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属冶炼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和发明创新高度发展的时代,许多重大发明如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等,都产生于这个时代。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初期,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药配方和火器,火箭、火炮、蒺藜火球等十多种火器,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武器。
西夏历代统治者,重视发展军备,立国期间就积极吸收和借鉴宋朝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和武器制造技术,其军事武器装备不低于宋朝水平。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不少西夏有名的兵器,如射程远、穿透力强、威力巨大的“神臂弓”;又如锋利无比,在当时闻名遐迩,号称天下第一剑的“夏国剑”等。武威西夏窖藏中发现的三件金碗,纯度很高,打磨光滑。碗底心和碗的口沿上,用錾刻的技法,分别刻出团花牡丹图案和缠枝花卉图案,线条纤细流畅,制作工艺精湛,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制模、浇铸、抛光、錾刻等高超的金属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锻铁图”中,锻铁工匠正在使用的双扇竖式木风箱,鼓风量比普通风箱更大,能提高炉火温度,是当时最为先进的鼓风设备,为西夏的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提供了保障。
西夏的火器制造技术也很熟练,已经达到了宋朝的技术水平。武威曾发现多枚西夏瓷蒺藜火球,蒺藜周身布满了逆刺,顶端有孔,中间空心,可以装置火药和引火线,爆炸后达到的杀伤力非常大。《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驼鞍,纵石如拳”。意思就是西夏的炮兵部队叫“泼喜”,负责旋风炮的发射,旋风炮安放在骆驼鞍子上,以石头为子弹,移动发射。这样的设计,集中了骑兵和炮兵的优势,使用、转移都非常灵活。
在西夏故地银川和武威,都发现了西夏铜火炮。1980年5月,在武威一座西夏窖藏中发现的铜火炮,是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金属管型火器,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铜火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由前膛,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药室上面有小孔,可以放置引火线,尾銎两侧有对称的方孔,用来安装铁栓,连接支架。武威西夏铜火炮的发现标志着世界战争已经向火器时代过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二)印刷技术
在我国印刷史上,雕版印刷始于隋朝而成熟于唐代,至宋代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宋太祖开宝年间,成功雕印中国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籍《开宝藏》。宋朝先进的印刷技术,很快被西夏借鉴使用,大量翻译印刷儒家经典和佛教典籍。宁夏宏佛塔中发现的2000多块西夏文木雕版,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木雕版。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宁夏、甘肃敦煌和武威等地,发现大量西夏文印本文献。这些考古发现都是西夏雕版印刷高度繁荣的例证。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它的缺陷也暴露出来。一部书籍的内容要全部雕刻在大小相同,表面平整的木板上,才能印刷。一块木板,刻错一个字,整块板子就要报废,费时费力费木料,而书籍印刷完以后,保存雕版要占空间,要防虫蛀防潮湿等,极为不便。这时候,活字印刷应运而生。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在泥质的字模上刻字,按照书籍内容,拣字、排版、印刷。刻好的字模,可以重复使用,省时省料、方便快捷,最适合印制大宗书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方法。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后,迅速被西夏借鉴使用,印施西夏文佛经和儒家经典。1985年,在武威亥母洞洞窟中发现了西夏唐卡、西夏文文献等文物上百件,其中泥活字印本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是最重要的发现。西夏文泥活字印本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共54面,6400多个西夏文字,有完整的卷首,卷首经题为《维摩诘所说经下集》,最为独特的是,经题后有西夏仁宗皇帝的尊号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题款是雕版印刷而成。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皇帝和皇太后经常参与翻译、校勘和印施佛经,这些佛经往往会刻上他们的尊号题款。仁宗皇帝在位时期,西夏印刷事业最为发达,他校勘印施的佛经最多,他的尊号长达20个字,都是对他的溢美之词。刻工们为了省时省力,把他的尊号雕刻在一块长版子上,作为一组活字,在每一部佛经中都能灵活使用。这是西夏文献上所独有的,是西夏人对活字印刷技术的改良和创新。在使用泥活字印刷的过程中,西夏人又在此基础上开始使用木活字印刷书籍。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实物。(www.xing528.com)
