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石的历史价值与勘界碑研究

武威文物资源丰富，碑志遗存众多，内容非常广泛，门类比较齐全，涉及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家族宗族、名胜古迹、扶贫济困、山川地理、对外交往等珍贵信息，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文化，由此展现出武威历史文化的新史料、新视野、新线索、新视角、新内容，为凉州文化研究提供可信资料和重要补充。

（一）发掘地方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新史料

水务与矛盾纠纷调处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凉州卫高头坝与永昌卫乌牛坝之争水利碑》、同治十三年（1874年）《判发永昌乌牛坝武威三岔与镇番蔡旗用水执照水利碑》和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首四坝水利碑》对于三地依照水系分水、配水、纳粮，对公平用水、减少用水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知县文楠勒石为《各坝水利碑》，在镇番县影响深远。光绪年间，在处理镇番县与武威县的水事案件中，产生了两件影响后世的“铁道判案”（碑）。“文公定案”和“铁道判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影响着武威水利的公平公正，受到后世的普遍赞同。此外，明代镇番名士杨大烈《镇番水利图说》、乾隆十四年（1749年）《屯坝水利碑》、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知县杨有澳《红沙梁水利碑》、民国九年（1920年）知事刘朝陛《洮沙湾水利碑》等，对配水、征粮、务工、耕作、自治自律等，具体明确，合情合理合规，具有很强的规定性和操作性，也是古代处理水事纠纷的重要参考。乾隆八年（1743年），古浪县令安泰勒《渠坝水利碑》，记载了清代古浪各渠坝额粮、额水及水闸口尺寸等水政情况，是合理用水、依法治水、调解水利矛盾的法规依据。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长流川六坝水利碑记》记载，在二坝的水利争讼中，历任官员秉公调解水利矛盾，减少了许多民事纠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裴堡池塘水利碑》和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裴家堡水利雨源池塘碑记》，简述了农官、镇绅、镇民出资并督率民众修浚水利设施的事迹，是社会治理中群众自治水利的佐证。

减负与扶贫济困　晚清时期官府所立的《严禁裁卖田产碑记》《奉宪豁免采买六渠麦草以除民累勒石永禁碑》《甘州凉州摊派麦麸草料马匹永远禁革碑记》，是由县令、道台签批的通告（规约），内容是切实打击不法行为、维护商业秩序、减轻人民负担、取消中间盘剥等弊政的有益措施，意在威慑防范危害社会稳定和加重人民负担的行为发生，并立碑警示，晓谕百姓，深受百姓拥护。《倡捐社仓记》《禁革老人记》《增建义学记》三篇碑文，是古浪县知县徐思靖带头倡捐、革除弊政、建立义学的大胆实践，也是社会治理的作为与效果。《甘肃镇番县民柴彪奏请移民碑》体现出古代士人在社会治理当中遇到问题勇于面对、敢于担当的精神。这些碑刻，为研究晚清时期民勤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光绪年间《大清中堂宪节捐资养羊济贫碑记》，记录了一位途经凉州的京城高官扶贫济困的实践，显见古代扶贫之斑迹。

赋税征缴与契约精神　民国初年，武威县县长康陶然受到镇贤的启发和鼓舞，不断向上反映“更名地”问题，免除了本应由百姓负担的大额申报费用。百姓感恩戴德，自愿为他建生祠、塑肖像，永久纪念。《祁公永思碑记》《康公生祠记》在反映地方官员社会治理的同时，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官良吏的渴望与拥戴之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由嘉道名臣王鼎撰写的《陕西同州府蒲城县众姓捐资题名碑记》，详列陕西蒲城商人为凉州陕西会馆祭祀关羽自愿捐赠者商号及个人达142家，说明当时武威的商业不仅特别发达，还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清重修陕西会馆碑记》开列了施银商号（个人）157家，捐银达2373两。反映出武威商贾辐辏、经济繁荣的景况。康熙五十九年《始置名宦祠祭田碑记》，乾隆十六年《重修文庙祭田碑记》等，详绘出祭田地契及面积、四至，载明买卖双方人员、中人等。乾隆十五年《城隍庙甬道学产执照碑记》，对学产的铺面一一详载，碑阴还刻有四张印照。所有这些，强化了捐资助公、助学的社会行为，具有法律保护和道德示范的双重作用；凡事勒碑记事，体现出一种社会契约精神。

