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的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西周时代存在有乡遂制度是无疑的。《尚书·费誓》说：“鲁人之郊三遂”，说明鲁国在西周初年已有三乡三遂的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诸侯国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实行着这种制度。

《周礼》所说王畿的乡遂制度，其中基本特点该西周时已有，但是许多具体制度已被改变、扩大和增饰，并加以理想化和系统化。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周礼·夏官·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实，“军”的编制在西周时还没有。据西周文献看来，当时只有六师而没有六军。如《尚书·顾命》：“张皇六师”；《诗·小雅·瞻彼洛矣》：“輈有，以作六师”；《大雅· 蒶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到春秋时，诸侯才有“军”的编制，大国都编三军，于是有“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就是根据这种说法的。西周文献中的“六师”，在西周金文中称为“六M”。如：

唯巢来T，王令东宫追以六!之年（《U贮簋》）。

王乎（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牧阳、大△，@羲、夷、阳佃史（《南宫柳鼎》）。

“六M”之外，还有“八M”，如：

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正八!之年（《小克鼎》）。

有称“殷八M”的，如：

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小臣V簋》）。

有称“成周八M”的，如：

王乎尹氏册命W曰：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W壶》）。

有简称“成周八M”为“成M”的，如：

唯白緂（辟）父以成!即东，命伐南尸（夷）（《竞卣》）。

有以“六M”和“八M”并举的，如：

王册令尹易（锡）X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司）六!、王行，参（三）有@（司）：@土、@马、@工。王令X曰：Y@六!Z八![（《X尊》）。

还有以“西六M”和“殷八M”并举的，如：

王乃命西六!、殷八!曰：“△伐噩（鄂）\驭（御）方，勿遗寿幼。”]!……弗克伐噩。]武公乃遣禹率公戎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惠）西六!、殷八!，伐噩\驭方，勿遗寿幼（《禹鼎》）。”“西六M”当即“六M”，因“六M”屯驻于西土的都城丰镐，也称“西六M”。据此推类，那么，“殷八M”该因屯驻于殷（即卫）而得名，“成周八M”该因屯驻于成周而得名①。

西周在西土和东土都建立有统治中心，屯驻大军，不仅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而且是为了征服附近的夷戎部落。如“成周八M”曾被用于征伐南夷，见前引《竞卣》；“殷八M”曾被用于征伐东夷，见前引《小臣x簋》。不仅如此，西周在统治中心屯驻大军，是作为奴役和剥削当地人民及附近夷戎部落的主要工具的。如《兮甲盘》载：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责，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_（帛）?（贿）人，母（毋）敢不出其_、其责（积）。其进人、其贮，母（毋）敢不即`（次）、即C（寺）。敢不用令（命），则即?（刑）D（扑）伐。

成周既是西周在东土的统治中心，屯驻有“成周八M”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又是“征司四方责”的中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于达到“四方责”的“征司”。凡是夷戎部落一经征服，即成为西周国家的“??人”或“??臣”（即是贡纳之“臣”）。既要贡纳币帛、积贮，更要“进人”（即进贡供奴役的劳动者）。“进人”一定要送到指定的军队驻防地（即“次”），贡纳积贮一定要送到指定的积贮官署（即“寺”）。如果不服从这样的规定，就要受到讨伐。《师寰簋》就是记载淮夷因不服从这种规定而命令师寰讨伐的事。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称王室的师旅为“M”。其经常的驻防地称为“某M”，“M”上一字即是原有地名，“M”则因经常驻“M”而得名。古书上称国都为“京师”，西周金文作“京M”（见《克钟》、《晋姜鼎》、《晋公?》），亦当由于“M”的拱卫而得名。

西周金文对统率“M”的军官称为“师氏”，简称为“师”；又常连同人名，称为“师某”。其职务除统率师旅出征或防守以外，还参与重要的射礼，担任贵族子弟的军事教练①。更重要的，他们还亲自掌管乡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师酉簋》载：

王乎（呼）史a册命师酉：@（司）乃且（祖）b（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c尸（夷）、舂尸（夷）、京尸（夷）、畀△ 尸（夷）、新。(www.xing528.com)

《询簋》又载：

今余令女（汝）b（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尸（夷）、舂尸（夷）、京尸（夷）、c尸（夷）、师舤侧新、△华尸（夷）、由△尸（夷）、d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询是师酉之子，世袭师氏的官职，所以两人所司大体相同。这里“邑人”与“虎臣”同为师氏所职掌，“虎臣”是武官名，“邑人”亦当为官名，乃乡邑的长官。乡邑的长官称“邑人”，犹如齐称乡的长官为“乡良人”，《礼记·乡饮酒义》称乡大夫为“乡人”。《师?簋》载：“王乎（呼）内史吴册命师?曰：……今余唯?先王命，女（汝）官y（司）邑人、师氏”（《文物》１９６４年第７期第２４页）。这里“邑人”与“师氏”同为师?所职掌。“师氏”是师旅的长官，同时又是乡邑的长官，因为当时师旅即抽调京师近郊乡邑公民编制而成。同样的，“邑人”这个乡邑的长官，同时又是师旅的长官。所以“邑人”可以成为“师氏”所属的主要官员，地位在“虎臣”之上。同时，“邑人”与“师氏”可以同为某些高级军事长官所属的主要官员。

