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新语:深度探索珠江文学

如果说，珠江文学主潮广阔空间的“广”，主要指作品的人民性，它的创新精神的“新”，主要指作品的时代性的话，那么它“深入掘进”的“深”，则主要指其作品对其思想性和艺术生命永久性的不懈追求。“广”“新”“深”三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深”是以“广”和“新“为必要条件的。没有广采博收，百花齐放的宽广胸怀和大胆创新的魄力胆识，就难以创作出有份量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同样，离开了作家对生活深邃的洞察和精深的表现，离开了作品思想的深刻性，那么“广”只能是空泛乏味，广种薄收，“新”只能是炫技斗巧，华而不实而已。

广东作家林经嘉的小说《急流》之所以一炮打响，并被改编成话剧和广播剧，成功上演和播出，靠的就不仅是改革题材的“新”，而是审美视点“新”和主题的“深”。他不仅象一般作家那样，看到了人民群众需要蒋子龙笔下乔厂长式的改革家，而且更深一层的看到了个人崇拜及个人迷信将会给改革大业带来的潜在危险。主人公丁一在工厂改革步入正轨后的急流勇退，并非范蠡式的功成名就、忧谗畏讥的明哲保身的消极逃避，而是向旧的居功自傲、唯我独尊的保守意识的挑战，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面向未来的开拓精神的闪光，这正是该作品较同类题材作品高一层胜一筹的深刻之处。

由此可见，所谓“深”，首先是指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的体察，以及作品艺术的精湛水平和思想的深刻程度。林经嘉在创作《急流》前，曾任韶关钢铁厂的领导职务，对“丁一”的处境感同身受，对城市改革事业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了解较深，其作品自然会优于一般隔岸观火、隔靴搔痒之作。因此，深入生活，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自然成为强调“深”的第一层含义。当然，这种旨在感受时代脉搏的深入生活，不是专用猎奇的眼光寻找生活中落后、愚昧、丑陋的渣滓，也不是以超然物外的冷漠心理去展览都市生活的个别脓疮的溃烂，而是通过逐一解剖城市的全部细胞——机关、社团、工厂、公司、学校、商店、车站、饭店……中的种种人物，在表现城市与其外围——市郊、乡镇、村庄……的横向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同时，描绘出城市作为现代文明之核能产生的原子反应堆的历史真实，从而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革命中创造奇迹的历史进程，表现历史的主人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心态、行为及进步，达到文学鼓舞人民、激励人民、团结人民、美育人民的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为数可观的益人心智的优秀作品，而优秀作品又有赖于优秀作家的培养。鲁迅说得好：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没有思想更深刻、目光更深邃、感觉更敏锐、立场更进步、观念更新潮的大作家，就产生不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大作品。从具体为珠江城市化文学主潮推波助澜这一目标看，就需要作家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深入的了解，并在坚持文艺的“两为”方向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达成正确认识。

毫无疑问，由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有的看似只冒出了芽尖，却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有的看似一种物质文化想象，其实也预含着精神文化的嬗变。例如，在一本题名为《成功的诡道》^[4]的粤版小册子里，作者提出了这样富有新意的观点：①商人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点上做生意的，利润是他的应得报酬；②没有利润，则表示对社会的服务不够，赚钱光荣；③赚钱是每一个追求成功的人的目标，存钱跟赚钱同样重要；④经商是有才能者的用武之地，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事业，哪点也不比当官的差；⑤别嘲笑商人浅薄，还有什么比金钱更深刻的么？作者洛拜是一位抛弃大学生固有岗位的稳定待遇，投身商海从事医疗器械业的青年商人，也是一位继席慕容、汪国真之后的流行诗人。如果我们不是从他的论点的严谨科学，从他谈商论道的只言片语中去挑刺，而是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和珠江文化的传统去研究这位南国青年的话，当会获得丰富的启示：其一，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市场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日积月累对中国新商人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是与“唯利是图”的歪道商术背道而驰的；其二，追求合理利润，并以此作为事业成败标志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对“君子耻于言利”旧观念的反动，把赚钱多少作为对社会贡献大小的标尺，从社会上目前对许多实业家的巨额赠款的依金额增多而增多的热烈褒扬看，难说毫无道理；其三，商本位思想。在当前，这是一种对官本位传统思想的猛烈冲击的平民思想。它在岭南地区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对于热爱本职的敬业精神、民主精神的培育不无裨益。从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可兼职人大、政协，当民意代表等）的社会现实看，也确是一条人才培养之路，其四，金钱关系深刻揭露出相当范围内人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实际上，无论是从人们对“口惠实不至”者的鄙薄，以及对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条的推崇看，建立在互惠互助、利国利民基础上的金钱关系都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显然，探讨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这类新观念，以及在这些新观念驱使下从事的各种活动及其后果，正是珠江文学主潮题旨所在。