移风易俗和乡贤文化建设　乾隆十年（1745年），武威知县欧阳永裿撰写《敦节俭条约》，倡导绅衿士庶共同遵守。乾隆十六年，镇番知县江鲲和凉州知府何德新分别为民女杨氏撰写《烈妇杨氏墓碑》《高节妇墓志铭》，对出身贫困，因打工受辱而被害的杨氏给予深切同情和高度评价，具有典型教化的社会意义。欧阳永裿的《烈女凤姐墓碑》，具有同样的教化作用。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劝忠祠碑记》，歌颂古浪操守严玺忠勇任事、以身殉国的精神。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孝行碑记》，赞颂山丹卫儒学训导石韫璧教书诲人及孝亲、好学的优良品质。道光十九年《旌表席氏九世同居碑》，旌表席氏家族九世同居、睦族敦宗之风尚等，无不在社会治理和社会风俗改造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勘界与文物保护　武威现存8通勘界碑，是研究行政区域界线的第一手资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道批勘验地界碑》，是清代凉庄道给下级的批文，记载了树立界碑的背景、限期恢复要求及四至范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古城村番汉交界碑》，是当时凉州府与庄浪军为划定番汉地界而刊立，记载了划界及双边诉讼、纠纷调解等相关情况，是研究清代天祝边界划分的重要资料。清咸丰元年（1851年）《马厂番地界碑》，是研究清代松山草原地界划分的实物资料。1945年的《军政部永登军牧场纪念碑》，是研究山丹军马场建置沿革、界址范围的第一手资料。清康熙七年（1668年）设立甘肃布政使司，奠定了今日甘肃省的基础。1941年，正式划定了以大通河为界的甘青两省边界。两通《甘青划界碑》，提供了甘青分省的相关历史。民国年间所立《武威县—永昌县界碑》，见证了勘界的历史延续传统。

（二）开拓寺庙保护与宗教研究的新视野

武威大云寺唐代铜钟及钟楼为大云寺增添了辉煌而神秘的色彩，另有4通著名碑刻则开拓了宗教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原保存在大云寺的《西夏碑》影响巨大，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增修大云寺碑记》则见证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重修大云寺钟楼碑记》记录了古钟楼凤凰涅槃的历史，《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属武威历史上最早的寺院碑刻。清应寺姑洗塔，相传藏有佛祖舍利，《广宏明集》《西夏碑》等文献、碑刻都有记载。《重修白塔碑记》云：“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而震旦国中立有塔十六座，甘州之万寿塔与凉州之姑洗塔居其二焉。”现存碑志7通，简述了寺院的历史演变、修缮保护等情况，是今天全面了解其历史与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唐代《罗什寺地址石碣》是最早维修罗什寺碑碣，《重修罗什寺碑》记录了明永乐年间的一次重修，康熙《罗什寺碑》可谓寺院修缮简史。明正统年间《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寺院由镇守甘肃太监刘永诚主持重修，对研究藏传佛教传播、明朝的太监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成化御敕修海藏寺碑记》为皇帝护寺诏谕，《重修海藏寺碑记》记载了明朝太监张睿联合地方军政官员、自己承担主要费用修寺的情况，寺内还建有道教殿宇，佛道相间，奠定了海藏寺的规模。《海藏寺藏经阁记》记载了住持际善法师历时八年赴京求取大藏经的盛举。莲花山及周边老爷山、石城山一带，现存碑志11通，简述了莲花山及周边佛道寺观的历史演变、修缮保护等，是全面了解莲花山及周边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三）提供人口迁徙与姓氏播迁的新线索

据《元和姓纂》记载，从西汉段贞任武威太守起，段氏始居武威，子孙开始繁衍，至九世段，成为凉州大姓。自此，“仕官累累，簪缨不绝”，造就了一批青史留名的家族精英，如段颎、段承根、段荣、段韶、段秀实等。(www.xing528.com)

贾姓出自姬姓。武威贾氏远祖为西汉政论家贾谊。据张澍考证，贾谊九世孙贾秀玉，东汉时任武威太守，子孙始居武威并繁衍发展为望族。自此，贾氏子孙在武威创家立业，历代英才辈出，如贾诩和贾穆、贾访、贾思伯、贾思同、贾思勰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使武威贾氏声名远播。

阴姓源于西周管仲后裔，后在河南南阳发展为望族。东汉卫尉阴纲之孙阴常徙居武威，南北朝时显赫一时，有阴铿、阴仲达等众多名人，形成武威郡望。北周至隋，有名将阴寿、阴世师父子。之后几无名人，张澍对此由衷叹曰：“吾凉阴氏……多有显著，功业、文章、节义均可师法，今则寮寂矣。噫！”《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则勾勒出阴氏源流及散播的脉络及其显赫家族。

