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三飨礼变为高级的乡饮酒礼

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间流行着一种飨礼，作为招待贵宾的隆重礼节。飨礼是为了招待某一个（或几个）贵宾，特别隆重举行的，这和乡饮酒礼在某种规定场合举行的不同，和乡饮酒礼在宾、介之外还有许多所谓“来宾”的情况也不同。但是，飨礼原来也单称为“飨”或“乡”，如《仪礼·聘礼》郑注：“今文飨皆作乡”，《公食大夫礼》郑注：“古文飨或作乡”，这和乡饮酒礼单称为“乡”或“飨”完全相同。究竟两者的关系如何呢？因为礼书上缺乏有关飨礼的系统记载，经学家所谓“飨礼已亡”，从来学者没有把它分析清楚。其实，西周金文和《左传》、《国语》等书述及飨礼的很多，是可以研究清楚的。

飨礼与乡饮酒礼的关系，过去学者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飨礼与乡饮酒礼不同，飨礼的称为“飨”，是采用“飨”字的引申之义。如段玉裁说：“乡饮酒，古谓之飨，凡饮宾之飨，皆此义引申之”（《经韵楼集·乡饮酒礼与养老之礼名实异同考》）。第二种看法，认为飨礼即是乡饮酒礼，两者没有区别。如惠栋说：“乡人饮酒谓之飨，然则乡饮酒即古之飨礼，先儒谓飨礼已亡，非也”（《惠氏读说文记》）。第三种看法，认为飨礼起源于乡饮酒礼，而礼节基本相同。刘师培认为“飨与乡饮酒礼，其献数虽有多寡不同，至于献、酬、酢及奏乐，其礼仪节次，大概相符”。“飨礼舍天子飨诸侯别用房外，均设俎，与乡饮同”。“飨礼均以立成，其彻俎而后，则行燕礼，……乡饮礼之末亦同燕礼。”又说：“盖凡饮酒之礼，备有宾介，兼备献、酢、酬三节，献由主人躬亲，且其礼惟行于昼者，皆本于乡饮礼者也”（《礼经旧说》卷四）。在上述三说中，以后一说比较合理，但还说得不够完善。就其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飨礼确是起源于乡饮酒礼而有所发展的；就其内容来看，确实有许多基本相同之点，飨礼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现在按照行礼次序，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戒宾、迎宾之礼

飨礼多数以前来聘问的诸侯与卿大夫为贵宾，也有以本国卿大夫为宾的。所招待的贵宾多数是一人，也有数人的，如果是数人，其中就有宾、介之别。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在迎宾之前也有戒宾之礼，如《左传·昭公元年》：“赵孟（即赵武）、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即叔孙豹），且告之，……乃用一献，赵孟为客。”所谓“赵孟为客”，是以赵孟为上宾，叔孙豹为介，所以子皮“戒宾”，先赵孟，后叔孙豹。这里说：“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可知“戒宾”时还有一套礼节，还要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比乡饮酒礼的“戒宾”为隆重。国君主持飨礼，不亲自“戒宾”，而派卿大夫代为“戒宾”，该是由于国君势位较尊的缘故。

乡饮酒礼只有主人设有“相”，帮同主持礼节，而宾只有介。飨礼则宾、主双方都设有“相”。如周定王飨晋景公，由原襄公相礼（《左传·宣公十六年》、《国语·周语中》）；楚共王飨晋卿?至，“子反相”（《左传·成公十二年》）；楚灵王飨鲁昭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左传·昭公七年》）；这都是主人设有“相”。《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

“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国语·晋语四》载“秦伯享公子”，“子余相”；这又是宾设有“相”。此外，主持飨礼的主人还可带有许多随从，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飨礼还设有掌管席次的“执政”，《左传·昭公十六年》：“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杜注：“执政，掌位列者，御，止也。”“执政”正相当于乡饮酒礼的“司正”。