西夏广泛使用汉族传统的雕版技术印刷西夏文书籍,又借鉴使用和改良泥活字印刷技术,创制木活字印刷技术,保存和发展了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这是党项族在中华民族印刷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宋代的汉文活字印本,但武威发现的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实物,填补了中国和世界印刷史上的空白,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活字印刷技术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三)瓷器制造
西夏瓷器制造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宁夏灵武窑和武威塔儿湾窑,是国内仅存的两座西夏瓷窑遗址。从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西夏瓷器来看,西夏瓷器在烧制技术、器物造型、装饰技法等方面,都借鉴和吸收了中原北方各个窑系瓷器的特点,同时又以粗犷豪放的大体量、简洁明快的装饰、极富民族特色的器型等特点,与中原瓷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
武威塔儿湾西夏瓷窑遗址,位于武威城南35公里的古城镇。遗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60米,遗址中清理出较为完整的、可修复的西夏瓷器160多件,反映出武威西夏瓷器制作的规模和工艺特点。塔儿湾窑发现的西夏瓷器以生活用具为主,器型多种多样,如碗、盘、碟、杯、罐、瓶、釜、钵、瓮、壶、炉、钩、纺轮等,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基本用具。不同类型的器物,又因为大小、釉色、装饰技法的差别而各不相同,使得器型更加丰富多样。窑址中发现的瓷扁壶,是仅见于西夏瓷窑中的一种器型,反映了党项族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习俗。扁壶腹部扁圆,肩部有两耳或四耳,便于穿绳提拿或游牧骑射时马上携带。塔儿湾瓷器多见体形硕大、高度在50厘米以上的罐、瓮和碗,这样的大体量瓷器,在国内发现的西夏瓷器中非常罕见,这是武威西夏瓷器与众不同的地方,真实地反映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凉州西夏居民粗犷豪放、乡土气息浓郁的生活状态。
褐釉缠枝番莲纹剔花瓷罐
西夏瓷器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以剔刻花为特色的装饰技法。塔儿湾窑址中发现的剔刻花瓷器,体量大,构图丰富别致,剔刻技法简单粗放,画风追求意境。四系褐釉牡丹纹瓷瓮,采用开光技法构图,在器物的腹部,用剔地法剔刻出对称的花瓣形开光和牡丹花纹饰,剔釉后的白地衬托出褐色釉的牡丹花;肩部刮釉后形成的一圈宽带纹,既可以做搭烧的连接处,又成为一种辅助装饰,色彩对比强烈,纹饰凹凸有致,立体感更强。四系黑釉牡丹纹瓷罐,腹部一圈剔釉,只留下缠枝牡丹纹饰,黑色釉的花瓣和枝叶自然舒展,在白色地纹的衬托下,主次分明。白底黑彩彩绘装饰是河北磁州窑的瓷器艺术特点,它把制瓷工艺和传统书画艺术两者结合在一起,题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花卉、飞鸟,生动亲切,黑白色彩对比强烈。塔儿湾西夏瓷器承袭了这一工艺特点,形成了武威西夏瓷器的独特风格。六系白釉飞鸟纹大瓷瓮,以白色釉为底色,腹部绘饰一圈褐色的飞鸟和祥云,肩部绘饰一圈莲花作为辅助纹饰。绘画技法简练朴拙,但是自然随意,民间生活气息浓郁。白地褐釉西番莲纹大瓷罐,黄白釉为地,腹部绘饰一圈褐色缠枝西番莲纹饰,硕大的花朵凸显在瓷罐腹部凸起的地方,格外的醒目夸张。白底褐彩小瓷瓶,以白色釉为地,通体绘饰褐色草叶纹和双弦纹,画面简洁疏朗,清新随意自然。西夏人将西夏文题写在瓷器上,使得塔儿湾西夏瓷器更具特色。党项人崇尚白色,这一特点也体现在瓷器制造上。塔儿湾瓷器釉色丰富,以白釉瓷器为多,且白色釉均施化妆土,这是因为西夏境内瓷土质量欠佳,瓷器胎色多呈现灰白色或浅黄色。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西夏白釉瓷均在瓷胎上先施化妆土,再施釉,这种方法也成为西夏白釉瓷独特的装饰技法。
两宋时期是我国瓷器生产的繁盛期,制瓷业空前发展,制瓷名窑迭出,瓷器品类繁多。西夏瓷器制造深受中原影响,制作工艺与中原一脉相承。为了体现民族特色,在器型、装饰等表现手法上又富于创新。武威塔儿湾瓷器从实用性出发,进行生产和创新。比如多种造型和体量的酒具,其中底部有流孔的大件酿酒瓮最具特色。粗放的瓷器制作工艺,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装饰图案等特征,使瓷器富于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既实用又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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