李姓姓源较多，唐朝是李姓发展的鼎盛时期，赐姓、改姓众多，族群迅速发展。陇西李氏以武阳、武威、敦煌、丹阳四房为最，英才辈出。综观碑志和文献史料，武威李姓源出主要有五支：一是姑臧大房武威李，二是唐朝对平叛有功的武威粟特胡人安氏赐姓李，三是西夏党项李氏后裔，四是明末清初扬州籍李栖凤家族在武威迅速崛起为显族，五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之李姓。数支“李”氏队伍融入武威，形成今天庞大的武威李姓。

张姓源头和郡望众多，仅甘肃就有武威、敦煌、安定郡。安定望族张轨在武威建立前凉国，立国76年，为大量张姓落籍武威并繁盛奠定了基础。武威保存的张姓碑志较多，如张琮、张达、张烈、张澍、张兆衡、张澂等，皆本邑名人。清代张希颜、张俊哲父子祖上来自南京，给繁衍生息逾千年的本土张氏注入新鲜血液。蒙元时期显赫如回鹘高昌王家族，元亡后逐渐汉化，部分改姓张氏。

梁姓最显赫的家族是东汉以梁统家族为首的安定乌氏梁氏。东汉初年，酒泉太守梁统和河西诸郡太守起兵保境，共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梁统任武威太守。后窦融归汉，梁统入朝为官。安定梁氏从梁统开始100多年间，前后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九人封侯，高官不计其数，成为东汉外戚中最大的专权者。梁冀遭灭门后，梁氏一门分散各地，武威出土的墓志《前秦梁舒墓表》，是梁氏族人散播武威的有力佐证。

（四）呈现中外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新视角

武威现存碑志中有许多民族内容，粟特碑志多为域外来华者之志，羌族、鲜卑族等碑志为华夏大地固有民族之志，这些碑志记述了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中原王朝以其强盛的国力和厚重的文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趋势，为研究中外关系与民族融合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姚辩系后秦王室羌族后裔，既是贵族又是望族，但《隋书》无传，《姚辩墓志》实际上就是一篇姚辩传记，可补无传之漏。姚辩一族是武威姚姓的重要源头之一。《纥单墓志》是研究鲜卑贵族纥单家族及其姓氏流源的重要依据，《若干元墓志》是目前保存的鲜卑贵族若干姓氏的难得资料。“纥单”“若干”是历史上少见的姓氏，后来分别汉化为单姓、苟姓，使原有的华夏古老姓氏又多了鲜卑族流源。吐谷浑属鲜卑族一支，武威现发现三处吐谷浑王室墓葬群。西夏灭亡后，许多党项人融入当地民族。世居武威的党项族人余阙，因元末死节而名闻天下，其子孙播迁各地皆以余阙为得姓始祖，武威成为余氏公认的郡望。元人贾伯良作《余阙碑》纪其事，文学家宋濂为其立传。吴允诚家族以忠节显名，封赠不断，一直延续到清初，长达七代，是武威乃至河西地区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古族显贵世家。《吴允诚神道碑》《阜成寺碑记》可补正史阙佚。今武威姓氏中，与蒙古族关系密切的还有帖、铁、妥、朵、脱、火、鲁等姓。

康国是昭武九姓的宗主，来华者最多，成为中国康姓的一大源头。《康阿达墓志》载，粟特康国一族当为武威康姓的重要一支，后融入中原汉族。《曹庆珍墓志》记载曹庆珍，祖籍安徽亳州，世居凉州。有学者认为他就是大凉国首领李轨的首要谋臣曹珍，亦为粟特后裔。《史思礼墓志》则记载史思礼属昭武九姓，官至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上柱国等情况。

（五）填补文献记载与历史研究中的缺佚

碑志在考证历史事实、补正史籍阙载、纠正史籍舛误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松山平虏碑》《荡空松山碑记》《定松山碑》《三眼井堡记》《大明碑》《重修奶子佛碑》，对明万历二十六年官军剿除边患的松山大捷以及收复松山善后，记载比较周详，描画了松山战役的主要组织发动者田乐、李汶和刘敏宽、梁云龙、达云等主要将领，补充了许多史料，特别是对武威籍名将达云在此战役中的表现有了直接的战地记录，既补充了正史之阙佚，也避免了正史之刻板。治理战争创伤历来是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副总戎刘友元平逆回碑》记载，刘友元在平叛期间，“禁兵骚扰，屏绝民词，清廉正直，军伍闾阎，一丝一粒，戒严四知。”可以说，大军所至，秋毫无犯，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