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在桓公时，管仲施行“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管子·小匡》篇作“士农之乡”）十五个。十五士乡即相当于《周礼》的“六乡”。他又把“鄙”分为“五属”，“鄙”相当于《周礼》的“野”，“五属”即相当于《周礼》的“六遂”。十五士乡和《周礼》的“六乡”一样，以居民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的。以五家为轨，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十轨为里，就成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四里为连，就成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十连为乡，就成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五乡一帅，就成一万人为军，由五乡之帅统率。如此，十五士乡编制成三军，中军由齐桓公亲自统率，上下两军分别由上卿国子、高子统率。当时齐国主要军队就是这三军，全部由十五士乡居民编制而成。与《周礼》的六军全部由六乡居民编制而成，性质相同①。
当时齐国在鄙野地区，以三十家为邑，邑设有司；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大夫。五属分设五大夫。这与《周礼》“六遂”的组织，性质相同。“五属”居民和“六遂”居民一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管仲对于“五属”的政策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觤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这样主张按土地等级征赋，平均分配耕地，减轻徭役而不夺民时，不略取家畜等等，对“五属”居民作让步措施，无非为了维持农业生产。管仲在“国”的“乡”中有选拔人才的办法，基本精神也和《周礼》“六乡”中“三年大比”相同。其选拔的标准有二，一叫“明”，即“为义好学、聪慧质仁”；二叫“贤”，即“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由乡长推举，桓公亲自接见，使担任官职。一年之后，由官长书面报告其工作成绩，并挑选其中贤者向上推荐，由桓公召见，当面识别。再退而问其乡，察看其平日的才能行为，如果和做官时的作为不相违背，便可升为“上卿之赞”。这叫做“三选”。“五属”虽然也有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没有这样上选为“上卿之赞”的“三选”办法，显然是因为“五属”居民身份低下的缘故。
十分明显，齐国这种“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是巩固其原有的“国”“鄙”分治的制度的。这种“国”“鄙”分治的制度，基本上是和《周礼》的乡遂制度相同的。
春秋时代其他各国，虽然缺乏这方面有系统的记载，但是从其全国总动员的事件中，也还可以看出它们保留有乡遂制度。
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华臣具正徒（注：“华臣，华元子，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县为隧，纳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随火所起往救之”），……二师令四乡正敬享（注：“二师，左右师也。乡正，乡大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这时宋国因火灾，实行全国总动员。由执政乐喜派担任“司徒”的华臣准备好“正徒”，司徒所直接调遣的“正徒”，当即“国”中“四乡”的正卒；又命令“遂”的长官“隧正”调遣役夫纳入郊内从事保卫①，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同时左师、右师又命令四乡正去祭祀，四乡正即是“国”中“四乡”的长官。于此可见宋国在这时还保留有乡遂制度。
再如鲁国，从西周初期起，就有乡遂制度。《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即是三乡三遂。《史记·鲁世家》引“遂”作“隧”。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依然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
这时臧孙担任司寇之官，所调遣的“正夫”，当即“国”中“乡”的正卒，即宋国所谓“正徒”①。《左传·襄公七年》载：
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这时叔仲昭伯担任“隧正”，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具体措施是：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注：“使军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则公家倍征之，设利病欲驱使入己，故昭五年传曰：季氏尽征之。民辟倍征，故尽属季氏”），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叔孙氏使尽为臣（注：“尽取子弟，以其父兄归公”）（《左传·襄公十一年》）。
后来“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由此可知鲁国的军队组织是和乡邑组织密切结合，军队即抽调乡邑的父兄子弟组成，军赋也在这个组织中征取。“三分公室”的时候，季孙氏用加倍征赋的办法，迫“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就是迫使军队成员带同其提供兵役的乡邑组织（即役邑）一起臣属于季孙氏，做到了“尽征之”。“四分公室”的时候，孟孙氏和叔孙氏就仿效季孙氏的做法，做到了“皆尽征之而贡于公”①。
又如郑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
火作，……（子产使）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睟。
这时郑执政子产在大火中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宋执政乐喜所采取措施相同。所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如同乐喜“使华臣具正徒”一样，“伍列登城”的“城下之人”，当即城外“乡”中的正卒。所谓“使野司寇各保其征”，如同乐喜“令隧正纳郊保”一样，野司寇从“野”所征发来的役徒，当即“遂”的居民。所谓“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等等，也如同“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郊人”即是郊内“乡”的长官②，犹如宋国的“乡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www.xing528.com)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乡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能够在乡校中议论执政之善否。这都是郑国存在乡遂制度的明证。
春秋时代各国保留乡遂制度，还有显著的一点，就是像《周礼》所说“六乡”居民性质的“国人”在各国普遍存在。
