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极具权威的二十四史中，由元朝大臣脱脱帖木儿编修的《宋史》，对于西南不可小觑的大理国只有500多字的记载，而且归入“外国传”。历来对此的解释是，宋太祖一时之间用“玉斧”画线界，闭塞了大宋与大理的联系。后来，被孙髯翁昆明大观楼长联概括为“宋挥玉斧”。玉斧为何物？一般的解释是文房四宝之一。其实，斧头是用玉制作的小斧头，含有吉祥物的寓意。传说斧头自古以来就是用于开天辟地的器具，后来进而象征大刀阔斧、踏实猛干的精神。玉斧能够斩妖除魔，随身佩戴在身边更是一款精美别致的护身符，它成了一种决心、一种信念的代名词。
元李京的《云南志略》载：“（段思平）国号大理，改元文德，都阳苴咩城。在位八年，号太祖先帝。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于是开边之衅息矣。”杨升庵的《滇载记》记：“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太祖鉴唐之祸（‘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其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非吾土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元张道宗《记古滇说》载：“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使传往来，不通中国。”概而言之：一为施行德化，一为以前朝为鉴，一为自顾不暇。不过说行德化未免冠冕堂皇，说接受唐朝桂林之祸前车之鉴则是误判，而因北面少数民族的侵扰无力顾及西南却是实话。
总的来说，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尽管比较疏远，但大理国对宋朝的态度始终是“内向”的，只不过大理国请求与宋朝友好的愿望和行动遭宋朝统治者所拒，关系疏远的责任不在大理国而在于宋朝的统治者。确实，作为大理国一方，并没有关门闭户的意思。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也就是大理国建立25年后宋朝平定后蜀的时候，段思聪就命其臣属建昌城（今西昌）演习（大府主将）送去一封书牒到黎州（今汉源县），表示祝贺，主动联系宋王朝，但没有回音。三年后的开宝二年（968）二月，大理国建昌城演习又发牒“云欲通好”。太平兴国时，大理国又请求“内附”，“太平与兴国初，大理国首领有‘白万’（疑为白王，即大理国王）者款寨乞内附”。政和五年（1115）宋广州观察使“黄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宋人范成大引大理人所做的辞章中有“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通，情虑相契”“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等内容，可以充分表达大理国愿与宋朝建立政治上友好关系的迫切心情。
大理国还多次要求通商朝贡，愿与宋朝建立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淳化元年（990），“诺驱（疑为大理国王）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诺驱令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以中市”。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遣使奉表，贡金装碧轩、毡罽、犀甲皮、鞍辔等货物”。政和五年（1115），大理国段和誉向宋朝皇帝奏曰：“臣累年以来，尝遣道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令先遣臣布燮李紫琮、臣杨苛详、臣坦绰李伯祥管押马三百八十疋（匹），内有五十匹系特进，麝香、牛黄、细毡、碧山、衣甲、弓箭等诣阙献。”乾道九年（1173）“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今广西田东县）议市马”。绍兴三年（1129）大理国要求与宋朝入贡市马，“大理国求入贡及售马”。绍兴六年（1132）七月“大理复遣使奉表贡象、马”等等，都是一种诚意。
大理国对宋朝的文化也崇敬有加，曾多次求购宋朝各种历史、科技等书籍。政和七年五月，湖北路提举学士徐行奏：“押伴大理国进奉使到州，闻学校文物繁盛，乞诣州学瞻拜宣圣，知州张察同使人、押伴官到学，使人祗揖（见面时向对方行肃拜之礼）诸生及谒殿如仪，升堂谒见诸生；又问御书阁，乞观皇帝御制，举手读遍，以笏叩头；要巡斋观看，每到一斋，皆顶礼。”《宋史・大理国传》亦记载：大理国“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校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崇宁二年（1103）大理国“使高太连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本”。乾道九年（1173）大理国使臣在横山寨贸易时一次向宋朝提出购买的百家类书目录就有：“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www.xing528.com)
有时宋朝很想与大理国联系，然而总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太平兴国七年（981），对于纷至沓来的朝贡者，宋王朝不得不“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大理国首领“白万”“款塞（叩塞门，谓外族前来通好）内附”，被宋太宗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以“西南夷不供朝贡，寇钞边境”“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由此可见，大理国所属建昌各部与宋的朝贡关系在宋初一直没有中断。
宋徽宗立，大理与宋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崇宁三年（1104）宋朝即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即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为示郑重，宋遣儒臣钟震、黄渐为册封使，前往大理进行册封，同时颁赐宋行日历一册。在皇权时代，颁赐历法，是实行宗主统治的象征。辞行之时，高泰明特地造紫地金书《维摩诘经》一册（今存纽约都会博物馆）送给宋使者，以示与宋朝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这标志着大理与宋臣属关系首次正式确定是宋和大理都是一件大事。因此，政和八年（1118），宋朝的科举考试题目就是《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
宋室南渡以后，绍兴三年（1133），大理国遣使至广西，请求入贡与市马。广西宣谕使上奏朝廷，朝臣朱胜非说：“过去大理国来进入贡，大家都说荒谬，持这一主张的黄璘由此获罪。”宋高宗说：“边远的地方会有什么益处？所谓的进贡，其实是有利于商贩。因此进奉可以不允许，叫他们卖马是可以的。”话虽然如此说，但里面也有皇帝的难言的苦衷。出于当时的形势，防御北方女真确实将宋高宗逼得焦头烂额。一方面深恐再与大理发生冲突而腹背受敌，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大理国买马以保证军需，于是不得已采取收缩官方往来而放宽民间贸易的政策。至绍兴六年（1136），大理国复遣使奉表并携象、马若干至广西，请求入贡。宋高宗诏广西经略安抚司护送行，“优礼答之”。但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极兴盛，政治往来却反而不如北宋频繁。然而，从各种材料看，南宋时期大理与宋的民间往来比过去频繁。南宋嘉泰二年（1202），大理国遣使入宋，得赐《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部以归，置于五华楼中。宋淳祐四年（1244），蒙古兵入大理，大理军将高禾战死。大理国主段祥兴遣段连佑入宋报丧，宋朝政府亦曾遣使前往大理吊祭。由此可见，大理国与宋的官方、半官方往来也并未断绝。只不过“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
对于这段颇为微妙的历史，后来的史学家多有精辟的评述。大理国立国时间最长，尽管国内免不了重重社会矛盾，但不论对内对外段氏统治期间都没有南诏国时期那样惊心动魄的战乱。方国瑜先生说：“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段氏统治的三百余年是重要时期，即在蒙氏统治的基础上大有进步，为元初开设行省奠定了规模，与内地各省建立的政权机构大体一致。这都是三百余年间社会基础有了巨大改变的结果。”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则认为：“宋代大理国所控制的地区与九世纪中期南诏尽力向四面扩张的时候相比要小一些。他的中心仍在大理平坝，他们的当权者可能从未想到要越出今天云南省范围之外。大理绝不可能对宋代中国的南方省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等构成真正的领土威胁……南诏灭亡以后，西藏和中国西南的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其他强大的势力兴起威胁到云南的安全。这样，虽然范围和权力有所限制，大理国却可平安无事、独立地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中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