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人鬲、讯、臣等详解

我在《学术月刊》１９６０年９月号上发表《论西周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之后，金兆梓先生就在《学术月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号上发表《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第一节“人鬲、讯、臣是否即是奴隶”，就是和我商讨的。他分四点来否认人鬲、讯、臣是奴隶，现在我也分四点来加以讨论。

一、金先生从容庚、郭沫若两先生之说，以为“人鬲”即是《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的“民献”，“民献”是用人祭献之称，其中包括残伤人体的“馘”和活口的“俘”。又据《尚书·多方》，认为西周处理俘虏的方法，除了献俘、赎俘之外，还可以有（１）“大罪殛之”，（２）“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３）让他们“宅尔宅、畋尔田”。《大盂鼎》所说“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其中“庶人”就是“宅尔宅、畋尔田”的人，自“庶人”以上、“驭”（御）以下就是“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的人。因此，他断言“人鬲”只能是俘虏，不应是奴隶。

我认为“人鬲”并非“民献”。“民献”是贵族的意思而不是俘虏。

有下列三点足以证明：

第一，《尚书·大诰》说：“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文）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民献”《尚书大传》作“民仪”，“献”是“古文”，“仪”是“今文”。过去注释家把“民仪”解释为“民之表仪”，把“民献”解释为贤者。《大诰》是周公兴师东征时发表的讲话。这时周武王刚去世，被征服的殷贵族又在武庚率领下反叛，同时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和东方部族也跟着叛乱，形势很是紧急。《大诰》所说“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指的就是管叔、蔡叔等人的叛乱；《大诰》所说“殷小腆，诞敢纪其叙”，指的就是武庚率领殷贵族叛乱。在这样紧急的形势下，周公经过占卜，下了东征的动员令，可是所属国君和官员都强调困难大，不敢出征，要求取消动员令。《大诰》说：“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国君和官员们公然以“艰大，民不静”为理由，表示“不可征”，主张违反占卜的结果，也就是取消动员令。由此可见，这次周公东征，去镇压殷贵族的叛乱，遇到阻力是很大的。《大诰》这篇周公的讲话，目的就在于说服这些国君和官员一同东征的。周公在这里说：“民献”中有十个人辅助我，一同前往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功业。无非表示在东征中已得到得力的助手，已有胜利的把握，以振奋人心，鼓励士气。如果“民献”是俘虏或归顺的敌人，那么，周公作为得力助手，依靠来完成文王和武王功业的，竟是归顺的敌人了！在对敌斗争的形势十分紧急，所属国君和官员强调困难而害怕出征的情况下，周公如此说法，岂不是要张敌人的声势，灭自己的威风吗？因此，我们断言“民献有十夫”的“民献”，决不是指俘虏或归顺的敌人。

第二，就《大诰》的内容来看，前后主张是一贯的。周公在这里首先分析了所以遭难的原因，他说遭难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能格知天命！”就是说：遭难是由于没有得到明哲的助手，使人民安乐，又不能够知道天命。所以，此后周公在全篇讲话中特别强调天命，同时，当他在占卜祷告时，就说明：“民献有十夫，予翼”，无非表示已经得到了明哲的助手。《大诰》在末段说：“呜呼！肆我告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和上文相呼应的。这里告诉所属国君和官员说：振兴国家要依靠明哲之人，那十人就是知道天命的。“爽邦由哲”这句话，是和上文“弗造哲”相呼应的，表示过去由于“弗造哲”而遭到国难，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爽邦”了。“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承接“爽邦由哲”而言的，这“十人”就是“爽邦由哲”的“哲”，所以他们“迪知上帝命”。“迪知上帝命”也是和上文“矧曰其能格知天命”相呼应的，表示过去没有“哲”而不能知天命，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知天命了。从上下文来看，周公要依靠来“爽邦”的“哲”十人，也就是周公要依靠来“敉文武图功”的“民献有十夫”。很明显，这十人是周公得力的助手，是西周贵族中所谓明哲之人，决不是什么俘虏或归顺的敌人。这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说：“余有乱（y）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差不多的意思。当然，《泰誓》所载是武王伐殷时的话，《大诰》所载是周公东征时的话，所指“十人”不会完全相同的。