物质境遇的改善和窘迫对都市人的观念形成的作用及其结果，也是应予以注意的。例如，广州目前国营、集体旅行私营的小汽车出租公司有200 多家、车辆上万，出车营业额每天近百万，载客数万人，服务周到，积极竞争的风气开始兴起。这对广州人由“磨时间省钱”变为“花钱省时间”的观念变化无疑是一种触媒。随着消费渠道和消费方式的增多，“舞会热”、“旅游热”、“卡拉OK 热”、提高消费档次的“享受热”和“勤劳致富热”、“炒更热”、“学习文化技术热”相继兴起，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出现了诸如由自我封闭到扩大交往，由爱好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由崇洋仿外到“洋为中用”、发展民族文化，由从众求同到标新立异，由“时间就是金钱”到“人才就是资本”。由“文不经商，士不理财”到“以文补文”，“以商促文”^[5]的新变化。在那些借改革开放之机首先富裕起来的珠江民众中，也发生着令人或感欣喜或感焦虑的变化：一方面，一些富裕户积极赞助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扶困济贫，遵纪守法，参政议政，表现了先贤志士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也有些富裕户“饱暖思淫欲”，重婚纳妾，嫖赌吸毒，违法乱纪，唯利是图，热衷于封建迷信，把剥削阶级的一套腐朽思想承继了下来。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类型和众多的中间类型身上，以及在上述新观念驱动下人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作家们可以发现多少未知的人生奥秘，提取多么丰富的社会信息和审美信息！这都正是以城市文学为主潮的珠江文学的用武之地。

从文艺创作的系统整体看，珠江文学的深入掘进，不仅是时代对于其文学主潮勃兴的要求，也是时代对于其文学评论和理论升华的热情呼唤。创作离不开评论的扶持，评论离不开创作的实际。作品主题的深刻，社会意义的深远，人物形象的独特美学意义，既是作家形象思维结晶的客观存在，也有待于评论家独具慧眼的发现和理论家统观全局的指点。所以，珠江文学主潮的勃兴，渴求着文学评论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及热情支持。

为珠江文学主潮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的深化，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辩证关系，关于文艺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遗产，关于艺术的典型化原则，关于艺术效果必须顾及社会效益，须由社会来检验，关于艺术的“两为”方向和百花齐放方针等一系列正确论述，至今仍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于运用其原理来指导创作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说，尤其应该防止将一些习以为常的然而却是错误的观点当作正确的东西来坚持，例如，把文艺机械化地理解为政治的工具的偏激观点，就是急功近利和狭隘的，它不可能全面发展文艺的诸功能。在这方面，善于以文艺评论和创作来领导广东文艺工作的深受作家尊敬的杜埃同志的认识变化和经历，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在60 年文艺生涯中，广东著名老作家杜埃曾先后兼任编辑家、评论家、文艺组织家，“为文艺园地灌水培土”，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启发同辈及后学的成就”。^[6]从他的文艺观的特点、内核及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任何一个作家，或迟或早，都会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形成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文艺观，对于杜埃来说，他是在1931 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堤岸之夜》后的两年，即1933 年，首次在《民国日报》上载文《实际的生活体验与文艺》，提出了自己重视实际的生活体验的文艺观的。此后，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华南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49 年，1955 年，1982 年出版的《人民文艺浅说》（2 万多字）《论生活与创作》（约6 万字）以及《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21 万字）等三本集子，如一条红线，串起了他50 年来文艺观的珍珠。观而析之，使我们感到了一个坚持党性原则，具有亲力亲为的丰富创作实践经验，勇于坚持真理修正偏谬的文坛老将的拳拳之心。

