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新语：内纳成型，两千年文化融合

在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昌明时代，珠江流域的古越人虽也有了商业都会番禺（广州），有了“缚娄”、“阳禺”这样的小国，但毕竟是些楚国的附庸，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无足轻重。

秦王朝一统天下，挥师南进，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兴修灵渠，把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结成整体。此后直至清末，南粤虽也曾有过赵佗立国（南越国，前206—前137 年），刘龑称帝（南汉国，公元917 年—970 年）的时候，但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封建割据。岭南与内陆的交通阻隔，以及人为的政治上的偏安一隅，确也有过保护地方经济免遭战祸的一面，然就其对全民族文化的贡献而言，则难有重大建树。以唐朝而论，清人黄子高苦寻穷搜，在其四卷《粤诗搜逸》中亦仅仅得唐、五代岭南诗人20 余人、诗数十首（张九龄、邵谒、陈陶除外），这在同时代多达两千余诗人，近万首唐诗中所占的比例确实过小。即使是入相唐朝，名震一时，被尊为岭南诗祖的张九龄，其诗歌成就也难敌同朝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人。再纵观宋、元、明、清（前期）诸朝，除屈大均略有文名外，在全国享有更高知名度的大诗人便再也找不到了。而此期间最为世人称道的珠江文化功臣，则是逾岭南来的唐代韩愈和宋代苏轼。由于这两位佼佼者兴学勤政，客观上缩短了时称南蛮之地的珠江文化与先进的黄河文化及长江文化的差距。从历史上看，所有以先进文化改良本土文化的先哲都将为后人景仰，这正是毅然归汉的赵佗和巧结异族缘的冼夫人颇受岭南人尊崇的原因。

总之，这一时期绵绵两千年的珠江文化，可称之为“内纳成型”式的借助先进的内陆文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文化，她将秦汉中原人的谪徙，晋末“流人”的避乱，宋代江南藉人为主体的逃难等多次岭外南迁人潮所带来的先进的内陆文化，纳入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一种既水乳交融地统一于中华文化之中，又独具风情特色的地域文化。

这种虽经“汉化”却依然保持本色的珠江文化的个性特征是很鲜明的，在粤人思想的物质外壳——语言方面，它表现在：粤方言大致可分为广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三种，它们本身便分别是迁于秦汉的“中县人”、唐宋时的闽南人、东晋时的黄河流域的汉人所操的古汉语与当地古代百越人语言结合的产物；在粤人思想的价值取向——如功利观、事业观、乡土观等方面，它表现在：

1.粤人重农而不轻商，在岭南农耕发展，成为“多谷”之乡，稻田利薄之后，即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或“以花果取饶”，或以蔗鱼获利，颇具经济头脑。

2.粤人重仕而不轻工，除了也走读经致仕这条路外，并不鄙视甚至还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天地广阔的国际市场上，很早就利用本地资源发展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且技术精进的造船业、陶瓷业、冶铁业、铸钱业、制盐业、榨糖业……

3.粤人重土而不惮离，由于先祖颠沛流离，开辟蛮荒，创家立业的示范，粤人既有造福乡梓，叶落归根的浓厚的乡土观念，也有漂洋过海，经商致富，白手起家的勇毅和经营才干。环视海外，粤人在千百万华裔中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便可为证。(www.xing528.com)

当然，笼统地将近代史前的珠江文化发展，归结为“内纳成型期”，虽有点睛之妙，难免粗疏之弊。特摘引著名珠江文化学者黄伟宗教授赠阅的《对珠江文化的探索历程》如下，他对本时期的“三分法”，完全可以看作这一漫长时期的三阶段：

