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农业生产技术的新探-《古史新探》

根据上面的论述，西周时代的主要耕具———耜是铲一样的耕具，而钱是带有金属锋刃的耜的别称，是无疑的。《诗经》曾再三提到耜，或者说“有略（I）其耜”（《载芟》篇），或者说“覃耜”（《大田》篇），或者说“繱繱良耜”（《良耜》篇），都在形容耜的锋利，西周的耜该大都已有金属锋刃了。如今徐中舒同志一方面不全肯定西周的主要耕具有金属锋刃，说是“木制的耒和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或石蚌类刀铲形的耜”；一方面又说使用这样的耕具“在二人并力的耦耕下它是可以深耕的”。我们要知道，木耕具和带有石蚌类锋刃的耕具是最原始的耕具，使用这种原始耕具是无法深耕的。王祯《农书》曾说：脚踏的耕具称为“锋”的，“其金比犁小而加锐”，“地若坚J，锋而后耕，牛乃省力，又不乏刃”。徐同志根据这一点来证明“耒耜就是可以深耕的农具”。其实从这一点，只能证明有金属的锐利锋刃的耒耜，才比较可以深耕。徐同志又认为战国时代的铁农具“也只能作薅草壅本的辅助农具用，因为它是生铁铸成的，铁质松脆，容易折断，它还是不能代替耒耜，用以深耕的”。好像木石制的耕具反而要比铁耕具强得多，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冶铁技术的发展来看，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远在冶炼熟铁技术发明之后，在欧洲，是迟到十四世纪才发明冶铸生铁技术的。如果说，在冶铸生铁技术发明后，铁耕具还不能代替木石制的耕具，那么，要到什么时候铁耕具才能普遍呢？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切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农具，因为无论在考古发掘中，在古文献中，都还没有铁农具存在的真凭实据。但是，我们从春秋战国时代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情况来看，西周时代是有铁农具存在的可能的①。郭沫若同志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中②，曾根据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齐侯钟》铭文有“造K（铁字的初文或省文）徒四千”的话，《国语·齐语》篇管仲所说“恶金以铸4夷斤3，试诸壤土”的话，《管子·轻重》诸篇说到齐有“铁官”，辉县出土战国铁器和兴隆出土战国铁范的工艺比较进步，来推断“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在春秋以前”。在目前的日本考古学界，一般都认为西周时代已有铁器，他们的根据主要有下列两点：

（一）有青铜兵器十二件，传为一九三一年六月河南汲县出土，原为褚德彝所藏，转为美国弗利亚美术馆所掠买去，著录于该馆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古铜器图录》一书中。从这十二件青铜器的形制和一件青铜器上有铸铭“大保”两字来看，应是西周初期之器。其中二件青铜兵器有铁刃，一戈作虺龙纹，其援部仅存半段，残存的半段援部是用铁制的；一钺作饕餮纹，其刃部是铁制的。有人曾根据上述情况，认为中国铁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年的初期①。（二）有一件《芮公纽钟》，铭文是“芮公作旅钟，子子孙永宝用”。芮国到春秋时代已很弱小，后为秦穆公所灭亡，这钟的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末年以前。这钟上部环纽的下脚的顶面（舞），在接合部分有铁锈涌出，当环纽的下脚部分的内部里面，有二个铁制角形管（径０．５厘米）的切断露出，将细铁管内泥土除去，深１．３厘米。有人认为这是悬挂垂下的振舌的铁环的痕迹，并据此断定西周时代已有铁的使用②。上述两批附有铁的部分的青铜器，虽然不是科学发掘的出土物，但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姑且不断定西周农具的锋刃是青铜制的或铁制的，但必然已有用金属制的了，因为西周农具有钱、!、+等名称，已足证明这一点。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能够到达相当水平，这一点是很有关系的。