的确，翻开这3 本集中了杜埃基本文艺观的集子，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首先看到的，正是其始终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确精神的不懈努力。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观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观点，吸收优秀文艺遗产的观点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在3 本集子中都得到了提纲挈领的表述。这种表述是更为结合实际和通俗化的，它面向着南方的一些远离解放区的一般作家和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而发，往往从具体问题、具体作品入手，循循善诱，辞婉意朗，有如兄长促膝谈心，绝无半点披虎皮吓人，板着面孔训人，挑刺扣帽挖苦人的文艺官僚味，深受文艺界人士及文学青年的喜爱。

由于长期在华南地区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工作、报刊编辑工作的缘故，杜埃在阐述自己文艺观点时候更能注意南方文学的特点，且能从编辑的角度去看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很重视南方民间文艺形成（如粤讴、木鱼书、龙舟歌、采茶歌、南音、山歌等）在文艺普及中的作用，主张在肃清“文盲”之前要多采用口头形式，先消除“文聋”。并根据华南地区比华北、华东地区解放晚的实际提出了城乡文艺工作的侧重点，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指出文坛上一些作品没有具体人物形象，只有通篇政治术语和大道理的不良倾向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出在作者身上，根子却与编辑的指导思想有关，并严肃批评了这种择稿时“只从是否符合当前某一最具体的中心工作的需要出发”。^[7]的错误编辑方针，从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作者，而在于某些错误舆论及编辑方针的误导。

注重艺术辩证法，是杜埃文艺观的突出特点，他在强调作品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作用时，反对那种生硬的政策加艺术的做法，主张：“思想——它是通过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及其具体环境、事件、生活中具有特征的细节和人物本身的性格，而全部融解到艺术形象的体系里去的。”同样，在涉及文艺的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贯彻“双百方针”和发扬艺术民主等问题时，杜埃也是始终从事物的辩证关系去看问题，避免片面性，走极端的。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一点论”、片面性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他明确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四人帮’彻头彻尾地反对毛主席的两点论。两点论是毛主席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去分析事物的及其精辟的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著名论述。”我们看到，在杜埃的文艺观中之所以很少片面性，在阐述已见时能以理解人，与他明了艺术辩证法是很有关系的。

杜埃文艺观的内核由3 个部分组成，这就是坚持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创作论”，强调妥善处理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中心论”以及重视艺术形象塑造的“人物论”。

从投身文坛到写出第一本文艺创作辅导读物，再到将近50 年的文艺评论结集出版，杜埃始终坚持了“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的文艺观，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大声疾呼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探求生活的内在本质，创作出具有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来。针对一些作家对深入生活的错误认识，他有的放矢地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他们或者是在深入生活时流入形式，或者是迷失方向，或者是旧生活方式和习惯势力的阻挠，提出了“生活，是创作者的命根子”的观点。其原因，正如他所说：“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如果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那将是一事无成。因为一个作家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就易于脱离政治，从而脱离党的领导，并使自己的创作变成苍白、缺少生命力，使创作陷入困难的境地。”从广东文坛乃至全国文坛的现实看，确是如此。

杜埃的“创作论”还包括了他对文艺创作过程的3 个时期的看法，这是他根据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其贡献在于，他没有依葫芦画瓢，机械地将写作过程分为材料积蓄、构思、动笔3 个阶段，而是根据艺术的规律和辩证法阐析了3 个阶段互相依存，彼此渗透的内部关系，从生活积蓄、题材选择、主题确定、人物塑造、语言锤炼、修改提高诸方面给予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把创作过程的内部运动描划了出来。(www.xing528.com)

