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佛教文化与石窟艺术的传播和演变

十六国时期是我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必经之地，当时西域的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泛流行，而西域诸国与五凉政权的关系又十分密切，因此佛教的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更直接受到地域的影响。再加上五凉统治者大多崇信佛教，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汇聚河西，驻锡停留，译经宣教，名僧辈出，成就斐然。

（一）高僧云集河西

《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张骏时在西域设置高昌郡，这对前凉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云寺是武威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西夏碑》记载：“阿育寺及姑洗塔自周至前凉，千有余载，中间兴废。张轨称制□凉，治建宫室，适应遗址”。到张天锡时，“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地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为寺，就其地建塔。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寓居17年，弟子众多。西凉李暠曾经派法泉和尚作为信使出使东晋。北凉沮渠蒙逊请高僧昙无谶在凉州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可见，从前凉至北凉，五凉时期的佛教不断发展。河西还有不少僧侣前往西域求取佛经，中原和江南也有许多僧人经河西前往西域。一时之间，河西走廊的各县城僧侣云集。释慧皎《高僧传》收录魏晋时期高僧257人，其中出生在河西的有36人。另外，又列五凉时期在河西地区传播佛教的客籍高僧50人，如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师贤、释惠高等名僧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二）译经成就显著

前凉时期，译经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成就显著。

张天锡组织凉州僧人净明等在宏藏寺抄写佛经，并组织了《首楞严》等佛经的翻译。前凉《法句经卷》末尾用朱笔题有“升平十二年沙弥净明，咸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的字样，为最早的凉州佛经写本，是国内藏品中最早的佛教写本，堪称国内古卷之首。

晋太元三年（378年），道安在长安城整理佛经，发现一批译于凉州的佛经翻译写本。但译人缺失，无法考定汉文佛籍所做的编目。道安便将这批凉州所译经本整理为59部共79卷，命名为《凉土异经录》。《凉土异经录》收集前凉乃至西晋末期佚名翻译家在凉州译出的大量佛经，是佛教史上现存最早的较为全面的“凉土异经”目录，为研究五凉时期佛教翻译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凉译经之风盛行，沮渠牧犍聘西域沙门浮陀跋摩于内苑闲豫堂翻译佛经。北凉译经数量记载不一，最具权威的是《开元释教录》的记载：“北凉沮渠氏，初都张掖，后徙姑臧（今武威）。自蒙逊永安元年（401年）辛丑，至茂虔永和七年（439年）己卯……并新旧集失译诸经，总八十二部，合三百一十一卷。”可见北凉译经的规模和数量是相当大的。

（三）著名译经高僧

五凉时期翻译佛经的高僧众多，著名的有鸠摩罗什、竺佛念、昙无谶等，其译经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对于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鸠摩罗什（344—413年），祖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博闻强识，佛学造诣极深。鸠摩罗什在河西期间，学习了汉语，为他以后翻译佛经奠定了基础。他提倡回归翻译本质，主张用解释法进行翻译，其译文能“存其本旨”“义皆圆通”，开创了佛典汉译的新纪元。所译《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等非常流行，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同时代佛学家、鸠摩罗什弟子僧肇称其师译经“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传于天北”。汤用彤赞其“法筵之盛，今古罕匹”。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位列四家之首。

竺佛念，生卒年不详，凉州人。20岁在凉州出家，通晓西域多种语言，学识渊博，精于佛典奥义，对汉地传统儒道典籍亦博览通读。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年）抵长安翻译佛经，与西域高僧“传译”佛经数量众多，包揽“经”“律”“论”三藏，涉及大小二乘。此后独自接续译出《菩萨璎珞》《十住断结》《胎经》《中阴经》等。在苻姚二秦时代译经成果较为卓著，《高僧传》誉其为“译人之宗”。(www.xing528.com)

昙无谶（385—433年），天竺人，十岁学经，后至敦煌，译有《菩萨戒本》等经。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迎请昙无谶至姑臧，主持大规模译经活动。所译《方等大集经》《悲华经》《方等大云经》《优婆塞戒经》等11部共112卷，其中《金光明经》《佛本行经》广为流行，对后世大乘佛教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大般涅槃经》译出后，在我国佛学史上形成了以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而得名的涅槃学派，后来发展为大乘“涅槃宗”。汤用彤称其为“译经巨子”。