耜在西周春秋时代的农耕上有两种功用，即“为沟洫”和“?载南亩”，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为沟洫”和“?载南亩”这两种工作，在当时农田的垦耕作业上是同样重要的，在播种之前，必须要随着地理形势，治理好沟洫，修筑好适宜的南向或东向的“亩”“%”行列，使得农田尽量利用地利，起洗土排水等作用。当时经过这样治理的农田，田亩行列南向的叫“南亩”，田亩行列东向的叫“东亩”。由于地理形势的关系，一般以“南亩”为多，因为“南亩”的行列对于农作有利。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公元前五八九年，8之战，齐国大败，派宾媚人向晋国贿赂求和，晋国为了此后兵车行动的便利，以“使齐之封尽东其亩”作为讲和的条件之一①。当春秋时代，战胜的强国为了此后控制战败的弱国，为了此后出动兵车的便利，往往迫使弱国“尽东其亩”。晋文公在伐卫之后，就曾要求卫国把“南亩”一律改为“东亩”，《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说：“〔晋〕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商君书·赏刑》篇和《吕氏春秋·简选》篇也都说：“晋文公……反郑之埤，东卫之亩。”高诱注说：“使卫耕者皆东亩，以遂晋兵也。”我们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可知古人对于农田中“亩”“%”结构的治理，对于“东亩”和“南亩”行列的筑修，原是很讲究的，除非为强国所征服，在强力的压迫下才被迫有所改变。因为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是很重大的。在中国古代的耕具中，耒尖刃，只适宜于耕松泥土，不适宜于/地翻土和开掘沟洫，只有耜既能“?载南亩”，也便于“为沟洫”。耜的所以在西周时代较为流行，这该也是个缘故吧！《国语·周语》中篇记单襄公的话，说：“周制有之，曰：‘……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所谓“民无悬耜”，是说农民尽力垦耕，没有把耜悬挂起来不用的，所谓“野无奥草”，是说农民尽力垦耕，使得田野里没有荒草。耜在西周时代所以能成为主要的垦耕工具，这是由于它便于在黄土地带开垦的缘故。

西周春秋时代对于农田的垦耕，普遍采用两人合作的方法，即所谓“耦耕”。《考工记》说：“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从来学者大都根据这一点，认为二人并二耜而耕，叫做“耦耕”。也有认为二人拿二耜相对而耕，叫做“耦耕”的，例如《诗经·小雅·大田》篇孔颖达《正义》说：“计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对，共发一尺之地，故计而耦之也。”也有认为二人一前一后同时垦耕，叫做“耦耕”的，例如《考工记》贾公彦疏说：“二人虽共发一尺之地，未必并发，知者，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长沮不对，又问桀溺。若并头共发，不应别问桀溺，明前后不并可知。虽有前后，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并也。”也有认为二人合作垦耕，一人耕，一人（椎碎土块），叫做“耦耕”的，有人根据《论语·微子》篇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又说：“桀溺而不辍。”就认为“耦耕”是二人同时进行耕作业和作业的密切配合①。如今徐中舒同志又认为二人共踏一耒或耜，叫做“耦耕”。徐同志说：“古代耦耕，二人共踏一耒或耜，故耒或耜的柄之下端接近刺地的歧头处，或安装犁$处，安装一小横木，左右并出，适为两人足踏之处。若后代不行耦耕，则此一小横木只向一方突出，供一人足踏即可。如王祯《农书》所绘长使用图，即系如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记踏犁的形制云：‘……犁柄之中于其左边施短柄焉，此左脚所踏处也。……’踏犁只供一人使用，所以也只有左脚所踏处的左边施短柄。”各家对于“耦耕”的解释，说法如此纷纭，究竟以那一种为对呢？古时又称“耦耕”为“合耦”或“比耦”②，是二人运用二耜合作垦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人是相并而垦耕，还是相对而垦耕，是看需要而进行的，目的无非在通过合作以提高垦耕的工作效率。二人运用二耜相并或相对而耕，的确能够达到程瑶田所说的“刺土得势，土乃迸发”的效果的①。至于徐中舒同志所说“耦耕”是“二人共踏一耒或耜”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二人挤在一把耒或耜上踏，提高垦耕工作效率是不大的，若是二人步伐不一致，还要互相牵制，影响垦耕的工作效率呢！从来所有脚踏的耕具，只能由一人来使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甲骨文中的“謖”字，就像一人执耒而耕的情况。徐同志认为后代不行耦耕，因而脚踏耕具上脚踏的小横木只向一方突出。其实，后代的脚踏耕具上所贯的小横木也有左右并出的，例如日本所藏的子日手辛锄、王祯《农书》上的锋、阮元在山东所见到的耜，都是如此。脚踏耕具上小横木的左右并出或只向一方突出，只是制作上有些不同，并不是行“耦耕”或不行“耦耕”的关系。至于阮福《耒耜考》说：“今黔中爷头苗在古州耕田，全用人力，不用牛。其法一人在后推耒首，一人以绳系磐折之上肩，负其绳向前曳之，共为力。此即耦耕之遗欤？”这又误把人挽犁误解为“耦耕”了。其实人挽犁不但苗族有，直到近代在中原地区还有应用的②。