春秋时代各国军队的编制，除了由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为骨干以外，主要是由“国人”编制而成的。“国人”有纳军赋的义务，壮丁必须充当甲士，一旦遇到战争，要召集入伍时，只须“授甲”或“授兵”。《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伐卫，因卫懿公爱鹤，鹤有乘轩的，“国人受甲者”都说“使鹤”，结果卫军大败。又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伐许，曾“授兵于大宫”。这和《周礼》所说“六乡”居民编制成的军队，武器平时由国家保藏，到战时“授兵”，完全相同①。由于“国人”是当时国家的战士，各国很注意对他们的训练。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国栾武子说：楚国自从灭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治）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
春秋时各国军队主要由“国人”编制而成，“国人”是各国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支柱。因此各国国君和大臣遇到危难，就召“国人”来征询意见。《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邢和狄伐卫，卫文公要把君位让给父兄子弟，朝“众”来征询意见，“众不可，而从师于訾娄，狄师还”。这些反对卫文公让位而“从师于訾娄”的“众”，即是“国人”。
《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卫灵公苦于晋国逼迫，企图反抗，朝见“国人”而使公孙贾征询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都回答说：“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国决定反抗晋国。《左传·哀公元年》又载：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派人来召陈怀公，要求陈国服从吴国，怀公朝见“国人”而问道：“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结果“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国危”①。从“陈人从田，无田从党”的情况看来，当时陈的“国人”，既有田地，又有乡党组织，只是当时他们占有田地已不均，有的已“无田”了。
春秋时各国贵族在君位继承上发生问题时，也常征询“国人”的意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俘虏后，派?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并且说：“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指太子圉）也！”“众”因此都哀哭，晋国于是“作爰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君位，晋景公派士景伯到周，“立于乾祭（王城北门）而问于介（当从王引之校作其）众”，从此晋国便和王子朝断绝关系。《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又载：越国接受卫侯辄的请求，派兵护送他回国。卫大夫公孙弥牟召集“众”而问道：“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都说：“勿纳。”公孙弥牟又说：“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都说：“勿出。”结果卫侯辄不敢进入卫国。这就是《周礼·小司寇》所说“询立君”②。
当时不仅国君的废立要征询“国人”意见，卿大夫的废立也常征询“国人”意见。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由大尹（阉官之长）专权，常假托君命以遂其私欲，“国人恶之”。这年十月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养子启为君，然后再发丧。大司马皇非我、司城乐罿等“皆归授甲”，图谋驱逐大尹，并且“使徇于国”说：“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都说：“与之。”大尹又“徇于国”说：“戴氏（即乐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都说：“无别”（杜注：“恶其号令与君无别”）。结果由乐得“使国人施（加罪）于大尹”，迫使大尹带同启出奔楚。
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国君的废或立，“国人”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莒国为例，如莒纪公的被杀（《左传·文公十八年》），展舆的杀莒犁比公而自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莒郊公的被逐而庚与的被迎立（《左传·昭公十四年》），庚与的被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都是由于“国人”的向背。
春秋时期有些国家的贪暴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逐出或杀死。例如陈国司徒辕颇的被逐（《左传·哀公十一年》），郑国执政子孔的被杀（《左传·襄公十九年》），都是如此。在各国贵族的内讧中，胜负都常由“国人”的向背来决定的，其例不胜枚举。
不仅在春秋时期，“国人”在政治上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在西周时期早已如此。据《国语·周语》记载，由于周厉王的“专利”，弄得“民不堪命”，于是“国人谤王”，周厉王招徕了一个卫巫，命他检举，大加杀害，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①。
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代“国人”的性质，基本上和《周礼》的“六乡”居民是相同的，是当时各国的自由公民。
春秋时代各国农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叫“庶人”。所谓“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襄公九年》），“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自庶人而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国语·鲁语下》）。从西周时代起，庶民已被迫在“籍田”上从事无偿劳动，统治者在“籍田”上举行“籍礼”之后，要“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前，“籍”仍是对庶人的主要剥削办法（《春秋》三传）。这又和《周礼》的“六遂”居民受到“合耦于袽”的剥削，基本上相同。
根据本节所分析，春秋时各国还多保留有乡遂制度，这种乡遂制度就是其社会组织的主要结构。把它和《周礼》作比较，可知《周礼》的乡遂制度不是没有来历的，还基本上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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