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兴盛-党项统治下的凉州佛教文化丰富

在西夏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扶持下，凉州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兴盛，佛教文化遗存丰富。

（一）翻译印施佛经

西夏在发展佛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大量翻译和刊印西夏文佛经。建国初，李元昊便开始组织翻译《大藏经》，到李乾顺时期，仅五十多年时间就译出三千五百多卷。汉文《大藏经》，从梵文翻译成汉文，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才译成六千多卷。西夏翻译佛经的速度，在世界译经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西夏文《大藏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翻译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中国佛教典籍中的宝贵财富。

考古发现最多、最完整的西夏文佛经，是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我国的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约三百多种，近两千卷。武威亥母洞石窟、天梯山石窟、张义镇小西沟等西夏佛教遗址中，也发现了四百多页西夏文佛经残页，内容包括《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维摩诘所说经》等三十多部。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直接把藏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佛经是西夏佛经翻译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唐末五代时期，吐蕃统治凉州近百年，吐蕃人信仰的藏传佛教深深植根于凉州。在党项、吐蕃相互间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中，藏传佛教对西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有不少是译自藏文的佛经，如天梯山石窟发现的西夏文佛经《胜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德王圣妙吉祥增智慧觉之总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武威发现的有些西夏文佛经内容较为独特，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以对勘的文本，但其内容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如《大千守护经中说五种守护吉祥颂》等。

西夏人自编的佛教文献，在武威也发现不少。《密咒圆因往生集》是西夏僧人智广等编集的一部诸经神验密咒总集，这是存世的汉文《大藏经》中唯一一部由西夏僧人编集的佛经。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十二因缘咒》和《阿弥陀佛心咒》就是其中的内容。《五更转》是西夏人仿照中原汉族流行的曲子词的形式，创作的宣扬藏传佛教教义的佛教作品。《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也是西夏人对中原高僧作品的解读和阐释。

武威西夏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藏文佛经，这是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传播过程中留下的又一种稀有而珍贵的佛教文献。

西夏统治者除了翻译、刊印佛经，还经常作佛教法会，散施佛经。在凉州就曾有过两次规模盛大的佛事活动：

第一次是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崇宗李乾顺时期，在重修凉州护国寺和感通塔的工程竣工后，皇帝和皇太后大作法会，剃度僧人、赏赐钱物、散施佛经、赦免死罪，并刻碑纪传。第二次是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宗李仁孝去世三七之日，西经略使在凉州组织大法会进行超度，法会共持续了七天七夜，参与活动的有高僧、官员以及在家、出家信徒等三千多人，僧人诵读番、汉、西番三藏经各一遍，然后救贫、放生。此次法会还专门雕印了西夏文和汉文的《拔济苦难陀罗尼经》二千余卷进行散施。(www.xing528.com)

（二）重视礼遇高僧

因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他们不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还享有很多的特权。西夏的国师，地位与朝廷中的中书、枢密职位相等，属于上等品位。他们精通佛法，懂得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能够翻译和校勘佛经。西夏前期，封设帝师之前，国师的社会地位最高。传世的西夏译经图中，国师常常居坐高位讲译佛经，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则分坐两旁听法。

相传，资料所见的西夏国师有10多位，武威发现的西夏文文献中，有两位国师的名字。一位是西夏高僧周慧海，他是仁宗时期的一位汉族僧人，曾担任西夏在家功德司副使，获得显密法师的称号，后升任国师。在西夏佛经翻译史上，周慧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精通梵文、汉文、藏文、西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负责把佛经翻译成西夏文的工作。周慧海对西夏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佛经的翻译上，他翻译的佛经很多，现存的、参与翻译并有明确题记的佛经，有《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集》《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注华严法界观门深》等。

武威发现的一份1224年的西夏文典糜契约文书中提到一位瓦国师，他是西夏末期的佛教僧人，驻锡在武威亥母寺传法。这一时期的西夏内忧外患，百姓生活困苦，只能靠向寺院僧人借高利贷度日。契约记载的正是瓦国师向百姓放高利贷的内容。

西夏的法师和禅师具有较高的佛学知识，通晓并善于讲解佛法，致力于修行传法，对西夏佛教传播做出过巨大贡献。另外，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熟练运用文字的僧人，还参与过西夏辞书和诗集的抄写工作，为西夏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兴修寺院佛塔

西夏时期在各地大规模新建和重修的佛教寺院和塔刹众多，以至明代诗人李梦阳感叹到“云锁空山夏寺多”。凉州境内的佛教寺院，城内有大云寺、罗什寺、海藏寺，远郊有亥母洞石窟及寺、天梯山石窟及广善寺、圣容寺、瑞像寺、崇圣寺等。这些寺院，除了亥母洞石窟及寺是西夏新建，其余大多都是前代所建，西夏都一一加以修葺使用。正如《西夏碑》记述：“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大云寺是武威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前凉时重建后称宏藏寺，唐代改为大云寺，西夏又称护国寺，是西夏的皇家寺院。西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凉州大地震，护国寺及寺内的感通宝塔被震倾斜。崇信佛教的崇宗皇帝李乾顺和皇太后诏令维修，竣工后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庆赞，并刻碑纪传，所刻碑即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乾祐七年（1176年），仁宗皇帝李仁孝御驾西行，亲临甘州（今甘肃甘州区），途经凉州，曾拜谒凉州大云寺金塔（即感通塔）。

西夏碑是现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价值最大的西夏碑刻。碑中内容涉及西夏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西夏碑的西夏文、汉文碑文，分别由西夏著名的书法家浑嵬名遇和张政思书写，西夏文篆书碑额“敕感通宝塔之碑铭”，是保存最完整的八个西夏文篆字。西夏碑正面的1800多个西夏文字，与背面的汉文虽然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但是大部分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汉文释义。借助西夏碑，研究者释读出存世的西夏文钱币、确定西夏文碑刻、翻译西夏文文献等。在没有任何西夏文和汉文对照资料的情况下，西夏文、汉文合璧的西夏碑成为当时人们解读西夏文献、探索研究西夏历史的“活字典”，学术界称它是“打开研究西夏学大门的一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