（二）献宾之礼

乡饮酒礼，宾主之间有献、酢、酬三个步骤，称为一献之礼。飨礼则视宾客的尊卑分等，最尊者有九献。春秋时，招待国君的飨礼即用九献，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子入飨于郑，九献。”又如晋公子重耳到楚，楚成王用招待国君的礼招待他，“以周礼享之，九献”（《国语·晋语四》）。较次的用五献，如前面谈过的，郑伯用飨礼招待赵孟、叔孙豹、曹大夫，行礼时“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因赵孟辞谢，改用一献（《左传·昭公元年》）。更次的用三献，如季武子说：“小国之事大国也，……得贶不过三献”（《左传·昭公六年》）。

飨礼中献宾用的是“醴”，和乡饮酒礼献宾用“酒”的不同，所以古文献上或称乡饮酒礼为“乡人饮酒”，或称飨礼为“飨醴”。西周金文也称乡饮酒礼为“乡酒”，而称飨礼为“乡醴”，有着严格的区别。《说文》说：“醴，酒一宿熟也”；《周礼·酒正》郑注说：“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吕氏春秋·重己》篇高注说：“醴以?与黍相体，不以è也，浊而甜耳。”可知醴是用?（麦芽）酿造成的甜白酒，糖化的程度大而酒化的程度小，而且是连酒糟在一起的，即今所谓酒酿。醴常被用在仪式上，只是给嘴里啐一下，不是给喝的，《士冠礼》中“宾醴冠者”，《士昏礼》中“女父醴使者”和“舅姑醴妇”，《聘礼》中“主君醴聘宾”，都是“啐之而已，不卒爵也”（详凌廷堪《礼经释例·饮食之例下》“凡醴皆用觯不卒爵”条）。飨礼中献宾时用醴也是如此，可以说，这是献宾之礼的进一步形式化。《尚书·顾命》说：“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这是周康王即位时所举行的飨礼。《通典》卷九十三引《白虎通》，所引《顾命》“三咤”作“三哜”，《通典》卷七十二引魏尚书奏，引郑玄解释说：“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醴哜成之也。以醴哜成之者，醴浊，饮至齿不入口曰哜，既居重丧，但行其礼而不取其味。”其实，不居重丧，举行飨礼用醴时也是“饮至齿不入口”的。《顾命》所说的“哜”，也就是《仪礼》所说的“啐”。飨礼的献醴，只啐不饮，就用不到坐下，所以《国语·周语下》说：“夫礼之立成者为饫”，“饫”即是飨礼。飨礼因为是立着举行的，也或称为立饫，如《国语·周语中》说：“王公立饫则有房。”这种隆重的献醴之礼，是以立着不饮为其特点的，所以《左传·昭公五年》说：“是以圣者务行礼，……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顾命》说：“王三宿三祭三咤”，可知周初最隆重的飨礼只有“三献”，春秋时飨礼有“五献”和“九献”的，当是出于进一步的扩展。

飨礼的献宾之礼，不仅比乡饮酒礼次数增多，而且在开始献酒之前，还有所谓“衳”，这是一种最隆重的献礼的序幕，只有在飨礼和祭礼中才有。“衳”或作“果”，也叫做“灌”，就是用郁鬯（一种配合香料煮成的香酒）来灌，让宾客嗅到香气。《礼记·礼器》说：“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笾豆之荐。”因为“灌”在“献”之前，还没有把食物陈设出来①。《礼记·郊特牲》说：“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这种“贵气臭”的“至敬”的礼，只给宾客嗅到香气，也不是给饮的。“衳”只有在飨礼和祭礼应用，同样是用来表示隆重的敬献之意的，所以《礼记·祭统》篇说：“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衳。”《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衳鬯，飨醴乃行。”可见在飨礼开始时，在献醴之前确有“衳鬯”之礼。《左传·襄公九年》记季武子说：“君冠，必以衳享之礼行之，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杜注：“享，祭先君也”，该是错误的，行“冠礼”时并无祭祀先君的节目，《左传》常以“享”假作“飨”。王国维说：“诸侯冠礼之衳享，正当士冠礼之醴或醮”（《观堂集林》卷一《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是正确的，“衳享”即指具有“衳”的仪式的飨礼。士冠礼中对冠者的醴或醮，是当作宾客招待的，即所谓“醮于客位”，到诸侯冠礼中，为隆重起见，就改用飨礼，飨礼要先“衳鬯”，所以也称为“衳飨之礼”①。

