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中原儒学文化的吸收，用西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培养和教育弟子；推行庙学制度，提倡尊奉孔子；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一）翻译印行儒家经典
西夏建国初期，李元昊为了发展民族文化，命大臣野利仁荣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形似汉字，但又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字，是西夏民族文化统一和发展的体现。文字创制成后，李元昊即尊为国字，在西夏境内大力推行。凡西夏的官方艺文诰谍，与他国之间的往来表奏，皆以国字为重。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蒙学课本，以及民间的买卖、借贷契约等文献表明，西夏文字在民间也广泛普及使用。
《三才杂字》是我国古代镇村私塾中常见的蒙学课本，西夏也仿照此体例，编写了汉文和西夏文的《三才杂字》，作为儿童识字课本使用。西夏人编写的《三才杂字》以天、地、人分三章，每章分若干部，每一部又包括若干词，一词四字。内容包括日月、星宿、山川、河海、飞禽、野兽、族姓、人名、屋舍、器皿等。该书在黑水城遗址、敦煌和武威都有发现，除了有多种刻本，还有多种写本，说明当时流行较广。武威发现的西夏文《三才杂字》，内容描述了一个孩童从出生到养育、学习、成长的过程，用四言诗体来叙述，如“父母智慧，选择师傅，使学诸艺。因有智福，立便升官，欢喜踊跃”等，文字精练流畅，大多数都能对仗工整，既朗朗上口，也有较高的文学水平。
（二）积极推行庙学制度
庙学制度是汉族传统教育的特点，在学校中建设圣庙，庙学一体，教化学子的同时，举行学礼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养成学子尊师重教的品行。我国自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后代沿袭封谥。西夏虽是少数民族政权，其尊崇孔子之风气不亚于其他政权，西夏仁孝皇帝把儒学先师孔子尊奉为文宣帝，下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保存至今的武威文庙，是西夏在凉州设立郡学和推行庙学制度、尊奉孔子的实物遗迹。从元代虞集《西夏相斡公画像赞》记载可知，西夏时期的凉州庙学，规模较大，元代尚保存殿及庑。不过西夏庙学中，除了沿袭汉制尊奉孔子等先师、先圣之像，还在廊庑中悬挂斡道冲等西夏大儒和贤达的画像陪祀孔子，这一点有别于汉族的做法，因是西夏为了追求民族特色，突出国家的独立性而作的改良和创新。
（三）科举取士选拔人才(www.xing528.com)
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宋逐步发展和完备。西夏从仁孝皇帝开始，效仿中原科举制度，立唱名法，设童子科，开科取士，选拔官吏。
西夏吏部尚书权鼎雄是凉州人，西夏天庆七年（1200年）中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备顾问。权鼎雄才气很高，刚正不阿，襄宗篡位后，他弃官不做，隐居青岩山，以示对抗。神宗遵顼继位后，他奉召担任左枢密使之职，掌管全国军事机密和边防。在出使金国期间，金国接伴官轻视西夏使者，不按礼仪规矩办事，他据理力争，最终让金人心服口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维护了西夏的尊严和利益。升任吏部尚书后，他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以及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享、学校等事务。这一时期，正是西夏战乱频繁、即将亡国的前夕，但他在乱局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注重整顿吏治，使官民都“无敢干以私者”，按照标准选用人才，成为神宗时期的一代名臣。
出仕元代且有史可据的西夏人物共有370多人，其中祖籍河西地区的就有60人之多，出自凉州的高智耀是功绩和声名较为显赫的一位。
高智耀出身于一个汉化已久的西夏官宦家庭，他的曾祖高逸就曾是西夏科举状元，担任过西夏大都督府尹。祖父高良惠，官至西夏右丞相。他是西夏灭亡前一年的进士，自身具备很高的汉文化修养。西夏灭亡后，他隐居贺兰山中。元太宗窝阔台闻其博学多识，打算委以重任，他提出“请用儒士，蠲免其徭役”的建议，未被采纳，于是他谢绝任用回到故里。元初，汉人和汉族文化不被重视，科举长期废止，儒士社会地位低下。蒙古西凉王阔端镇守西夏故地凉州，征用境内儒生为驱户，强迫他们去服劳役。高智耀听到后很痛心，他专程来到西凉府求见阔端，请求他按照西夏国的旧例，免除儒生们的徭役。阔端听从了他的请求。宪宗蒙哥继位后，高智耀再次建议免除全国儒生的徭役，认为“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蒙哥很高兴，答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元世祖忽必烈早就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闻，继位后马上召见并赞同其重视儒生的主张，任命高智耀为专门管理全国儒户的官员，负责免役儒户的管理；又授他为翰林学士，负责督促检查全国儒户的甄别工作。高智耀不辞辛劳巡行全国各地，释放沦为“驱口”的儒生三四千人，并向忽必烈解释说：“士，犹如黄金，金的成色有浅有深，不能因为成色浅就说它不是黄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深浅，谓之非士亦不可。”
西夏儒士在蒙元时期受到优待，并被选任为官吏，高智耀功不可没。《重建高文忠公祠记》碑中记载：“是时（忽必烈）军旅未息，西北之儒多在俘虏中，公请于朝，皆遣为良民，或先以钱得之者，官出钱以赎，遣使检阅，得儒者数千人。”高智耀还奏请，在元朝廷设立御史台监察机关，以便朝廷及时掌握、监督、管理各地官员。高智耀崇尚儒学，不畏强权，勇敢践行，为元朝保护了大批可用人才。他的儿子高睿、孙子高纳麟、曾孙高安安，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元朝颇有作为、受到器重的党项族官员，为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后来的元朝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陈登原《国史旧闻》写道：“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见，并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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