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冰川期即大理冰期，大理地区的人类是如何出现的呢？也就是说，以大理这块土地而言，什么时候有了人迹（一般被称为“史前时代”，即从人类产生到文字出现之间的时段），这是至今无法确定的问题。只是在白族民间流传的《创世纪》传说“洪水故事”和“鹤拓平土”中有折射的透露，传说茫茫的天地洪水退后，只有两兄妹从葫芦里逃了出来，并繁衍了众生；水位下降后，人们随着两只白鹤走入大理坝，披荆斩棘开拓幸福生活。不过，那只不过是艺术的真实，而并非历史的真实。真实的信息，唯从考古资料中才能得到翔实地验证。
科学的大理考古始于1937年至1938年中央博物院吴金鼎等人“开云南考古学先河”的“苍洱境古迹考查”。此次考古在苍山缓坡发现了马龙、龙泉、白云等16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大量文化遗物，其时代距今约5000年。
然而，这次考古只是一个开头，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之前的大理历史，考古工作者做了不懈努力。2008年8月，从剑川县甸南镇印合村合江自然村的象鼻子洞的考察，可以初步判断这个洞穴属于旧石器遗址，并认定，这是大理首次发现和确认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距今至少在一万年以前。它的发现，填补了大理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洱海沿岸，以及宾川、剑川、洱源、祥云等大理地区调查和发掘，发现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100多处，时间在4000～5000年前，组成云南考古文化学谱系中的“洱海石器文化区”。其中以宾川白羊村遗址、洱海银梭岛贝丘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些遗址的文化特征是：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炭化稻谷，出土的陶器数量也较多，并有较多的房屋遗迹、大量成人墓和幼童瓮棺葬，其文化堆积层较厚，这说明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曾经是长期定居的“稻作民族”。
继此之后的1957年和1978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及2008年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的新发现，让人们对大理青铜时代有更进一步的清晰了解。最近这次采用了最先进的考古技术，发掘面积达1365平方米，出土3000多件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遗存等8类。遗址有房子、木桩柱和横木、灰白色石块、人骨坑、柱洞等，其中有4000多根木桩柱和横木。发掘成果备受国内考古学界的瞩目，著名考古专家认为剑川海门口青铜遗址是目前云南已发掘最早的铜器遗址之一，年代距今2500～3100年，说明大理地区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与国际同类考发现相比，海门口遗址同100多年前发现的并被学术界誉为里程碑似的西方瑞士湖上居遗址一样，既为中国提供了东方史前水滨聚落社会遗存的实例，也为中国研究同类文化提供了实例。值得重视的是，堪与瑞士湖上居遗址相提并论的海门口遗址的发掘仅仅只是开始。(www.xing528.com)
剑川海门口
在这之前的2006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洱海东岸银梭岛贝丘遗址同样发现不少青铜器。从剑川海门口和洱海银梭岛两地出土的数十件青铜器、青铜炼渣、铜料及铸造青铜器的铸范看，大理地区的青铜文化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再到铁器时代，并延续至宋元明时期。有史学家将青铜时代的大理先民称作“洱滨人”，他们也已迈进人类的文明时代。文明史学者普遍认为“青铜时代”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的门槛”，因此说，大理的文明发祥于5000年前，与中原大致同步。
“洱滨人”在剑湖边营造的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仅就现有发现的来看，其规模比国内发现的河姆渡要大得多，在世界上只有瑞士的湖上居可以相比，实为世界上极为罕见者；居民种植的作物，已经有小米、稻和麦子三种，稻麦复种说明当时耕作技术的先进，尤其是小米（粟）的引进，则证明农作文化传播时期之早；他们拥有铸铜石范则说明，大理是云贵高原青铜冶炼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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