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大理的中心地位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南诏时代。唐代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洱海周围一直处在“部落支离”“首领星碎”“朋仇相嫌”的无中心局面,致使西南吐蕃势力频频入侵。唐王朝将一个机遇赋予一介农夫细奴逻,他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最终统一了六诏。
此后,南诏以洱海周围为据点,经过罗盛炎、盛罗皮、皮罗阁和阁罗凤等乃至大理国几代人的努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业,大理也因此成为云南中心500多年。
一个中心的形成很不容易,它势必具备一定的机遇和条件,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区位优势。在这方面,大理是得天独厚的。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使东西商常经年行进在这条自然界的大动脉上;而气候宜人、“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的自然环境,成了长途跋涉者休养生息的最佳选择。不知不觉,洱海周围聚集成了云南的中心。很显然,一旦中心地位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辐射力。因此,可以说“人气”是一个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
据史载,唐大中十年(856),为了适应外交活动,南诏王劝丰佑曾在大理城内建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的五华楼,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君长。这种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体现了一个地域中心的气势和威望,可以看出南诏国在周边的向心力。白族著名学者马曜曾说:“自古以来,白族主要分布于洱海至滇池一带的内地平坝河谷地区,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较早较多。通过白族的媒介作用,把内地汉族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精神文化传播给云南境内各族人民,乃至周边国家的人民,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他还说:“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地区性的民族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局部统一和全国统一,就是小中心和大中心的关系,就像“众心捧月”,月亮是大中心,无数星斗是小中心,大中心统领着小中心,相辅相成,组成一个统一体。
元朝建立了云南行省,于是将首府迁往中庆,从此云南中心转至昆明。但大理积淀牢固的中心地位,一直引起战略家的注意,康熙就是这样有眼光的王者。(www.xing528.com)
大理点苍山中和峰半腰有一座中和寺。从寺里鸟瞰山下,棋布邑居和碧波洱水尽收眼底。于是康熙感慨之致,亲自题写“滇云拱极”四个大字的块匾,让云南提督偏图悬挂在中和寺。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什对边陲古城大理如此垂顾呢?说来话长。
1662年,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父亲顺治的王位,稚童主政的年轻王朝面临着重重危机。14岁,康熙亲理政事,他力排众议,智除鳌拜后,决心平定三藩。然而,除鳌拜容易,平三藩艰难。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当接到清军终于历尽艰险攻克昆明平定吴三桂残余势力的捷报时,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朕心深为嘉悦!”即刻前往父皇顺治的孝陵,“躬行昭告”,并感叹万端地对随行诸臣说:“若以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同时吟了《滇平》诗一首:“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表达了此次平定三藩叛乱的曲折艰巨历程,抒发了平叛后的喜悦之情。总之,康熙的题词肯定了大理作为稳定云南的中心地位,表达了“削藩”后,云南如众星捧月般归顺大清帝国的寓意。这是自元朝征服云南后,封建王朝对大理中心地位的重提。不仅如此,康熙元年(1662)起,清朝还一直把云南提督设在大理。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要在瓮山一带兴建清漪园,因此拓宽湖域。湖成,给新辟的湖取个嘉名,创造了“乾隆盛世”的王者颇费了一番心思。此时,他的境况与两位前辈很相似。汉武帝派出的使者被昆明人所阻,让他的霸业受到挫折;康熙遇到西南“三藩”举叛旗;而乾隆则遇到新疆伊犁地区准噶尔政权的内乱。因此,在湖中泛舟时,乾隆发出“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的感慨,他就把新建的湖叫作“昆明湖(洱海)”。
这些都是有识者对大理中心历史地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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