关于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我在《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文中，已曾加以分析。我们认为：西周时代由于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耕具，由于黄土地带土壤较松，由于“耦耕”方法的采用，荒地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垦。当时在农田中已普遍按地理修筑有整齐的“亩”“%”行列，起着洗土排水和灌溉作用。在播种前，已很注意垦耕的时节，在苗生长后，已使用带有金属锋刃的!进行耨耘，以保持土壤中的水力和肥力，同时也已懂得在耨耘中积“绿肥”来作肥料。由于工具和技术的进步，由于生产经验的累积，使得农业生产有了提高，粮食作物的品种有了增加。总之，西周的农业生产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徐中舒同志等认为西周已有三田制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是缺乏确切的根据的。

西周的农田，有“”、“新”、“”等三种不同名称。徐同志把这三种田的名称和《周礼·遂人》所说的“上地田百亩莱五十亩”牵合了起来，认为西周存在着每年休耕三分之一的三田制，“”、“新”、“”就是实行三田制下的三种田的名称。我曾经批评说：“《周礼》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确切证据，就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如今，徐同志反批评说：

杨宽先生一面说不能根据《周礼》来论定西周已有三田制，但是他一面又引东汉孙炎和东汉以后的郭璞、董遇等对、新、的解释而加以总结说：“第一年开垦的荒田叫田，第二年开垦熟的田叫新田，三年后垦好的熟田叫田。”依杨先生的意思，、新、三种耕种不同的田，既不能利用年代相去最近的《周礼》加以论证，难道反可以利用东汉或东汉以后的年代相去更远的人的注释，给以确切的证明吗？

我们认为徐同志的反批评是不确当的。我的引用东汉和东汉以后的注释来对这三种田加以解释，是与《尚书·梓材、大诰》篇和《诗经·臣工、采芑》篇上谈到“”和这三种田的西周文献结合起来的，我们要知道，东汉和东汉以后人的注释，有好些是有它的来历的，并不是凭空杜撰的，所以能够和《尚书》《诗经》上的原意相合①。我们是应该运用这些注释，来理解《尚书》《诗经》的原意的。如果《周礼》上有足以阐释这三种田的文献，当然比运用东汉以后人的注释更确当些。但是《周礼·遂人》所谈的，并没有涉及这三种田，现在徐同志凭空地把它比附上去，就显得牵强了。徐同志又反批评说：

我们再看他对于、新、的新解是：新比好，比新更好，所以第一年叫荒田，第二年叫熟田，第三年叫垦好的熟田，那末，第四年应当是更好了。这完全是最进步的农业，就是现在最进步的耕作技术也不过如此。这比三田制耕种二年后就要休耕一年还不进步吗？这对于他说三田制不是西周时代所可能产生的，是怎样的矛盾。(www.xing528.com)