第三，“民献”或作“献民”，《逸周书·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注：“献民，士大夫也。”《逸周书·商誓》一则说：“告尔……及百官、里居（君）、献民”，再则曰：

“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三则曰：“百姓、献民，其有缀艿。”刘师培《周书补正》以上下文比较，认为“百姓即百官，君子即献民”，并解释说：“献民者，世禄秉礼之家也。”这是对的。古时“百姓”“君子”都是指贵族而言的，“献民”亦当指贵族而言。《尚书·洛诰》说：“其大典殷献民，乱（y）为四方新辟”。所谓“殷献民”，亦是指殷贵族而言的。至于《大诰》“民献有十夫，”单称“民献”而不称“殷献民”，当指周本族的贵族而言。

根据上述三点，可知“民献”是指贵族而言，并非指献于宗庙的俘虏，这和《大盂鼎》赏赐用的“人鬲”根本没有关系的。

据《大盂鼎》记载，在赏赐器用服饰的同时，赏赐“邦y四白（伯），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又赏赐“尸（夷）y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所有赏赐的“人鬲”都以“夫”计数，都是单身汉，其来源确应是俘虏。也许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夫”不是指单身汉，而是以“夫”代表“家”的。如古文献上记载井田制度中土地的分配，“一夫百亩”（《孟子·万章下》），也就是“家百亩”（《周礼·大司徒》）。我们知道，井田制度中“份地”的分配，是以农夫作为分配对象的，而当时农夫都只有小家庭，因而“一夫百亩”也就成为“家百亩”了。这种情况是不能和《大盂鼎》所载“人鬲”的赏赐相提并论的。《大盂鼎》所载“人鬲”的赏赐，如同赏赐物品一样，所记的数目和单位，都是十分明确的，多少“夫”就是多少个单身汉。《令簋》载：“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就可以明证。“鬲”就是“人鬲”，“百人”的“人”与“夫”是同样的意思。《大盂鼎》所说“人鬲”多少“夫”，也就是“人鬲”多少“人”，如果他们有“家”的话，那就应该如同“臣十家”一样，称多少“家”而不称为多少“夫”了。据《尚书·多方》，周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对其贵族的处理，确有让他们继续“宅尔宅，畋尔田”的，也确有“迪简在王廷，尚尔事，有服在大僚”的。但是，像《大盂鼎》上所载的“人鬲”，是由周天子把他们当作物品来赏给臣下的，而且是以“夫”计数的，都是单身汉，连家庭都没有，当然不可能继续“宅尔宅，畋尔田”的了，更不用说“迪简在王廷”，“有服在大僚”了。如果已经被选拔到王廷，担任大官职，怎会被用作赏赐物品，再赏给臣下呢？

在古代社会，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俘虏。金先生既承认“人鬲”是俘虏，而这些俘虏又是被用作赏赐品来赏赐给臣下的，这些得赏的贵族，都是依靠剥削为生的，不会不把他们当作奴隶而从事生产的，否则，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仅要养活他们，而且要有大批人来监督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二、《诗·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诗·大雅·皇矣》“执讯连连”。金先生认为两处“讯”字皆当释为“言问”，是动词而非名词。《不X簋》：“女（汝）多禽（擒），折首?（执）?（讯）”，《?簋》：“武公入右?告禽（擒），（馘）百?（讯）a。”金先生又认为“禽”下再言“折首”和“馘”，是说擒了敌人来杀头，“禽”下再言“执讯”和“讯”，“执”疑是“鞫”的误读，即讯究俘虏。因此“讯”不但说不上奴隶，并也未必就可说是俘虏，只是对俘虏或罪囚的鞫讯而已。金文有“讯讼罚”等语可证。(www.xing528.com)