飨礼又称为饫，不仅献酒仪式隆重，同时陈设的食物也较阔绰，而且花色繁多。隆重的，陈列有“半解其体”的牲，叫做体荐，也称房。所谓“王享有体荐”（《左传·宣公十六年》），“王公立饫则有房”（《国语·周语中》）。较次的，如同乡饮酒礼一样，陈列有折断的牲，叫做折俎，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据礼书，最隆重的陈列十二牢，《周礼·掌客》：“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也还有陈列腥鱼和裋（经过捶治而加姜桂的干肉）的，所谓“大祭祀飨食，羞牲鱼”（《周礼·大司马》）；“大飨尚裋”（《礼记·郊特牲》）。也还有“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陈列有昌?（昌蒲）的，所谓“飨有昌?（“?”王引之校作“é”）、白黑、形盐（即虎形盐）”（《左传·僖公三十年》）。大体上陈设品种的好坏和多少，和献酒次数的多少是相适应的。这些食物都陈列在青铜制的礼器中，《国语·周语中》记述周定王的话，描写得很具体：“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品其百笾，修其簋，奉其牺象（按指牺尊、象尊），出其樽彝，陈其鼎俎，净其巾ê，敬其祓除。”飨礼的每次献宾之礼，如同乡饮酒礼一样，有“献”、“酢”、“酬”三个步骤，比较隆重的“酢”，又叫做“宥”或“侑”、“右”、“友”。在《左传》上都称为“宥”，在《国语》上或称为“胙侑”：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左传·庄公十八年》）。晋侯献楚俘于王，……王享（飨）醴，命晋侯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侯朝王，王享（飨）醴，命之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作：“王飨醴，命公胙侑”）。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七，根据《尔雅·释诂》：“酬，酢，侑，报也”，认为“侑与酬酢同义，命之侑者，其命号公晋侯与王相酬酢与？”“命之者，所以亲之也”。“胙即酢之借字，盖如宾酢主人之礼，以劝侑于王，故谓之酢侑与？”在《诗经》上“宥”又作“右”，《小雅·彤弓》说：

彤弓?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兮，受言阹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畴（酬）之。

这诗首章说“一朝飨之”，次章说“一朝右之”，末章说“一朝酬之”，孙诒让《诗彤弓篇义》（《籀述林》卷二）认为“此右即《左传》之宥，亦即《国语》之胙宥”，“即报饮之酢也”。“首章飨之，即献，次章右之，即酢，合之三章云畴之，正是献、酢、酬之礼”。在西周金文中，“右”又作“友”：噩（鄂）侯?（御）方内△于王，乃?之，?方?（友）王（《鄂侯鼎》）。(www.xing528.com)

王才（在）周康?（寝），乡醴，师遽蔑??（友）（《师遽方彝》）。王国维《释宥》（《观堂别集补遗》）读“?”（友）为“宥”和“侑”，也解释为酢，认为“此不云酢而云侑者，以诸侯之于天子，不敢居主宾献酢之名”，“侑之名，义取诸副尸”，“若曰天子自饮酒，而诸侯副之，如侑之于尸云尔”。我们认为王引之、孙诒让、王国维的解释，都合理，只是有一点还没有解释清楚。“宥”“侑”等字既然是“酢”的意思，酢是对主人还敬酒，为什么一定要如《左传》所说那样“命之”才“宥”呢？因为按礼，宾和主地位相当的，在主人“献”宾后，才能“酢”主人，既然诸侯地位在天子之下，所以必须天子“命之”才能“酢”。犹如晋文公接受周襄王的册命，最初“端委（通常礼服）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国语·周语上》）。

