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探究-《古史新探》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从西周初期起，直到春秋时代，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存在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结构。

这种乡遂制度，有些清代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兵农分治的制度。

江永《群经补义》的《春秋》部分有一段说：

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管仲参国伍鄙之法，……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为五鄙之法，……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故桓公问伍鄙之法，管仲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岂非兵农已分乎？十五乡三万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于伍鄙，则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似后世之军田、屯田，此外更无养兵之费也（按：江永此说是根据《文献通考》所引林氏之说，而加以阐释的）。

这里，江永认为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兵农分治的制度，而“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犹如后世的军事屯田制。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更进一步把《周礼》的乡遂制度和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结合起来考察，他说：

天子六军，取之六乡。……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他国军制大约相似。虽云寓兵于农，其实兵自兵而农自农；虽云无养兵之费，而六乡之田即是养六军之田，犹后世之屯田也。六乡之民，六军取于斯，兴贤能亦取于斯，齐之士乡亦如此，则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

江永确认管仲的“参国伍鄙”之法即是乡遂制度，目光很是锐利。他一方面认为“乡”“军”合一的制度犹如后世的屯田制，一方面又认为与屯田制大不相同。(www.xing528.com)

朱大韶有“司马法非周制说”（《实事求是斋经义》卷二），曾竭力称赞江永之说“发前人所未发”，认为《周礼》的乡遂制度即是兵农分治，他说：“六军之众出于六乡，……其六遂及都鄙尽为农，故乡中但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兵自为兵，农自为农。”其实，这样把乡遂制度归结为兵农分治，只是从表面现象在分析，并未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这种“乡”和“遂”对立的制度（也即“国”和“鄙”或“野”对立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当时社会结构中阶级对立的制度。国都附近“乡”中居民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性质，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因而他们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的义务。郊外鄙野之中“遂”的居民，是当时被奴役的阶级。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成为正式战士。

西周春秋间被称为“国人”的“乡”中居民，是具有完全公民权的统治阶层。他们的社会组织，长期保留有“村社”的因素，“村社”的一切成员都被视为有平等的权利，其主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土地。他们还保留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每个成员可以有一块质量和数量大体相等的份地。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统治被奴役的广大群众，很注意这群公民的团结一致，防止他们中间发生显著的财产分化，特别是占有耕地不平均。所以《周礼》记载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要按每家人口多少授以上中下三等之地。这和古代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人公社”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斯巴达“平等人公社”的成员用抽签法分得一定“份地”的同时，还要分得耕种这块“份地”的人；而当时的“国人”所分得的只有“份地”。

这种“国人”有时被称为“士”，即是甲士、战士。管仲实行“参国伍鄙”之法，就把这种“国人”所居之乡称为“士乡”（《国语·齐语》），又称为“士农之乡”（《管子·小匡》）。因为这种“士”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礼记·曲礼》说：“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吕思勉先生解释说：“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先秦史》，第２９３页）。这是对的。《礼记·少仪》说：“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可知“士”这个阶层从幼就要学习农业生产。因为士大多参与农业生产，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必须于农隙举行。《左传·隐公五年》载：“春?，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西周春秋间称为“国人”这种自由公民，虽然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有参加“民众大会”表决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是，遇到国家有危难、国君要改立等大事，国君或执政者常召集“国人”来征询意见，有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还有“大?礼”，带有“国人”大会的性质，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常把建置或变更军制、选定将帅和执政、制定法律等国家大事，在大会上公布，这都是对“国人”政治权利的尊重。参见拙作《大?礼新探》。同时，他们还享有被选担任低级官职的权利。当时“国人”所以要建立经常的军事组织，这是由于加强对奴役居民的统治上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对外战争上的需要。因为在这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中，只有这种自由公民是当时政权的有力支柱。他们的军事组织，所以要和乡里组织密切结合，一方面，是沿袭氏族制末期的老习惯，一方面是为了便于训练指挥和加强团结①。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贵族，为了加强其战斗力，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许多“礼”的举行就是为了加强团结和加强战斗力的。在“乡”中所以特别要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目的也是如此。

居于“遂”或“野”、“鄙”的被奴役居民，也长期保留有“村社”的组织形式，有平均分配耕地的习惯，前面所引《周礼·遂人》“以颁田里”的制度，平均分配上中下三等之地，充分表明了这点；管仲的“伍鄙”之法，主张“陵阜陆觤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也足以说明这点。所谓井田制度，就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当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实际上已成为许多村社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他们利用原来的村社组织加以劳动编组，把村社转化成为被奴役的小集体，使再生产在极悲惨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村社农民不仅要在“籍田”或袽田上提供集体的无偿劳动，所耕的“份地”也还有赋税的负担，还要提供极其繁重的劳役，提供家畜和在野的一切物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