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置郡县及大理史话-大理史话

中国古代传统的地方行政制度有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西周时实行分封制，即周王按照宗法血缘关系将望族功臣及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以拱卫王室。这虽然巩固并扩大了国家政权，但却使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后来随着各地实力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春秋战国的争霸战争，分封制瓦解。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开“五尺道”将统治势力深入到西南夷地区，不过这种经营非常短暂。

汉初，郡县制未能推行。张骞的信息，坚定了汉武帝打通西域的信心和决心。汉朝派出西南夷的使者被昆明人所阻，促使汉武帝改变勇往直前的改革方式，拣起秦王朝曾经用设郡县推进统治范围的策略。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越嶲、牂牁、益州等4个郡，24个县。《水经注》载：“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叶榆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可知洱海（古称叶榆河）周围属益州郡。除此之外，属益州郡的还有今大理州范围内的大理和宾川（属叶榆县），祥云（属云南县），云龙（含嶲唐、比苏两县的部分）、巍山和南涧（属邪龙县）。

东汉墓出土水田模型

当时，居住在益州郡嶲唐、不韦以西地区的民族还非常落后，这里的族群威胁着通往身毒的交通，所以汉朝难以插手，因此在此设置郡县扩大势力范围，势在必行。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东汉永平十二年（69），随着这一带民族的发展以及汉王朝的巩固，以哀牢人为主的“种人”部落开始归附中原王朝。于是汉光武帝将益州郡西部的6个县划出来，与新设的哀牢、博南2县合为8县，在此设置了永昌郡，其中包含有嶲唐（今云龙县西部至保山市北部）、比苏（今云龙县西北部至怒江州泸水县）、叶榆（今大理、宾川）、邪龙（今巍山、南涧）、云南（今祥云县）和博南（今永平）等县。

到了三国蜀汉，益州南部牂牁、越嶲、益州、永昌等4郡大姓、夷帅之间的叛乱纷争，动摇了蜀汉的后方，影响全国统一的战略部署。故此，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出动军队南征，使4郡继续巩固在蜀汉的统治和支配之下。之后，蜀汉又在两汉的基础对郡县进行调整，把东汉益州郡的弄栋县，越嶲郡的青蛉县、姑复县、遂久县及永昌郡中位于洱海周围的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南涧）、叶榆（今大理、宾川、洱源）等县划出，另设云南郡。新调整的郡县，其民族情况与两汉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西汉以来迁入的汉族人口已经“夷化”，大姓的统治业已代替了原来滇王的势力。

263年，蜀汉灭亡。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晋最后灭东吴，自此三足鼎立的局面终结。(www.xing528.com)

西晋初，晋武帝司马炎将南中七郡中的建宁、兴古、永昌和云南（今楚雄州中部以西、大理州及丽江市）划出来，单独设置为宁州。到怀帝永嘉五年（311），西晋在云南郡的故地设置河阳郡，东晋时期大体沿袭这个局面。之后20多年的成帝咸和年间，东晋又将河阳郡分为东西阳和二郡，其中西阳和郡以比苏县为主；东阳和郡有二县，一是东阳和县（今大理市洱海以东之地至宾川一带），一是叶榆县（今大理市洱海以西之地及洱源县范围）。到了南北朝，大致如此。这就是汉武帝至隋唐以前洱海地区的郡县情况。

前面提到，南方丝路的开拓者大多都是外地移民，主要是汉族进入西南夷地区（所谓夷化的汉人）的主流。西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着手开拓西南夷，因此在南中设置郡县。经数十年的经营，汉族移民以从仕和行商在南中地区形成了有势力的豪富家族。近年来，在蜀身毒古道路沿线发现的汉晋南北朝时期被学术界称为“梁堆墓”的砖石墓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梁堆墓是在地面发现的云南地区东汉至唐代中期巨大的封土堆墓葬，被当地百姓称作“坟头”“梁王堆”“粮堆”和“梁堆”等，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北部的滇池和洱海附近。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洱海区域出土较多的汉晋时期的砖室墓。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81年，在下关大展屯村先后发现的大理市一号和二号东汉墓，出土铁质摇钱树，以及生产工具等；1985年，在下关荷花村发现的西晋墓，出土西晋“大康十年造吉羊”“四年九月吉”和“元年九年吉羊造作”等三块铭文砖，以及铁质和陶质器皿；1991年，在下关制药厂发现的东汉墓，出土东汉“熹平年十二月造”纪年铭文砖，以及陶质干栏式房模型和陶质水田模型、乐器乐俑、家禽俑等；1988年，在大理市喜洲文阁和凤阳两村分别发现两座西晋古墓，出土“太康六年正月赵氏作吉羊”和“泰始三年县官作”等纪年砖铭，从“县官”一语，证明叶榆县治所设在这里无疑。2000年，在喜洲弘圭山还发现蜀汉纪年砖墓。

从砖墓出土文物的特性看，大多为中原所属，是一种汉文化色彩浓厚的文化遗存。故《史记·平准书》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华阳国志》载：平夷叛，“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从而证实这些墓葬是设郡县由内地而来的汉人遗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