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通称，南诏和唐王朝“相始终”，即：唐朝从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建立，至907年朱温建后梁唐亡；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在唐的支持下，从屈居于巍山一隅的蒙舍诏主皮罗阁迁都洱海边的太和城，建立南诏国被唐封为“云南王”，成为唐的属国起，至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清平官郑买嗣起兵杀舜化贞及蒙氏亲族800人于五华楼下，南诏灭亡止。唐和南诏影形相随近300年，在西南边疆洱海为中心的地区，一同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恩仇交替、和战相因的悲喜剧。“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或亲或离。
唐朝与南诏的战和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从唐高宗到唐玄宗间，南诏依附唐朝，从弱小发展到羽毛丰满时期；二是从唐玄宗天宝至唐德宗间，南诏依附吐蕃到叛唐时期；三是唐德宗建中到“贞元会盟”后唐文宗大和间，为唐与南诏重归于好的蜜月期。最为错综复杂的是从唐文宗到昭宗年间，这一时期，双方且和且战，且亲且叛，反复无常，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结果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初立国，南诏拥有皮罗阁、阁罗凤、异牟寻这样的雄才大略勤政爱政的明主，开创了盛世光景。可惜伊人已去，政权每下愈况，风光不再。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异牟寻卒，子寻阁劝嗣立。寻阁劝又名蒙新觉劝，或谓梦凑，自称骠信（夷语君也），以鄯阐为东京。然而他只在位一年多，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就病死了。唐废朝三日，表示哀吊。子劝龙晟继立，年13。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正月，因荒淫苛暴，内外怨愤，劝龙晟在位7年，就被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所杀，弟劝利立，改元全义；感王嵯颠恩，赐其姓蒙氏，封大容，谓为兄。他有志力挽颓局，崇尚佛教，铸佛三尊，用金三行两，安置于佛顶寺，且建众多佛寺。然而，实际权力已经落入王嵯巅手中。唐穆宗三年（823），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佑”。丰佑立，改元保和。令人难以思议的是，自异牟寻去世后的短短20多年间，南诏竟然有寻阁劝、劝龙晟、劝利和丰佑4位国王频仍更替。这里有一危机潜伏，以致后患难无穷，这就是王嵯颠现象的出现。它反映了国王势力的减弱、各地军事长官干预政治苗头的出现，埋下了十分危险的导火线。丰佑为人勇敢，善于用人，羡慕中原文化，不行父子连名制，但前辈留下的烂摊子，已经使他想回天已经乏力，留下恶名。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十一月，王嵯颠驻兵成都十日，退兵时“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文织埒于蜀中”。唐宣宗大中十年（856），丰佑于阳苴咩城内建造五华楼，用以接待诸部落首领。楼群周长五里，高百尺，其下可树立五丈高的旗杆。丰佑统治末，南诏与西川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贞元年间，韦皋镇西川，开辟清溪道以通南诏，方便其自蜀地朝贡京师。让南诏子弟作质子至成都求学，学习诗史书数，学成即回南诏，然后再遣子弟入学。如此，自贞元十五年以来50余年里，南诏子弟就学成都者多至千人，史言“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予赐予，所以慊人浸多，杜惊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然而，落照之势已经铸成，对于南诏的前景，勤政如丰佑者，已经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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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丰佑卒，子世隆（即酋龙）继立。唐因宣宗亦崩，未吊丰佑，世隆怒，自称皇帝，国号大礼，建元建极。世隆继位南诏王后大举攻唐。丰佑在位时，狮子国侵掠骠国，骠国求救于南诏。丰佑命大将段宗榜救援，得胜，骠国王赠予金制佛像。丰佑崇佛，也想用佛教带来一臂之力，和劝龙晟样动用大量民力请内地匠人恭韬、徽义、徐立等大兴土木修崇圣寺千寻塔，供佛一万一千多尊，构屋890间，耗铜四万余斤。千寻塔有16层，造型与唐都小雁塔相似，具有典型的中原唐塔风格，同时又具有南诏的地方特色。塔基呈正方形，塔身砖砌，两边有塔门，由塔门进入塔内。塔身中央置有楼梯，从楼梯可至塔顶。塔身东西两面正中各有一佛龛，供石佛一。塔顶有刹。塔刹由中心柱、宝顶、宝盖、相轮及莲花座组成；宝项铜铸，呈葫芦形。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正月，南诏寇安南，兵至交趾。丰佑死后，世隆在位，摄政者仍然是王嵯巅。段宗榜不服，遂杀死王嵯巅。“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铜军”；对外与唐关系也趋于紧张，自咸通元年以来，南诏两次攻陷交州和邕州（今广西南宁），一次进攻贵州，四度进攻西川。此时好在吐蕃势力已衰，无力卷入这场纠纷之中，否则局面会更加复杂。据《资治通鉴》载：“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寇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唐僖宗乾符四年（877），世隆卒。子法嗣立，又名隆舜，改元贞明，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隆舜好畎猎酣饮，常衣绛紫锦罽，系镂金带，政事委大臣处理。唐昭宗乾宁四年（897），隆舜为其大臣杨登所杀，谥圣明文武皇帝，子舜化贞继位，建元中兴。中兴二年（898），南诏绘成《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以佛教故事，反映南诏历史，此为艺术瑰宝。唐昭宗天复二年（902），清平官郑买嗣起兵杀舜化贞及蒙氏亲族800人于五华楼下，南诏由此灭亡。
与南诏后期同时，大唐王朝也因内忧外患，农民起义严重，岌岌可危。光启元年（885），虽然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流亡成都的唐禧宗回到长安，然而此时的国家实际上由藩镇所控制，“九侯五伯，无非问鼎之徒，四岳十连，皆畜无君之迹”。最终在哀帝天佑四年（907），朱全忠废唐朝建立大梁，五代十国时期开始。随着南诏与唐朝的相继灭亡，双方的政治关系也随之断裂。
尽管如此，南诏的历史功绩仍然是不容低估的，正如著名南诏史学者林超民所说：“南诏不仅在云南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唐朝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政权，对唐朝的政治和社会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对中国边疆的巩固和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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