特别值得重视的，《师?鼎》载：

王乎（呼）乍（作）册尹令（命）师e匹师俗@（司）邑人隹（与）小臣、善夫、守△、官犬，Z奠人、善夫、官守友。

这里周王命令师?帮助师俗掌管“邑人”和“奠人”之官，可知“师氏”所属，除了“邑人”之外，还有“奠人”。“邑人”之官下有小臣、善夫等，而“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等，可知“奠人”是和“邑人”相类的官。“奠人”当读为“甸人”，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经典释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素问·六节藏义论》王冰注引作“甸”，“田”“甸”古通用。《周礼·春官·序官》郑注和《通典·凶礼》引《礼记》卢植注，都说：“郊外曰甸。”以此与《周礼》郊外称“遂”相比较，可知“甸”即是“遂”。“甸”就是因“治田”而得名①，这和《周礼》把“遂”作为治田之区，把“遂”的居民称“筈”，也正相合。

《师?鼎》的“邑人”和“奠人”，职掌有“邑”与“甸”之别，亦即“国”与“野”之别。“邑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乡大夫，“奠人”当即相当于《周礼》的遂人。由此可见，西周确实存在着乡遂制度。但是西周的“邑人”和“奠人”都属“师氏”掌管，这是和《周礼》不同的。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之外，又要掌管“奠人”呢？因为郊外的“甸”是征发力役和物产的对象，可以从中征发军队所需的力役和物资。据《尚书·费誓》所载，伯禽率师征伐淮夷徐戎，对“鲁人三郊三遂”，也是都征发到的。

《询簋》“先虎臣后庸”的“庸”，当是奴仆，即是指西门夷以下许多夷族部落①。这时这些夷族部落已都降而为“庸”，亦归“师氏”所掌管。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还要掌管这些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族部落呢？因为，除了可以奴役之外，还可以用来充当警卫队。警卫队原来也是属“师氏”指挥的。《周礼·师氏》载：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注：“跸，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

《周礼·司隶》也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这种“四夷之隶”或“四翟之隶”，就是《询簋》所说包括各种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们“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监督行人，就是警卫队的性质。

在古代雅典，统治用的军队也是由自由公民编制而成的。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也是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当时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区叫“得莫”，十个“得莫”构成一个部落，这种“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王城和诸侯国都中“乡”的组织，性质上是和雅典的“地域部落”相同的。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编制成的军队以外，也有由奴隶编制的警察部队。恩格斯分析雅典国家的主要特征说：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底主要特征，便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仅握有由人民直接补充的人民军与舰队，此种军队和舰队用以外抗敌人，内制奴隶，奴隶在当时已占人口底大多数了。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不过当作警察而已，警察，像国家一样，也是很古的了，……，所以，雅典人跟他们的国家同时，并创办了警察，由步行与骑马的携带弓矢之人……组成的真正宪兵队。不过，这种宪兵队是由奴隶编成的。这种警察的服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卑贱的。所以，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不愿干此种贱事。这仍是旧的氏族生活底思想方式。国家如无警察就不能存在，不过它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德的权威，足以使人对于旧氏族社会成员必然要视为卑贱的职务，加以尊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西周时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

西周时代的“六M”和“八M”，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统率这些军队的长官“师氏”，既是高级的军事长官，又具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性质，其直属的主要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周礼》上的“六乡”和“六军”制度，也是地域组织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但是，乡邑的长官已和“师氏”不发生关系，“师氏”已不是“六军”的长官，“师氏”的职务仅是警卫队长，仅能指挥警卫部队，随时担任天子的侍从和贵族子弟的教师了。西周时代“六M”和“八M”，是一种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我们从他们设有“冢司土”等官职也可看出。前引《c壶》记述：国王命令c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司，“作冢y土于成周八M”。“司土”原来主要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征发徒役的事，后来也称“司徒”①。“成周八M”既然设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M”驻屯地有关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礼》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大司徒主要掌管整个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则主要掌管“六乡”的土地和居民，主要工作在于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所谓“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郑玄注说：“司徒掌六乡”，如同“遂人掌六遂”一样，基本上是对的。我们认为，“成周八M”的设有“冢司土”，其职掌也当如此，因为“成周八M”同样是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尊》说：“?y六M?八M?”。于省吾同志认为：“?”是“踨”的初文，像双手植草木于土中，本义为种植草木而加以扶持，典籍中“艺”训种植者习见，这是说王令?掌管六M及八M的谷类种艺之事，“司踨”当为“冢司土”的属官。

《南宫柳鼎》称：“王乎册尹册命柳，y六M牧阳、大△，y羲、夷、阳佃史。”于省吾同志认为：史与事古字通用，佃史即佃事。这是说，命柳掌管“六M”放牧于阳、大△等地，和羲、夷、阳等地农佃之事。于省吾同志根据“六M”和“八M”设有“冢司土”、“司踨”、“司牧”、“司佃事”等官职，以掌管土地和有关生产事务，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而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典籍所称，以为我国屯田制开始于汉代昭、宣之世的一贯说法，而现在应该把它提早到西周时代了”①。我们认为，于同志对“六M”和“八M”没有掌管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对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就此断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是可以商讨的。西周“六M”和“八M”设有“冢司土”等掌管土地和生产的官，只是因为“六M”和“八M”是军事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尚书·牧誓》载：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鸣盛认为此处周武王所列举的，全是各级军事长官，司徒、司马、司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②，这与《c壶》所说成周八M设有冢司土之官，正相符合。此处以“师氏”为师旅的长官，亦与西周金文符合。此处以“师氏”以下的军官为“千夫长”、“百夫长”，可能相当于金文所说的“邑人”。因为当时乡邑组织和军队编制相结合，乡邑组织的长官“邑人”，列入军队编制即为“千夫长”、“百夫长”了。当时乡邑组织是由十进制的氏族组织转变而成，所以其军队编制也都采用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