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史话：明朝壬辰科大理人杨荣成为唯一进士

祖龙者，秦始皇也，其统治初期最厉害的一手就是焚书坑儒。朱元璋入主云南之后，也对前诸朝留下的地方典籍看不顺眼，于是学起秦皇焚书，但未坑儒。大理喜洲段思平故里段氏宗祠的碑文记载：“逢朱明暴政，傅沐殄虐，灭尽南史，片纸皆灰。屠胄戮僧，焚寺碟碑，断山绝坎，逐杀流潜，千古劫难。”这与清代赵州著名文人师范的说法一致：沐英始至云南，尽取其图籍焚毁，“在官典籍，在野典章，悉付一烬，遂不可考”！而近代学者袁丕钧则认为：“有明一代，吾滇人才之盛，遂超宋元，而轶汉唐矣。”原因是“沐氏之于云南，镇摄之事多，而倡导之功寡矣”，不过“迁客逐臣之谪居于此者，往往主扬风雅，诱掖人才”，还是出现人才怏怏的盛况。

把文化摧残推给明朝统治者，有一定道理，但认为明代就是破坏者，而迁客逐臣才是建设者则未免偏颇。文化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汉唐以来上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认同的结果，明朝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还是有一定功劳的。清冯苏《滇考·滇南科目》认为：“至永乐九年，诏云南布政司取士。是岁八月，举生儒洪诚等二十八人。诚与杨春皆举进士。九月，复试贡生取赵诚等二十一人，此有明科目之始也。是后，三岁一举，或五十余人，或三十余人，多寡不等。洪熙元年，定额十名。宣德四年，贵州附试取十一人。明年，增额四名：云南十名贵州五名。正统八年，共增五名。十二年，又增五名，皆滇三黔二。景泰立诏云贵科举不拘额数：元年取至三十六人，四年至五十五人，七年又定额三十名。成化三年，增至四十名。十年，又增五名。弘治中，贵州士子以赴试云南道险远不便，屡言于大宗伯张升，求于贵州开科，升不允，止。奉诏《云南乡试录》改称《云贵乡试录》而已。八年，黔抚臣复以为言，亦不允，再增科额五名。正德五年，又增五名，则滇四而黔一也。嘉靖十四年，始诏贵州布政司开科，岁取士二十五人，云南四十人。万历中，渐增至四十七人。天启元年，巡抚沈儆炌又请增三名，以足五十之数。中间人才叠出……其在外郡，若大理之杨宪副南金、杨内翰士云、李太守元阳、赵考功汝濂、李御史东……蒙化之雷侍御应龙、鹤庆之赵长史德宏、彭都御史富诸公，皆以经济文章、节义有名于时。其它起高第，登仕籍，祀乡贤者尤不可更数仆（一一详加论列）。”

具体地说到大理地区（指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所属各县市），参加科举考试比内地晚，大致始于明永乐十年（1412）的壬辰科。这一科，大理（时属太和县）人杨荣成为全省唯一的进士。到光绪甲辰恩科，鹤庆人舒嘉猷中三甲进士第10名，成了“关门进士”。在这近500年间，大理地区考中进士的大约为200人，在云南科举史上仅次于昆明。

说进士皆为出类拔萃的人才是言过其实，但说进士中不乏博学之士则是不争的事实。状元袁嘉谷曾说：“云南有四杰：杨一清、李元阳、师范、钱南园。”这4人都是进士，而大理就占了2人。当然令大理人引以为自豪的进士还有不少，如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真传弟子巍山人朱光霁，以及清代《云南备征志》的作者洱源人王崧、真正“一门三进士”的喜洲张氏父子。反过来说，在明清两代，不是进士的大理学子中也有许多名噪一时的人才，如常被杨升庵称道为“时有奇思”的明代诗人董难，是一个“弃举子业”的布衣；明末白族理学家、《二艾遗书》和《邓川州志》的作者艾自修，以及清代官至陕西布政使（相当于省长）的云龙人杨名飏，也仅只是举人而已。(www.xing528.com)

因此，明嘉靖内阁首辅、安宁人杨一清曾感叹：“吾滇南文献之著称大理，大理之著称太和。”清代滇南学者在《明滇南诗略序》中也说：“迄于有明，尽变蒙段旧习，学士大夫多能文章、娴吟咏，一时名流蔚起，树帜词坛，滇诗始著。”李元阳晚年也在回忆其朝廷生活时曾感叹：“一时吾邑之盛，颇为人所羡。”当时，大理人杨士云、李元阳、高崶、赵雪屏、张桂城，有的为兵部，有的为吏部，有的为御史，有的为廷评，同在京师朝廷任要职。他们的道德文章皆被时人崇敬，这群精英群很能说明大理文化在云南的地位。

由此可知，尽管明朝有摧残民族文化之嫌，然而其对大理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很显著建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