金先生把《诗经》和金文的“执讯”的“讯”，解释为“言问”或“讯究”，认为是动词而不是名词。这是很牵强难通的。《虢季子白盘》说：“?伐?（严）?（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五十。”“折首五百”是说斩首五百人，“执讯五十”就是说捉到俘虏五十人，决不是说在战场上除了将敌人斩首五百人以外，还设了法庭，在那里讯究五十人。《?簋》说：“王令?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裁）首百，执?（讯）a。”也是说在战场上斩首百人，捉得俘虏四十人。下文说：“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告禽：（馘）百?（讯）a。”“告禽”也就是《礼记·王制》所说“以讯馘告”。这是说?在举行献俘典礼，把斩得的首级一百和捉得的俘虏四十在宗庙中献给周天子，决不是说擒了敌人来杀头和讯究。上文言“裁首百，执讯a”，下文言“馘百讯a”，足见“裁首”所得的是“馘”，“执讯”所得就是“讯”，也就是俘虏，不可能作其他解释的。《不X簋》先说：“女（汝）多折首?（执）?（讯）”，再说：“女（汝）多禽（擒），折首?（执）?（讯）。”意思是相同的。“多禽”言有很多擒获，“折首执讯”是说在擒获中，有的斩了首，有的捉到了活口。

《诗·大雅·文王》记述文王伐崇的战果说：“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攸馘安安”是指杀伤敌人的情况，“执讯连连”是指俘虏敌人的情况。《诗·小雅·出车》记载南仲征伐严允的战果，《诗·小雅·采芑》记载方叔征伐严允的战果，都说“执讯获丑”。《诗·大雅·常武》记载征伐淮夷的战果是：“仍执丑虏。”“讯”和“丑虏”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指俘虏而言。郑笺解释“执讯”为“执所生得者而言问之”，解释“执讯获丑”为“执其可言问所获之众”。“讯”金文作“?”，就像捉到了活口，反绑着，用绳索牵起来的样子。“讯”是指捉到的可以讯究的活口，以区别于已经杀伤的“馘”。古人常把俘虏当作罪犯的，《礼记·王制》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出征的目的是为了“执有罪”，其结果，得到了“讯馘”，“讯”既是俘虏，也是“有罪”的人，当然应该审讯判罪的，所以“讯”又可以作动词用，有讯问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讯”的本义，是俘虏到的活口。三、金先生认为，从“臣”的字形和经传中“臣”字的用法综合看起来，“臣”只是一种供人使令或给役于人的人，身份可上可下。“臣”的对称是“君”或“主”，连文并称的是“民”。“君”与“臣”，“主”与“民”，似乎只是领导和被领导之分。

我们认为，金先生这个解释，不能用来解释金文中用来赏赐的“臣几家”的“臣”。如果“臣几家”的“臣”，只是一种供人使令或给役于人的自由人，主人可以随便把他们赏赐给他人吗？“臣”的本义是“囚俘”，后来也被用作“君臣”之“臣”。杨树达《不X簋三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二）说：

按臣即今俘虏，《礼记·少仪》云：“臣则左之”，郑注云：“臣谓囚俘”，此臣字之本义也。臧字甲文作N，金文《白N父鼎》N字亦然，字皆从臣从戈，今作臧者，后加声旁爿耳。此字当以臧获为本义，《汉书·司马迁传》晋灼云：“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是其义也。字从臣从戈，义显白无疑，此可旁证臣字之义也。