徐同志这个反批评，是把我的原意误会了。我根据了《尚书》《诗经》上的西周文献结合了前人的注释，认为田是初开垦的荒田，因为技术水平低，不是当年就能播种的，到第二年经过修治，才成为能够种植的“新田”，到第三年才成为“田”。怎能根据这一点说“这完全是最进步的农业”？

“”本有开垦之义，“”或作“L”，《广雅·释地》篇曾把“L”和“垦”“耕”作为同义字。王念孙《广雅疏证》解释说：《考工记·轮人》“察其蚤不2”。注云：“谓辐入毂中者也。”辐入毂中谓之，犹耜入地中谓之。之言絵也，李奇注《汉书·蒯通传》云：“东方人以物絃地中为絵。”是其义也。

耜就是絃，它的垦耕方法是“插地起土”。“插地”的垦耕方法叫“”，也叫“?”或“絵”。《诗经·小雅·大田》篇“?载南亩”，郑玄笺读“载”为“”，而《正义》引王肃注又说：“?，始也，载，事也，言用我利耜始发事于南亩也。”王肃把“载”解释为“事”，陈诗庭《读书证疑》卷四说：“事当读为絵，与同。”因为“”和“絵”是指“插地”的垦耕方法，所以“”“絵”又都有插立之义。陈诗庭《读书证疑》卷二又说：《考工记·轮人》注：“泰山平原所树立物为，声如。”《汉书·郊祀志·瓠子歌》：“3竹林兮楗石。”师古注：“石为絃石立之。”《杨赐传》注引《续汉书》：“轻车矛戟幢麾”，谓插也。《史记·张耳陈馀传》“絵刃”，徐广音絵为。……声在则义从之也。……郑《士虞礼》注：“，切肉也。”、絵声如。4之入土，如刀之切肉。絵为插地，王肃训载为事，事当为?。

我们“以声求义”，字是开垦之义是无疑的。字从?从田，（古灾字）声，从它的结构来看，也是开垦之义。所以字原为初垦辟的意思，所谓田就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而一般也还把作垦耕的意思来用。

《尚书·梓材》篇把“既勤敷”作为“为厥疆畎”前的一种工作，很明显是指修治农田的“亩”“%”行列前的初步开垦工作。《尚书·大诰》篇说：“厥父，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可知是指垦荒，由于技术水平低，初开垦的田不是当年能播种的。《诗经·周颂·臣工》篇要唤使保介（管田的官）在暮春季节对新田田如何注意，而《小雅·采芑》篇又说在新田田采取芑菜。陈奂《诗毛氏传疏》说，《说文》：“，不耕田也”，不耕为，犹休不耕者为莱，与莱声相近也。郑笺读?载为炽，初耕未能柔熟，必以利耜发田，与田一岁合。新谓耕二岁者，谓耕三岁者，《易》董遇注“悉耨曰”，盖至三岁，悉可耕耨矣。此诗新，就耕田说；若《采芑》新，就休耕之田说；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不同。陈奂把“新田”一面解释为休耕田，一面又解释为耕田，显然难通。我们认为田是初垦的荒田，新田是刚垦熟而能种植的新田，所以上面都不免有野菜丛生。而新田和田又都是垦熟的田，所以要唤使保介在暮春如何注意了。

