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诗的命名与排序规则

石鼓十枚，每鼓刻诗一篇，共刻诗十首，鼓诗经大、小雅体例为一什，但每首并无标题。学者为研究方便，有所区别，曾采取过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一、二、三、四……等序数命名，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采用此法，一为《而师》，二为《吾水》，三为《田车》，四为《銮车》，五为《汧殹》，六为《马薦》，七为《乍原》，八为《车工》，九为《霝雨》，十为《吴人》。一种是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顺序命名。宋郑樵《石鼓音序》采用这种办法，明安民十鼓斋也以十干为十篇之名，但十干所代表的篇名与郑樵不同，即现在为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次序：甲，车工；乙，汧殹；丙，田车；丁，銮车；戊，霝雨；已，乍原；庚，而师；辛，马薦；壬，吴水；癸，吾人。但这种命名法仅可言其次，于研究甚为不便。后来的研究者从诗经的命名法得到启发，以标举每篇首句或首句中的二字为名。此种命名法，为清代叶奕苞倡其首，但各家命名稍有差异：

叶奕苞《金石录补》：“我车既攻”“汧也沔沔”“田车既安”“銮车”“霝雨”“猷乍原”“而师”“微”“ 我水”“虞人怜亟”。

任熹《石鼓文概述》：“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 乍原”“ 而师”“马薦”“ 吴水”“ 吾人”。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车工”、“汧”（当为沔之误）、“田车”、“欶”、“霝雨”、“作原”、“而师”、“马薦”、“吾水”、“吴人”。

戴居仁《石鼓的时代文辞及其字体》给十篇诗的命名与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同，但在后来《重论石鼓的时代》一文中有所变动，改为“车工”“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乍原”“而师”“马薦”“吾水”“吴人”。为当前众多学者采用。(www.xing528.com)

十篇石鼓诗的序次。十篇石鼓文作为一什组诗，在内容上肯定是有先后次序的，但石鼓出土后多次迁徙，加上无历史资料可考，其原来的次序已无由得知。前人为恢复其原始次序做了不少研究，但因对每篇石鼓诗的内容理解程度不同，甚至对制作石鼓的缘由也理解不同，所以次序的排列颇多分歧。罗君惕在《秦刻十碣考释》中“其次序以石之大小定之”显然是不够科学的，忽视了组诗在内容上的联系。多数研究者还是依据自己理解的每篇诗的内容及与上下篇的联系反复斟酌而排定。由于有些石鼓在北宋拓本中就已残泐大半，“乍原”又被凿去上部，文意难晓，因之在排列上见解不同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从目前多数人比较认可的南宋施宿、王厚之等人的排序及安氏中权本、后劲本，范氏天一阁本及北宋向传师的排序看，施宿、王厚之排序比较符合石鼓文十篇内容之条贯而不乱，当有其所本。清代叶奕苞《金石补录·石鼓文》曾记载：“孙巨源于僧寺佛书龛中，得古书一卷，传为唐人所编，其甲乙次第，悉与施（宿）合……”可见，施、王石鼓序次，自唐以来就已经如此。

宋鸿文《石鼓文新探》曾将最早的向传师序列与南宋施宿、王厚之序列进行了对照，认为二者“实则十鼓之位次全同，只是各次所认定的第一鼓以及顺序方向之不同而已”。

向传师是司马池于北宋初把石鼓二次收集置放于凤翔孔庙并找到“乍原”鼓的关键人物，他的首次排序与施宿、王厚之二人后来的排序十分接近，又有安国宋拓和天一阁的两种原拓作为旁证，由此看来，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施、王的排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