“第一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任嚣、赵佗先后治理岭南，为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做了许多工作，也为岭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但真正结出硕果的是在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统一岭南以后。这时在广信（今广东封开与广西梧州之间）设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使广信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来的桥头堡，是其与岭南文化的主要交汇地。所以，作为代表广府文化的语种粤语（是中原古汉语与岭南百越语混交而成之语种）在此发源，中原和海外的文化教育最早最快在此传播，使生长在此的文化人得风气之先，捷步登上全国文化舞台，并形成为带学派型的学术领袖或家族，产生广泛影响。如：屈大均称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陈元父子，为《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奋斗了三代，被称为‘古文经’学派；东汉时广信太守士燮和他的三个弟弟（士壹、士黆、士武）都是经学家，被称为陈氏学派之继承，在当时京师学者关于古文《尚书》的论争中名噪遐迩，他们与陈氏父子都是广信人；另一位东汉人牟子在广信撰写出中国佛教的首部理论著作《理惑论》；东汉著名道教领袖和理论家，在广东罗浮山著述影响深远的《抱朴子·内篇》。这些都是在当时和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名人名著，分别是汉代的儒、佛、道三家学术界主要代表。所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堪称为汉代珠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成就和影响标志着珠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即屈大均所说的‘然’），体现了珠江文化从汉代起就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二时期是屈大均所说‘炽’（即兴旺）的唐代宋代。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也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世。在这年代，广东经济空前繁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已从粤西转向粤东，对外交通和贸易特别发达，岭南与中原交通要道之一的梅岭（即大庚岭）古道，在张九龄主持下修连开通，促进了南北交流。这些因素造就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珠江文化的兴旺发达，涌现了文才辈出、泰斗层生的盛况：堪称珠江诗圣的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官至宰相，贤明有为，主修梅关古道，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可谓大儒，其诗清淡幽雅，代表岭南诗风，又被誉在唐诗中开创清淡诗派。明代学者胡震亨《唐音癸签》称：‘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九龄）首刨清淡之派’，说明张九龄在诗坛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同在唐代的佛家禅宗六祖惠能，是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人，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顿悟成佛说，使佛教平民化、中国化，被视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又是禅学思想的领袖和代表，堪称珠江文化哲圣，在全国全世界都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宋代岭南文坛泰斗也大有人在，如广东曲江人余靖，既做过高级外交官和武将，又是著名学者、诗人：特别是有不少著名文人墨客因种种原因在岭南久住或暂住，写下或留下甚多弘扬珠江文化的名篇或业迹，也作为珠江文化的一份历史财富名垂青史，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就有一半（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在岭南留下千古绝唱，唐代诗人刘禹锡、宋代诗人杨万里、书画家米芾、著名清官包拯和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都为珠江文化作出贡献。”

“第三时期是屈大均所说‘照于四方’的明代，特别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明代中期。在这年代，广东经济很繁荣、对外交通和贸易尤其发达，海外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多从广东沿海湧进，使得广东接受了特多的海洋文化，同时与内地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密切了，更多地介入全国性的文化潮流了，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形态更成熟更明显了，对全国和世界的影响更大了。最能体现这种盛况的，是三个代表人物：一是此时从澳门进入广东、后又先后到南京、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此人在广东先后在肇庆和曲江达十多年之久，穿佛教的衣服宣传天主教，既传教又传西方科学技术，做了许多将海洋文化融入珠江文化的工作，然后又使具有江海一体内涵的珠江文化北上，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交流，可谓是一位珠江文化化的文化交流使者。二是明代著名哲学家陈白沙，又名陈献章，广东新会人，明代理学大儒，是后来形成的王阳明与代表的心学体系的开山祖，又是著名的心学诗人，在哲学和诗学上都体现珠江文化特色，在全国和海外有广泛影响。明末学者屈大均，广东番禺人，晚年出家，以和尚身份掩护进行抗清斗争，写出巨著《广东新语》，是一部广东的‘百科全书’，可谓广东首部地方学专著。他在此书《自序》中清楚地表明此书详写广东不仅局于广东，而是从世界看广东、以广东看世界。这种视角，说明作者写这地方著作，不是为地方而地方，是从世界大视野确立之地方学，是世界性的地方学专著。以此高度眼光而写出的首部岭南文化学专著的出现，正是包含岭南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可以说，珠江文化在本时期三个阶段中，经长期演变形成的这种在北方“汉化”中依然保持南方本色的珠江文化特质，既与它最充分地吸纳内陆文化的灿烂成果有直接关系，也与它顽强地保存本土乡民的原始观念有关，自战国时期番禺（广州）成为华南商业都会，成为北国珍奇异玩（如玳瑁、珠玑、象牙、犀角）源源不绝供应地后，珠江口岸便是内商往返，外商云集的繁华之地。这种状况从来就是历代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所改变不了的（如汉代吕雉对岭南地区的经济围困，明初严禁私人出海贸易的《大明律》，清初强行内迁沿海居民，不准片帆下海的政令，等等）。千百年来，南粤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不惜以死抗争，前赴后继，终于迫使封建统治者放弃了闭关锁国、封海禁商的反动法令，为珠江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