（四）石窟造像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随佛教东传，经西域传入河西，到达凉州已经华风明显。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在凉州南山开凿石窟，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凉州模式”诸多石窟，先后在河西地区开凿传播，影响了中原石窟艺术风格，成为石窟艺术神圣的殿堂。

1986年，宿白在《考古学报》发表《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提出了“凉州模式”。他综合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窟、第4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等考古资料基础上，认为在新疆以东地区存在一种早期佛教造像模式。1994年，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考察，确认了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凉州模式”的提出，使得河西石窟早期石窟的样式特征更为突出，为研究“云冈模式”中文化因素的来源提供了典范，并且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之后“平城模式”“龙门模式”等不同地区造像模式概念提供了先例。

“凉州模式”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五项：

一是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二是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维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佛（十方佛）、阿弥陀三尊。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佛为立像外，皆是坐佛。三是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现说法图，左壁说法图的主像是阿弥陀三尊；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四是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五是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敦煌石窟以及中原佛教石窟和“凉州模式”关系密切。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载，敦煌石窟（莫高窟）的开凿最早始于前凉升平十年（366年），有高僧乐尊在鸣沙山东麓开凿了一个洞窟，在此驻锡讲经。北凉沮渠蒙逊组织僧人工匠大力开凿天梯山石窟，而后陆续在境内马蹄寺、文殊山、敦煌开凿石窟，这些石窟皆具“凉州模式”。以上诸窟中天梯山石窟是皇家石窟，规模最大。北魏灭北凉后，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凉州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原石窟的营建风格。直至7世纪时，受中原石窟的“反传”影响，莫高窟才形成规模，始有“千佛洞”之称。可见，中原佛教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石窟的身上，闪耀着五凉文化的光芒。

（五）石塔艺术

北凉石塔发现于酒泉、敦煌、武威和新疆吐鲁番地区，据统计，现在存世的北凉石塔共14座。分别是武威石塔、敦煌□吉德石塔、酒泉马德惠石塔、酒泉高善穆石塔、酒泉田弘石塔、酒泉白双石塔、敦煌索阿后石塔、酒泉程段儿石塔、酒泉残段塔、敦煌沙山石塔、敦煌王□坚石塔、敦煌岷州庙塔、吐鲁番宋庆石塔、吐鲁番小石塔。

北凉石塔体现出佛教初传中国时的雕刻模式、审美观念与宗教内涵，部分石塔刻有八卦符号，表明了早期佛教依附和借助中国本土宗教进行传播的特点，在中国艺术史和宗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研究价值。陈怡安在《北凉石塔》一文中指出，“十四座北凉石塔造型大多相同，以二重八面形塔基和覆钵形塔身构成。第一层塔基作八角形，每面阴刻身着印度式服饰的供养人物，人物的上端雕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卦图样”，“酒泉出土的高善穆石塔的宝盖顶上还雕有北斗七星的图案。”这就充分说明“北凉石塔以佛教的图像、经典为表现主体，却以汉人传统易学、道学的概念构筑而成，显示出中印文化交流时会通的明证。”安忠义在《简论北凉石塔》一文中指出：“那时的民众普遍将神佛等同起来，将神仙、佛陀和黄老并为一谈，一起供奉祭祀的事实。”殷光明对北凉石塔在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认识上更为深刻，在《北凉石塔论述》中指出，北凉石塔反映了北凉时期末法思想盛行，表明北凉佛教是以我国传统的易经八卦学说来解释佛教末法思想的，这对于研究佛教的中国化是极有意义的。佛教传播经西域、河西乃至中原，就必须依附和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布。当时兴起的易学和崇尚老庄的玄学思潮，又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因此，北凉石塔上雕刻的一些八卦、北斗七星图案，实质上就是将佛教教义形象化，是当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所以，有学者称“北凉石塔是我国早期佛教艺术中将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完美结合的艺术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