这个解说是对的。

四、《c鼎》载：“我既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又说：“用?（徙） 丝（兹）五夫用百d。”金先生认为，“ ”应从清人钱玷、吴大贗读为“赎”，“d”即“锾”，是赎罪之款，因为西周时赎罪照例是罚锾的。《c鼎》上文明说：“c使小子△以限讼于井（邢）叔”，是c与限明是在涉讼所，以限宁愿罚锾赎罪而将马和丝还了c。《c鼎》说：“凡用即c田七田、人五夫，c免匡卅秭。”“即”作“趋就”义用，应解作：匡季派五人到c田里去耕作以代偿禾，c因之也免他偿禾三十秭。这七块田和五名奴隶也就说不上是十秭禾的代价了。

按“ ”字，近人识为“ ”，《说文》说，“ ，?也”，“读若育”。是“鬻”的古字。段注：“《周礼》多作?，?训买，亦训卖，……盖即《说文》之卖字。”杨树达也认为：这是“赎”的初文，《说文》：“赎，贸也”，贸训易财（《积微居金文说》卷二《c鼎再跋》）。总之，无论这个字应识为“卖”或“赎”，其意义总是指买卖而言，决不是像金先生所说那样是指赎罪的。《c鼎》所说：“我既赎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很明显是说：我曾买定你的“五夫”（奴隶）在效父手中，用了一匹马和一束丝。《c鼎》又说：“用?（徙）赎兹五夫用百d”，很明显是说：用“ ”来改买这“五夫”，用了“百d”。分明是先用一匹马和一束丝来交换“五夫”奴隶，后来改用“百d”来交换“五夫”奴隶。据《c鼎》这段记载，c因限在这两次交换中失约，诉讼到邢叔那里，经过邢叔判决，c在诉讼中得胜，终于成交，得到了这“五夫”奴隶。如果按照金先生的说法，把“赎”字解释为赎罪，那显然是讲不通的。

《c鼎》末段记载，c因匡季的奴隶“廿夫”盗取了他的“禾十秭”，把匡季告到了东宫，东宫判断说：“求乃人，乃（如）不得，女（汝）匡罚大。”匡季于是向c赔礼，“用五田，用众一夫曰嗌，用臣曰?，曰}，曰?，曰用?（兹）四夫”。这样的“用五田”，“用兹四夫”，分明是赔偿性质。后来c不肯罢休，再度告到东宫，东宫判断要加倍偿还，为“廿秭”，如来年不偿还，要再加倍为“a秭”。后来匡季加赔“田”二块，“臣”一夫，共计赔给c“田七田，人五夫”了事。《c鼎》说：“乃或（又）即c用田二，臣△（一）。凡用即c田七田、人五夫，c免匡卅秭”。杨树达认为“即者，今言付与”，和《散氏盘》“乃即散用田”文句一律（《积微居金文说》卷一《散氏盘跋》）。即使“即”字不作“付与”解释，也不能像金先生那样把全句解释为：匡季派五人到c田里去耕作以代偿禾。从《c鼎》这段记载的上下文看来，分明是匡季用田和奴隶来赔偿禾，先用“田”五块和“人”四夫，后来加赔“田”二块和“人”二夫，共“田”七块和“人”五夫。那里有匡季派五人到c田里去耕作这个意思呢？当匡季提出用“田”五块和“人”四夫来赔偿之后，c不允许，说：“弋（必）唯朕△（禾）赏（偿）”，坚决要求把禾偿还，再度告到东宫。等到东宫判断说：来年不偿还，要再加倍为“四十秭”，匡季就加赔了“田”二块和“人”一夫，共计“田七田，人五夫”，作为赔偿禾十秭之用，至于所要加罚的“禾卅秭”，c应允匡季免除了。由此可见，当时“田”五块和“人”四夫，尚不足以赔偿“禾十秭”，而“田”七块和“人”五夫已相当于“禾十秭”的代价了。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不能接受金先生所提出的意见。我们仍然坚持原有的论断，“人鬲”和“讯”既是俘虏，也是奴隶。所有作赏赐品和赔偿用的“臣”，也应是奴隶。这些奴隶在当时的价值是比较低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