飨礼中对宾客举行“酬”的礼节时，按礼要酬以礼品，称为酬币。《仪礼·聘礼》：“致飨以酬报”，郑注：“酬币，飨礼酬宾劝酒之币也。”西周金文《师遽方彝》载周王“乡醴”后，“锡师遽ì圭一、环章四”；《效卣》载：“公东宫内乡（飨）于王，王锡公贝十朋”；所有这些赏赐，都应属于酬币性质。春秋时也还流行这种礼节，“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í、马四匹”（《左传·庄公十八年》）；“晋侯献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纒鬯一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襄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左传·襄公十九年》）。鲁襄公飨范献子，“展庄叔执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按礼，每一次“酬”都应有“币”，如果行九献之礼，要九次“酬”，就得酬给九次币。如秦“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左传·昭公元年》）。杜注：“备九献之义，始礼自赍其一，故续送其八酬酒币。”在当时饮酒的礼节中，在彼此相互“献”、“酢”、“酬”之间，还要讲究“席”的重次，重次越多就越表示尊重。如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季武子召集大夫饮酒，臧孙纥为了帮助季武子把悼子立为继承人，“命北面重席”去迎接他。飨礼对此更为讲究，《礼记·郊特牲》说：“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注：‘言诸侯相飨献酢，礼敌也’），三献之介，君专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三献，卿大夫来聘，主君飨燕之，以介为宾，宾为苟敬，则彻重席而受酢也，专犹单也’）。”这是说：诸侯之间举行飨礼，地位相当，献、酢都该用三重席，如果国君用飨礼招待卿大夫（即所谓“三献之介”），国君进“献”时用三重席，到受“酢”时就彻去两重席，只留单层席，因为“此降尊以就卑也”。

（三）作乐

飨礼既是高级的乡饮酒礼，行礼时陪奏的音乐和歌唱，也就更隆重和繁复。一般的乡饮酒礼行于大夫和士之间，送宾时有乐，迎宾时无乐，行礼时陪奏的乐，以“升歌”为第一节，“笙奏”为第二节，“间歌”为第三节，“合乐”为第四节。飨礼都行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迎送宾客时都有“金奏”之乐，行礼时所用的乐，同样有“升歌”，但是没有“笙奏”、“合乐”，而有“管”和“舞”。因为“金奏”、“管”、“舞”，都较“笙奏”、“合乐”为隆重。

飨礼在迎送宾客时，都用“金奏”，“金奏”就是用钟鼓演奏的乐曲，作为行步的节奏。如楚王用飨礼招待晋卿?至，在地下室中悬着钟鼓，“?至将登，金奏作于下”（《左传·成公十二年》）。按礼，天子行飨礼招待诸侯，才能用“金奏《肆夏》之三”，所谓“《肆夏》之三”是指《肆夏》的乐章三章，即《樊》《遏》《渠》，所以也称为《三夏》，《左传·襄公四年》记叔孙穆子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国语·鲁语下》作：“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到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才有奏《肆夏》的，《礼记·郊特牲》说：“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

飨礼所用的“升歌”，如果是诸侯招待使臣，便和乡饮酒礼一样，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如果诸侯相互招待，就得歌唱《文王》、《大明》、《绵》，《国语·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说：“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乡饮酒礼的“升歌”主要用瑟伴奏，而飨礼则有用箫伴奏的，如《国语·鲁语下》说：“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伶”是歌者，“箫”是指吹箫者。

《礼记·仲尼燕居》篇说：

大飨有四焉：……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注：“县兴，金作也”）。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龠》序兴。……客出以《雍》，彻以《振羽》。……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这是说：贵宾入门时即用“金奏”，升堂后，便用升歌《清庙》，接着用“管”吹奏《象》（乐曲名），然后再舞《武》（即《大武》）和《夏龠》（即《大夏》），《武》是武舞，《夏龠》是文舞，到礼完毕，客出时歌唱《雍》，“彻俎”时歌唱《振羽》。这里说两君相见，“升歌《清庙》”，和《左传》、《国语》载叔孙穆子所说“歌《文王》《大明》《绵》”不同。看来叔孙穆子所说的，是两君相见的通礼，而《仲尼燕居》所说的，是鲁国的特殊情况。升歌《清庙》、下管《象》以及舞《大武》《大夏》，原是“大尝?”所用，“此天子之乐”（《礼记·祭统》），鲁国因“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在太庙也升歌《清庙》（《礼记·明堂位》）。《左传·襄公十年》载荀偃、士Y说：“鲁有?乐，宾祭用之。”孔颖达《正义》曾引用《祭统》和《仲尼燕居》来证明鲁国确用?乐，宾祭确是同用。鲁国因为是周公后代，得用天子之乐，所以飨礼有升歌《清庙》等“?乐”的节目。同时，宋国因为商的后代，也曾用天子之乐来行飨礼，如《左传·襄公十年》载：“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