黄以周《儆季杂著》的《群经说》卷四有“释”篇，他把、新、三种田解释为三年轮种一次的“再易之田”。他说：

凡治田之法，先杀草而后耕，既耕而后耘。《诗》云：“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郑笺：“民治田业，将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气蒸达而和耕之，则泽泽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此治田一定之叙，郑笺言之凿凿可据者也。然《诗》据不易之田而言，芟柞耕耘同在春月。若以再易之田而言，所谓芟柞?木者，其一岁之田也，土和耕泽然解散者，其二岁之新田也。孙炎注《尔雅》云：“新田，新成柔田。”谓一岁土强5不可耕，至二岁田始柔和新成矣。字从? 田会意， 者灾也，以烧?杀草为本义。孙炎注《尔雅》云：“，始灾杀其草木”是也。以耕田反?为后义，郑笺《良耜》，读?载为炽6，云：“农以利善之耜炽南亩”是也。……《说文》：“，不耕田也。”……《书·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惟其陈修，为厥疆畎。”……畎以耕言，其事在敷后，则敷者布杀其?，尚未及耕也。……《易·无妄》曰：“不耕获，不。”……耕获以一岁中之先后言，以数岁间之先后言。黄以周把《诗经·载芟》篇所说的，认为是“不易之田”，是没有根据

的。如果是“不易之田”，年年耕种，田上的小树木必已除去，就不必要“载芟（除草）载柞（除木）”。黄以周把、新、三种田解释为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制度，也是随便解释的，和徐中舒同志解释为三田制同样缺乏根据。如果我们脱离了西周文献，想凭新三个字的字义，来解释西周的耕作制度，它就可以解释为这样的耕作制度，也可以解释为那样的耕作制度。结果是辨来辨去，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徐中舒同志在旧作《井田制度探原》第七节①，曾说：“盖为初耕，始灾杀草木而反其土。新田则新成之田较灾杀为进。则悉可耕耨，此为垦田之次第。据此，知周人耕地，随地力转徙，盖无三年不迁之田。此俗沿至春秋之世，犹无大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文公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每每与??同，谓肥美也。”徐同志原先把、新、解释为“垦田之次第”是对的，但是把它解释为“随地力转徙”的原始农业，是估计太低了。原始农业使用斧、刀、锄等工具，在荒地上斫去草木，就地曝干，纵火焚烧，利用“火耕水耨”的方法来得到天然的肥料，在经过若干年后地力用尽时就抛荒，重新去开垦新田。这种农业耕作方法，称为锄耕农业，也称为砍烧农业。根据我们对西周农业生产技术的分析，显然已超过这个阶段。西周人的耕耘技术已到达相当的水平，已懂得怎样保持和利用土壤中的肥力，并已懂得使用绿肥。如今徐同志又把这、新、解释为三田制，是未免估计得太高了。三田制在欧洲是九世纪的文献里才出现的，到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才逐渐推广，成为当时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到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还不能完全排斥二田制，有些地方甚至还是休耕制。我曾说：“三田制是欧洲中世纪中期逐渐流行的，不是西周时代的耕作技术和施肥技术所可能产生的。”徐同志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成见，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事实上，这是有根据的。欧洲在十到十一世纪已普遍使用犁耕，大都用六匹至八匹牛拖着附有车轮的重犁进行深耕，也有视土壤的性质，用一对牛拖着轻犁进行较浅的耕作的。总之，这时农业技术已有相当进步，已在农田里进行深耕细作，已更多地关心于土地的施肥。尽管西周所统治的地区是黄土地带，土质较为松肥，但是西周人只使用着铲一样的耜，完全靠人力来进行耕作，在施肥技术上也只是靠耘耨中积一些“绿肥”，无论如何是赶不上欧洲十世纪和十一世纪的技术水平的。固然，战国时代的农田已多数是长期耕种而不休闲的，但也还有三田制、二田制和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制度存在。战国时代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耕作制度，完全是由于当时生产关系的转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较为提高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战国时代虽然还有使用耒耜作耕具的，但是牛耕和犁耕已较普遍，铁口犁已普遍应用，已采用“深耕易耨”的耕作技术，施肥技术也较前进步，水利灌溉事业也有大发展。我们决不能因为战国时代已有较进步的耕作制度，就推断西周时代也是如此。在西周，定期的休耕制度可能已有，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定期休耕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历史研究》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