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代、当代诸多学者考证，石鼓约制作于春秋中晚期之际的秦国，唐之前，未见著录。唐贞观（627～649）中，吏部侍郎、驸马都尉苏勖在石鼓拓本《叙记》中说：“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又说：“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欧阳（欧阳询）共称妙墨。”这里的“史籀之迹”“妙墨”即指石鼓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石鼓文最早的文献记录。唐高宗上元、调露（674～679）间，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在《后汉书·邓骘传》“宠灵显赫，光震都鄙，时遭元之灾”句后注：“臣贤按：元，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於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第一次将“关中史籀之迹”称为石鼓铭，将出土地明确为岐州。实际上岐州仍是关中西部一个较大的区域，当时辖周至、麟游、陇县、宝鸡（陈仓）、太白等县。石鼓的具体出土地点仍未明确指出。
其后，李嗣真（？～695），张怀瓘（713～758），杜甫（712～770）等盛唐的著名书法家、诗人又在其著作、诗作中多次提到陈仓石鼓。李嗣真《书后品》有“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籀堙灭，陈仓藉甚”。张怀瓘《书断》：“甄鄷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陈仓石鼓又（一作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这首诗虽是杜甫大历（766～779）中期在夔州所作，而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杜甫确曾到过凤翔。“陈仓石鼓”当是盛唐时代人们对石鼓的普遍称呼。
随着对石鼓诗的逐步解读和深入研究，历代对石鼓的称谓趋于多样。窦蒙《述书赋注》因石文记叙的内容多涉及渔猎而名之为猎碣。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辨其制以为非鼓，又名之曰石古。近人罗君惕在《秦刻十碣考释》一文中指出“刻石方者曰碑，圆者曰碣，十碣上窄下宽，其形如础，实碣也”。马叙伦继以文字、形制考之而定名为“秦刻石”。唐兰仿秦刻石通称“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惯例，以石鼓出于天兴县（今凤翔一带）而称为“秦雍邑刻石”。此外，因石鼓在秦亡后一直委弃于陈仓之野，也称“陈仓十碣”，又因曾断其为周宣王“岐阳之狩”而作，其地在岐山之阳，有时也称“岐阳十鼓”“岐阳之鼓”，但以其石形状似鼓而通称为石鼓，仍是沿用最久，广为人知的称谓。
石鼓共十枚，每鼓刻有篇章不一的四言诗，称石鼓文。据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载：“其数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元虞集《石鼓序略》：“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尽如鼓也。”明曹学佺《名胜志》：“大径尺余，高可三尺，其形似鼓而顶微园。”明郭宗昌《金石史》：“余曾手摩其文，与鼓形了不似，其坚类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转刻文，行字或七或六，少华山前石之坚润者与此无异，想当时因有佳石，即刻置嵬而已。”
经近人马衡、任熹、郭沫若等研究者审辨，确认石质为青黑色花岗岩石，但“质颇坚硬，因而颇为沉重”（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因“历受侵蚀，剥泐独甚，石皮与骨率已皱起，做分离状，叩之则声响廓然，中若虚空，椎拓迁移，脱落立见”（任熹《石鼓文概述》）。“其剥泐之状，异于常石”（马衡《明安国藏拓猎石碣跋》），“外形似鼓，上窄下宽，圆顶平底， 四周圆而见方，中腰微微外凸，一般直径有一尺多，高3尺左右，十枚石鼓形状、高低、大小略不相同”（杨宗兵《石鼓文新鉴》）。从以上描述中，大体可以推断，十枚石鼓的原石极可能是采选附近河床上的较大型卵石，略为加工制作而成的。当代石鼓研究的著名学者罗启惕先生在其所著《秦刻十碣考释》中，对各个石鼓的高低、鼓围尺寸有详细的记载。(www.xing528.com)
表32—1 石鼓形制特征—览表
注：由于石鼓剥泐严重，难以复原全部文字，但石鼓文字排列整齐，现据郭沫若复原后的字位加上已经确定的文字计算，大致推算出石鼓原石应有的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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