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金石遗存概览：品读凉州，金文虎耳环扣青铜鍑

古人向来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即修养良好，道德标杆；立功，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立言，即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为了更好传扬这些志士伟人的不朽功德，人们便借助“不朽”的金属铭文和石头刻字来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以达到“不朽”的目的。通过金属铭文、石头刻字等，树碑立传成为帝王将相和社会名流的偏好，也成为墓茔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后世之人则借助金文、石刻等来了解人物生平经历，以此管窥地方历史发展的某些生动迹象。

（一）金文

虎耳环扣青铜鍑

在武威现有的金石作品中，属于“金”的部分主要是鍑、钟、鼎、印、镜、壶、刀、币、锭和佛教造像等，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齐全。2006年4月27日，凉州区张义镇河湾村出土了一件大型青铜器——虎耳环扣青铜鍑。口径87厘米，腹径109厘米，通高118厘米。口沿下至肩部均匀分布着3个虎形耳，虎作站立状，长身直背，首尾下垂，圆圈形眼，∩形嘴，张口龇牙。下腹部对称分布4个环形系，圈足上分布有对称的3个圆形镂孔。该铜鍑是迄今在甘肃境内发现的器型最大的早期青铜器，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连同历史记载的匈奴祭天金人，反映出当时匈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水平。

武威现存汉代铜镜、铜印和铜钱，虽然数量较少，但反映出武威古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古浪县博物馆现藏有一件汉代尚方规矩铭文铜镜，直径16.1厘米，厚0.9厘米。圆形，镜面略呈弧形，色泽青白发亮，光洁可鉴。镜的背面半球形纽，柿蒂纹纽座。规矩纹将镜的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神兽瑞鸟居四周，其外双线环带内有铭文42字，镜铭外区饰栉齿纹，镜缘有两圈凸线纹和一圈凹线纹，间夹两圈锯齿纹和一圈双折线纹。整个镜面图案布局协调，配合相映成趣，颇具艺术价值。

现藏的铜印有武威长史印、宣威长印、姑臧右尉印、临松令印等，这类文物虽然数量有限，但反映出两汉时期职官的设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特别是，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其造型精美，设计独特，寓意深刻，颇具浪漫色彩，是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堪称我国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现藏的元代铜壶、铜熏鼎，铸造精美，铭文完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官吏与凉州人民共同参与佛事活动和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的社会生活。另外，在凉州发现的古钱币达15万枚之多，有汉代半两、货泉、五铢，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通宝，五代的乾德通宝、汉元通宝，南宋的建炎通宝、绍兴通宝，西夏福圣宝钱、天盛元宝等。在武威出土的最珍贵的铸币当数凉造新泉。据专家研究，凉造新泉是五凉时期凉州本土铸造的钱币，是当代钱币界所瞩目的罕见钱币之一，被称为中国古代钱币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唐代大云铜钟古朴精美，钟声洪亮，钟高2.26米，重约5吨，下铸6耳，钟体图案分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又分6格，分别饰以飞天、天王、力士和鬼族，线条流畅，神态逼真，是罕见的铸造艺术珍品。

在凉州出土的西夏钱币殊为珍贵，特别是西夏铭刻计量银锭和西夏文钱。在出土的22件银锭中，有17件锭面有铭文及戳记符号，填补了西夏使用银币有记载而无实物的空白，是研究西夏经济发展和铸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www.xing528.com)

（二）石刻

碑在凉州金石中占大多数，从形式上划分，有碑记、墓志、铭序、墓表、圹志等；从内容看，主要有如下五类：

颂功记事碑刻　这类碑刻主要是墓志（神道碑）及功德碑、世勋碑、孝廉碑、烈（贞）女碑等，记载达官显贵及其家族的历史、功勋和清官良吏、忠孝节义之士（女）的事迹。历史上的武威大族世家众多，如段韶家族、安氏家族、契苾何力家族、论弓仁家族、吴允诚家族、达云家族、李栖凤家族等，民勤王氏、马氏、彭氏家族，古浪毛忠家族、张起鹓家族等；烈士武臣如苏敬、徐廉、张达、李义、张烈等，文苑精华如阴铿、李益、余阙、张美如、张澍、李于锴等，著名清官良吏如祁光宗、武廷适、范仕佳、欧阳永裿、徐思靖、杜振宜、文楠、王赐钧、陈佳英、铁珊、张兆衡、康陶然等；正史不载的武威籍名将巨宦姚辩、巩宾、张琮、翟舍集、郭千里等；还有不少公主、诰命夫人和贞民节妇等。这众多的历史名人群像，从武威碑刻中都能领略到他们的功勋业绩和精神风采。另外，武威的一些汉族姓氏和由少数民族姓氏演变而来的单、帖、铁、妥、朵、脱、火、鲁、论、若干（苟）、毛、他等姓氏，还有对丝绸之路产生重要影响的西域粟特“昭武九姓”之康、安、曹、石、史、翟姓等，大都可以从武威碑刻中找到源头来历。