对于文艺工作与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杜埃以一个创作者兼领导者的眼光，比较早看到了一些单纯行政工作者比较容易片面理解问题的情况。他早在1954 年便明确地指出：“迅速的反映现实，及时地配合当前的运动，这是肯定的。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不能按照片面观点所要求的那种紧紧地直接地配合当前每一具体中心工作的作品便为过时的作品，不加分别的武断说这些作品已不能符合当前的政治要求了。中心工作转移了，作品已过时了。”从今天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文艺担负着以远大理想、美好情操去熏陶和培育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具有以丰富的内容和各种形式去满足人民的健康精神需求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乃至宣泄功能。杜埃能在片面强调文艺对政治的从属、依附关系的50 年代，就敢于提出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符合文艺与社会关系规律的正确看法，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是杜埃的“人物论”观点的最明确表述。“从具体人物的具体环境出发。去发觉人物的丰满的内在精神状态”，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提出人物塑造方法。他始终深信：“要写出生活中的真实，最主要的是写新的人，新的思想，新的品质；要通过人物的典型性格，来表现我们时代的真实”，从这种时代新人代表了生活真实的观点出发，他理直气壮地反对狭隘理解文艺必须配合中心工作的“过时论”，认为人物是运动的主人，具有崇高思想性格的人，因其对读者的感奋鼓舞作用，是不会过时的。杜埃还十分重视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和丰满度，反对人物描写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他认为，“承认生活中的人有其不同的个性差异，才有可能避免人物的一般化。”这对一些只强调人物的抽象的阶级性，却看不到或不承认人物丰富的社会性的人来说，确是中肯的批评。

除了以上3 个内核外，杜埃的文艺观还包括了诸如文学语言，主题与题材的关系，形象思维等许多内容，从各个方面显示了他的文艺观所特有的坚持《讲话》精神、通俗化、南方味、多角度和注重艺术辩证法的特点。通观他分作于40 年代、50 年代及80 年代的3 部文艺论集，可以看到一个忠于文学党性原则的老革命文艺家的战斗足迹。

无庸赘言，杜埃的文艺观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坚定的文艺党性原则，讲究艺术辩证法的正确文艺观，并不是与生俱来，一次完成的，而是他长期文艺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日益完善。例如，杜埃及关于“精神产品的创作有自己的规律，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行政方法去解决”的艺术民主观点，关于“艺术风格应当自由发展”，反对“四人帮”破坏“双百”方针的观点，就是在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再如他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中心论”的提出，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人民文艺浅说》一书中，他便曾有过“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必须服从具体的革命任务，革命政策”^[8]的偏颇观点，强调把具体的减租减息、土地制度的改革当作写作的中心。这种急功近利的文艺观，自然与当时革命形势的遽变，认识的限制有关。因此，一旦他从文艺发展的实践中觉察到原观点的偏差，便毫不犹豫地扬弃了，这正是一个忠于文学党性原则的老革命作家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生动体现。

无论是从全面评析杜埃作品的角度，还是从巡视广东当代文学批评及理论发展的需要看，研究杜埃文艺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总结过去，开创未来，迎接珠江文学大汇流之城市文学主潮的勃兴！

文学史戏剧的魂魄，戏剧是民族的旗帜。新时期人民审美观念的嬗变，向传统戏剧及其旧观念提出了挑战，适者存，劣者汰！戏剧改革的严峻形势强烈企盼着——

【注释】

[1]列宁.转引自人民日报［N］.1987.3.17.

[2]列宁.列宁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8.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D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8288.htm.

[4]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8.

[5]深圳市文化委员会.深圳特区文化初探［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0.91-96.

[6]茅盾.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论生活与创作［M］.广州：作家出版社，1955.69.

[8]杜埃.人民文艺浅说［M］.广州：中南新华书店，19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