立不羁、助人为乐、是非分明等优点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如林巧珍、邝阿妹、苏涓涓、何雪菲等)。她们是新中国妇女充分认识自我价值并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一代,剧作家在她们身上凸现了改革开放后优化了人们意识结构的现代观念,赋予她们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最大勇气和超世脱俗的言行。美的容貌、美的服饰、美的心灵、美的举止……寄托了剧作家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但审美激情的过于偏重女角,则使男主角更显渺小,招来了“何其不灵”的普通责难,削弱了剧作的现实主义力量。
第三组人物形象是一群奋发向上,风华正茂、敢为敢当的青年改革家,具有与第二组的阴柔美女角不同的刚性美的审美特征;像肖树刚、梁百森、司徒翰、宇文刚、李想等都是其佼佼者。他们是建国后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正以接班人的雄姿登上历史舞台。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他们不无迷惘、消沉和彷徨,在改革洪流的冲击下,他们萌发了重铸自身和选择最佳社会位置的强烈意愿并付诸行动。可喜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奋斗,沟通了他们与前辈改革家的心灵,梁百森称他们“是为后代打下坚实基础的一代”,就颇有代表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前三组人物对立面的第四组人物,有的是由于私欲膨胀(如廖钻、赵伟初、李克),有的是因为暂时对改革不甚理解(如何广、罗挺、史灏、罗涛、周祖健、包连义、苏定海、鲁是洁),还有的是感情和性格的原因(如罗玲玲、周平、宫淑玉等)。这庞大的“反”改革阵营并非铁板一块,然而其存在本身确也说明了中国改革的阻力之大。剧作家未能深入这些“对立面”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历史积淀物与时代发酵物“酵化”过程的奥秘,是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改革题材话剧浮于生活表层的原因之一。
人才使用、方案选择、权利争夺与爱情纠葛,是广东改革题材话剧常见的四大主题。它们在各剧的表现形式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在前述中年改革家、女强人、青年改革家、反改革者这四种人物中,前三类矛盾——即人才使用、方案选择、权利之争等往往在第一种人与第四种人中间进行,结果是优胜劣败,第一种人战胜(说服)第四种人。这种单调的大团圆式格局,实为艺术大忌,它虽能迎合群众盼望改革奏效的心理,却因过滥而落入俗套。于是,剧作家们试图在第一种人与第二种人的第四类矛盾——爱情纠葛上做戏,而结果又往往是战友情谊虽存,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肖肖与刘立勋、易北林与夏雨、丁一与何雪菲、武鸣与罗丹、周英与雷凯,就都是如此。这种惊人“巧合”造成的新模式,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作为改革事业的生力军,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似乎是天生是第一种人的同盟者和第四种人的反对者,而且本身又注定一成不变地扮演着“人才”(或伯乐)——第一种人的信赖对象和第四种人的排斥对象的角色,这也使生动复杂的社会现象变得虚幻乏味起来。主题的雷同、人物的模式、矛盾的俗套,是剧作家对大时代瞬息万变的改革时局缺乏洞幽烛微的真知灼见,满足于作浮光掠影式扫描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曾语重心长地劝告“青年德意志”文学流派中“头脑最清晰最聪明”的骨干作家谷兹科夫说,“如果他想继续从事戏剧创作活动,他总该研究一下如何选择比过去更好更丰富的思想材料,并且不要从‘现代事物’出发,而要从当代的真正精神出发。”[4]这对广东的改革题材话剧乃至中国的改革文学,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的高度鸟瞰,浸漫神州的开放改革,是不可逆转排山倒海的历史潮流。当改革题材话剧睁大惊奇的眼睛,面对并跃入这浩浩荡荡、挟沙激石、鱼龙混杂的改革大潮时,是难免呛几口水,甚至不知所措的;这正是剧作家大都缺少“更好更丰富的思想材料”,对“改革”这一众说纷纭的“现代事物”的理解过于肤浅浮泛和概念化,因而无从把握人心所系的“当代的真正精神”所致。而要突破这一历史的局限,把广东改革题材话剧(文学)推向成熟阶段,就必须全力向历史、先进的哲学、优良的艺术传统和现实世界索取更多更好的思想材料,从中提炼出生命充盈、震撼人心的时代精神,把作品写深写活。具体而言,可注意这几个方面:①由注重表现改革家的外在活动线到注重探寻其内在心理线,由注重表现改革者的理智思考到注重表现其感情的波澜;由刻划四种人物的用力度按次序排列到自由式无序排列,充实改革题材话剧人物画廊的涵盖面。②话剧主题由原来的四种必备到随机取样,即由固定的模式、标签式的图解改革生活到审美地表现它的某一断面或多层面。③戏剧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由现实主义为主,到坚持现实主义与巧妙运用现代各戏剧流派的各种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相结合,以满足新一代观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合理审美需求。倘能如此,广东改革题材话剧将稳步进入成熟期,其中心人物将逐渐由青年改革家的形象所充任,其艺术视野将逐渐拓展而涵覆各地区沸腾的或静谧的改革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随着改革日益深入人心日益普及各行业而淡化其题材疆界,达到与同时代同题材姊妹艺术品种浑然一体、各逞风流的妙境,从而实现第二次飞跃,使观众从认识和理解改革者,变为化身其间,认同效仿,产生感情共鸣,获得隽永愉悦的丰富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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