寺庙宫观碑刻　这类碑刻一般立于寺、庙、宫、观、祠堂、坛台等处。武威寺庙宫观众多，大凡规模较大者都有碑刻，记载其肇建、重建、修缮等情况。如《重修凉州白塔寺志》《建塔记》《重修凉州卫儒学记》《重修武威文庙碑记》和《重修文庙创建庙产碑记》《海藏寺藏经阁记》等。明清时期，寺庙遍布城乡，特别是敕建寺院较多，如清应寺、大云寺、罗什寺、白塔寺、海藏寺、上应寺（莲花山）、金塔寺、广善寺（天梯山石窟）、安国寺、福寿寺等。这些寺院规模宏大，高僧云集，多为河西乃至西北名刹，且集中了许多著名的寺庙碑刻。除儒、佛、道之外，武威是河西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地区，祆教、景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古老宗教在凉州也有很深的足迹，唐代凉州的祆神祠规模较大，武威康氏、安氏、史氏曾为祆教萨保。因之，也保存了这方面的一些碑刻。

少数民族碑刻　武威是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保存了较多且在金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碑刻。弘化公主墓志碑出土于凉州区青嘴喇嘛湾，志盖60×60厘米，志身56×56厘米。一合，正方形。志身楷书，25行，满行24字。志盖盈顶式，正中篆书三行九字：“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四斜面，线刻缠枝花纹。另有慕容氏王室的9通墓志，为研究唐王朝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吐谷浑民族的历史、家族世系、民族融合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元朝虞集撰写的《高昌王世勋碑》和危素撰写的《西宁王碑》，叙述了回鹘人的起源和变迁，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西宁王碑》出土于凉州区永昌镇，碑通高5.8米，宽1.6米，厚0.45米；由碑座、碑身、碑首3部分组成；碑座为龟趺、碑首刻蟠螭；碑立于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由元代光禄大夫、中书右承国子监大都府学陈敬伯篆额“大元赦赐西宁王碑”八字，由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危素撰写碑文，由光禄大夫滕国公、集贤大学士张璂书丹；全文共32行，满行63字，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高昌王碑》出土于凉州区永昌镇，仅存碑首及碑身中段；碑首雕刻为蟠螭，残高1.30米，宽1.80米，厚0.52米；碑身残高1.82米，宽1.73米，厚0.47米。正面为汉文36行，每行残存41字，字体端庄浑厚；背面为回鹘文，碑文由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撰文，礼部尚书巎巙奉敕书丹，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赵世炎篆额。这两碑文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高昌回鹘历史、语言及高昌王、西宁王家世的珍贵资料。《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是目前中外学者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历史文化最完整、最系统、最重要的实物。隋唐时期的《姚辩墓志》《康阿达墓志铭》《论弓仁碑》《史思礼墓志》《安元寿墓志》《李抱真墓志》《契苾明碑》《翟公墓志》，元代的《孙都思氏世勋碑》，明代的《恭顺伯吴公神道碑》等，记载了武威众多的少数民族俊彦的生平及其功业仕宦，对研究民族迁徙、民族融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婚姻关系、姓氏演变等极具学术价值。

社会生活碑刻　主要有水利碑、祭田（水、龙）碑、简史碑、书院碑、庙产碑等，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的水利碑刻记载了武威的水利沿革、祭水、分水、水系、水利资产、兴修水利、水事诉讼与调解判案等方面的内容，对今天的勘界、水资源普查、水文气象研究、矛盾纠纷调处具有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如《敦节俭条约碑》《大清中堂宪节捐资养羊济贫碑记》《甘肃布政使徐杞为请免柳林湖等地屯户借欠钱粮事奏折》《凉州卫忠节祠记》《重修节义祠碑记》《修建三皇庙记》《建置书院碑记》《创设古浪龙山书院碑记》等。

岩画和造像　武威现存岩画主要分布在凉州区和古浪县，虽然存量不多，但为武威增加了一种重要的石刻文化类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凉州区西营镇甘泉沟石马踢战岩画，在约4平方米的岩石上，画有一牛二鹿三马和数羊。松树镇莲花山岩画，按图形为动物和太阳。莲花山兽纹石浑然天成，似一只猛虎卧于山坡。因刻有狼、鹿、牛、羊、马诸形，故称为兽纹石。古浪县大靖镇昭子山岩画，分布于长约30米，高约10米的黑色石壁上，面积约4平方米，有羊、狗、人面等图案，蕴含着太阳崇拜、动物图腾崇拜、巫神崇拜、山石崇拜等内容，也有反映太阳变化及气候、生态环境方面的内容。另外，在武威境内还保存有数量不多的造像，如杂木寺石崖造像、古城石佛造像、天梯寺大佛、高兴寺释迦牟尼石造像、北凉石塔、天尊石造像、大河驿释迦佛铜造像、铜佛寺萨班造像、接引寺铜佛像等。在这些造像中，以明万历年间铸造的较多，铸造技艺高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