乡饮酒礼在正式的礼乐完备后，为了使宾客尽欢，还有“旅酬”和“无算爵”，这都具有宴会的性质。同样的，飨礼在正式礼乐完备后，也还要举行宴会。如《国语·晋语四》载：“秦伯享（飨）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卒事，秦伯谓其大夫曰：为礼而不终，耻也”（注：“言此，为明日将复宴”）。于是“明日宴”。所谓“卒事”，是指飨礼的正式礼乐已完毕；所谓“为礼而不终”，因为按礼，在飨礼正式礼乐完备后，还应举行宴会招待。《左传·昭公元年》载：郑伯飨赵孟、叔孙豹等，“礼终乃宴”。所以要“礼终乃宴”，因为按礼应该如此。《鄂侯鼎》说：噩（鄂）侯?（御）方内△于王，乃?之，?方?（友）王。王休?（宴），乃射。?方r王射。?方休阑，王宴，咸荖（饮）。王?（亲）易（锡）?〔方玉〕五?、马四匹、矢五〔束〕。

这里，头段记的是飨礼，后面记的，就是飨礼完备后，按礼应进行的宴会和习射。《长?》说：

穆王才（在）下膁?，穆王乡襎（醴），即?（邢）白（伯）大祝射，穆王蔑长?。

“穆王乡醴”是说周穆王举行飨礼，“即邢伯大祝射”是说在飨礼之后，就和邢伯、大祝一起习射。在飨礼之后往往要举行习射之礼，这和在乡饮酒礼之后要举行乡射礼也相同。

根据上面的论证，可知飨礼有着和乡饮酒礼同样的献宾仪式，同样把“献”、“酢”、“酬”合成一献之礼，只是献宾不用酒而用醴，不喝而嘴上啐一下，而献礼的次数加多，有重复三次至九次的，在“献”之前有比“献”更隆重的“衳”，在“酢”的时候有比“酢”更隆重的“侑”，在“酬”之后又有“酬币”。在礼节增加的同时，“乐”也相应的增加，迎送宾客都有“金奏”，行献宾礼时除用“升歌”以外，还用“管”和“舞”代替了“笙奏”和“合乐”，其奏唱的曲调和诗歌也要看贵宾的身份而定，身份越高就越隆重。在正式礼乐完备后，如同乡饮酒礼一样，常要连续举行宴会和习射之礼。总之，飨礼的基本礼节是和乡饮酒礼是相同的，只是礼节加重，陈设铺张，花色添增，更加形式化而已。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飨礼是在乡饮酒礼原有礼节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就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古文献上把飨礼和乡饮酒礼同样称为“乡”或“飨”，因为飨礼就是由乡饮酒礼发展出来的，所以飨礼还沿用着和乡饮酒礼相同的名称。礼书上把飨礼或者称为“大飨”，就是因为这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犹如礼书把高级的乡射礼称为“大射”一样。古人为了把两者区别起见，把乡饮酒礼称为“乡酒”或“乡人饮酒”，而把飨礼称为“飨醴”或“享醴”。

飨礼和乡饮酒礼举行的目的也是差不多的。乡饮酒礼具有酒会和议会的性质，目的在于尊敬宾客，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以求维护贵族的统治秩序和特权，更重要的是要商定国家大事。飨礼举行的目的也是如此，《礼记·乐记》曾把两者归为一类，说：“射、乡（指乡饮酒礼）、食、飨（指飨礼），所以正交接也。”《礼记·仲尼燕居》说：“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国语·周语中》记述周定王的话，说得最详细：夫王公诸侯之有饫（指飨礼）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韦注：“讲，讲军旅，议大事；章，章程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

所谓“大德”、“大物”，无非摆出大的场面，大加铺张，用来讲究贵贱、长幼的等次；所谓“讲事成章”，就是商定国家大事。飨礼不仅是一种尊敬贵宾的仪式，同时还具有会谈国事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