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独特风俗与葬俗制度

西夏党项在以游牧为生的阶段，一直沿袭着“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的传统。李元昊效仿中原汉族，建立了严格的服饰制度，借以区分等级贵贱。西夏《天盛律令》明确规定，皇帝专用的衣服颜色、纹饰、贵重饰物等其他人不得使用。法典还规定了官、民服装的样式和颜色，规定文官“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毬子花旋襕，束带”。无官职的庶民只能穿青、绿色的衣服。目前能够反映西夏党项人发式服饰的图像资料，有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还有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和宁夏、武威等地发现的西夏绢画。武威发现的西夏木版画，是作为陪葬器物出现在西夏墓葬中，有替代墓葬壁画的作用。西夏木版画上的人物形象很丰富，有戴幞头、穿长衫的文官，有穿铠甲手持宝剑的武士，有牵马奔跑的驭马人。秃发的男侍从，梳着高髻的女侍从，手里捧着各种物品，有水壶、盆、浴巾、衣服、奁盒、唾壶等，全是沐浴之物，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场景。另外有代表太阳的三足乌、双首龙、金鸡等动物内容，以及寓意鲜明的“蒿里老人”，表明墓主人祈愿死后升天的愿望。

武威西夏木版画表现的多是处于西夏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内容也反映了真实的西夏社会生活，也是目前发现的形式独特、反映西夏发式服饰的独一无二的图像资料。题名为“蒿里老人”的正面人像，是着便装的西夏文官形象：头戴黑色尖顶高冠，内穿圆领衫，外穿宽松的交领长衫，腰间系黑色束带，脚穿黑靴，手持竹杖，与宋代文官服饰相似。另一幅表现的是侧立的文官形象，红色面庞，戴黑色幞头，脑后垂带；内穿白色圆领衫，外穿灰蓝色交领宽袖长衫，腰间束带，拱手站立。

木版画中表现的西夏武士，均头戴贴红边白色毡盔，盔顶有红结绶，身穿红色宽袖战袍，肩披掩膊，身着重甲，红色束腰，垂蹀躞，脚穿云头靴，双手或执宝剑、或抱拳胸前。红色面庞，威武刚健。西夏武士的冠帽，以及腰间的蹀躞，显示出浓厚的党项民族的特点。蹀躞是一种功能性的腰带，上面悬挂短刀、解锥、弓矢等物品。《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等都记载了西夏武士这种独特的冠帽和配饰。武威西夏墓葬中发现的铜制的剔指、挖耳勺等配饰和简单粗犷的镶绿松石金耳环，也证实和补充了文献的记载。

五男侍图木版画(www.xing528.com)

“牵马图”木板画中的西夏男子，无论发式还是服饰，最具少数民族风格，头顶秃发，鬓角头发剪短向两边飞翘，余发辫扎垂在肩上。身穿绿色交领长衫，束黑色腰带，脚穿白色长筒毡靴。左手牵马，右手执鞭，表现的是牵马奔走的状态。“五男侍”木版画，表现的是地位较低的男侍从形象：五个男子立姿，秃发，穿圆领或交领长衫；有的背负长剑，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怀中抱着大盘，有的双手举着痰盂，有的肩上搭着毛巾，双手抱拳。

受回鹘传统风俗的影响，西夏女子无论贫富贵贱，都流行梳高发髻。元代马祖常《河西歌》：“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做夫婿”，反映了西夏女子常见的发饰。莫高窟和榆林窟壁画中，常见西夏贵族女供养人，她们的高发髻上常见莲花形、桃形等冠，冠上有金珠装饰，冠后插花钗，显得格外华丽、高贵。武威出土西夏木版画中表现的是身份低下的“侍女”，她们也梳高发髻，只是发髻上极少装饰。她们穿着交领窄袖长衫，腰下开衩，内穿长裙，腰间束带。这种装束，与宋代女子穿着打扮相似，显然是受到中原汉族的影响。

1977年，在凉州西郊林场（今西郊公园）的一座西夏单室砖墓中发现了木缘塔、木版画等文物。木缘塔造型奇特，制作精致，是西夏墓葬中第一次发现且保存完整。塔通高76厘米，分塔座、塔身、塔顶和塔刹四部分，呈四级八角形，饰红色。塔身用长34厘米、宽12.5厘米、厚2厘米的8块木板合成，涂蓝色底，上书黄色梵文咒语和汉字，且以梵文为主。早期党项族人受佛教影响较深，死后多实行火葬。从宋初李继迁开始，不再用火葬，而改为土葬，起陵作墓。这种葬俗反映了汉化以后的西夏人明显受佛教影响和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的风俗，表现了西夏民族的葬俗特色，也是西夏大力推崇佛教的见证，为研究西夏的葬俗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