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市渭滨区志：炎帝原生地及演变历史达成共识

自1993年以来，宝鸡市先后举办多次炎帝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02年的“炎帝与汉民族”，2005年的“炎帝与民族复兴”，2006年的“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四次学术研讨会共有海内外专家学者400位参加，提交论文300余篇。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邹衡、张岂之、石兴邦、黄盛璋、许启贤、林东明，何光岳，罗琨等莅临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与会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科学的求实精神，多学科地对炎帝姜炎文化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炎帝姜炎文化与华夏族、汉民族、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贡献和影响，提出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同时对炎帝的出生、成长、迁徙、功绩、精神、卒葬、活动遗址等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基本达成共识，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理清了症结所在，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其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炎帝的原生地在宝鸡姜水流域

专家学者认为，无论是根据文献、考古和传说，炎帝的原生地在宝鸡的姜水流域是符合宝鸡当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是有说服力的。大家不仅达成 “宝鸡是炎帝原生地”的共识，而且随后在北京和山西高平等地召开的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也形成炎帝最早起源地就是在宝鸡的共识。这一认识也与国内史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相同。如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纲要》中说：“相传，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的部落，一个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领是黄帝，一个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领是炎帝。这是两个近亲的部落，它们结成了部落联盟。它们活动的地区，起初是黄河流域，后来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带。”（《中国通史纲要》1980年版，第47页）

文怀沙说：“炎帝的诞生地就在宝鸡。这里有充分确凿的史料、考古发现、丰富的民间传说证明。‘姜炎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反映先民开创农业文明的历程。”（《中华根与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页）

邹衡说：“炎帝的原生地……在陕西宝鸡一带，此出自《国语·晋语四》，昔炎帝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记载可靠具体，地点明确，其范围在陕西宝鸡、周原和宝鸡一带是完全肯定的。所以宝鸡说是比较可靠的。从考古研究看，今已在宝鸡、周原一带发现姜炎文化很多，更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

张岂之说：“炎黄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历史记载谈到黄帝出生地的是《国语·晋语》，黄帝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宝鸡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后来成为华夏族。”（《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载《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何光岳认为：“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而另一个地方的诞生地则是他的另一个后裔，也袭称为神农氏。在随县厉乡的诞生地，当系榆罔南迁之后的一个后裔。”（《炎黄源流史》1992年版，第7页）“我一贯研究认定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的一位炎帝诞生地，在这里证实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炎黄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从以上专家学者的考证和论断可知，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及主要活动之地，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亦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正如宫长在2004年山西高平全国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所做的学术总结报告中所说，从目前研究的整体情况看，炎帝的原生地，“一般地来说，学术界通常主张在今陕西宝鸡一带”。

二、姜炎文化

关于姜炎文化，学者们认为，宝鸡学者从文化学方面提出的“姜炎文化”是一个创造，是对炎帝文化内涵的丰富。所谓姜炎文化，简言之，就是远古时期，炎帝率领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宝鸡渭河流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经济方面而言，包括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畜牧驯养和经济制度等；在政治方面，包括部落司职的设置，军事的运作，祭祀的管理等；在文化方面既有思想观念，伦理道理，礼仪教育，又有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还有诗歌绘画和音乐舞蹈等。(www.xing528.com)

依据宝鸡渭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姜炎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仰韶文化时期及其以前，距今约8000～7000年，在宝鸡市以关桃园遗址、北首岭下层遗址为代表，为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完成了从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过渡，亦开始了由点耕农业向锄耕农业的过渡，陶器仍为手制但技术有了进步，出现农业生产工具，如关桃园遗址就有多件骨耜发现，这正是史书上记载的“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的时期。此期宝鸡的前仰韶文化，称之为“前姜炎文化”时期。

第二阶段为仰韶文化时期。这一阶段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宝鸡以北首岭中上层为代表，距今约为7000～6000年，农业生产已进展到锄耕农业，发现尖底瓶为工具的初级灌溉技术。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了初具规模的氏族村落，制作陶器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陶器由手制进到轮制。这与史书关于炎帝发明制陶技术的传说是一致的。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第二期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宝鸡以福临堡早期、石咀头遗址为代表，距今约为6000～5500年，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为犁耕农业。人口大量增加，母系氏族已开始向父系氏族过渡，氏族势力不断壮大，并向东发展。第三阶段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宝鸡以福临堡晚期为代表，距今约为5500～5000年。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繁荣的阶段。私有制产生，阶级出现，父系氏族形成以炎帝部落为核心的强大部落联盟。氏族之间战争出现，使社会进程出现大的动荡和变革。炎帝部落继续向东向南扩张，势力达到中原和黄河下游以及湖北等苗蛮地区，各地的炎帝部落分支的领袖人物仍袭用炎帝的称号，与当地土著民族相融合，形成新的氏族或部落。最后由出自同一部落联盟的黄帝为“天子”，完成统一大业，新的时代开始。这一段的宝鸡仰韶文化，称之为“姜炎文化”。

第三阶段为黄帝、夏、商至西周时期。相当于龙山文化至青铜文化时期，距今约为5000～3000年。在其炎帝发祥地的后裔以姜姓部族为代表，在黄帝至禹时期以姬黄文化为代表，在夏商至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偏洞式墓为葬式特征和以高领袋足鬲为器物特征的刘家文化（或称“姜戎文化”）。这一阶段的姜炎文化与姬黄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姜姬（炎黄）文化，即“后姜炎文化”成为华夏文化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发挥重要的促进和凝聚作用。

周秦两代的繁荣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力于周人和秦人先后进入渭河流域后，继承和弘扬了姜炎文化（包括前、后姜炎文化）的结果。可以说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创立的中国农业文明，为周秦王朝在关中西部崛起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姜炎文化通过受封的姜太公于山东齐地而又成为齐文化的源头之一。

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文献典籍、考古资料还是从历史遗迹、民间传说来看，宝鸡渭水流域“是中国文明破晓之地”（李学勤语），是中国先秦历史文化的核心之地。从距今8000年的关桃园遗址到炎帝、黄帝及至先秦时期的文明遗址，在宝鸡渭水流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充分说明 “宝鸡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邹衡语），不仅是陕西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它的“每一寸土地都保留着深厚的历史遗韵，每走一个地方，都是在古代历史中徜徉一回”（李学勤语），“在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显示出它是华夏民族根系中重大的一脉，渊源中宏大的一支”（文怀沙语），对华夏文明和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学者们还认为，研究炎帝姜炎文化，应结合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研究、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上，放在炎帝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上。炎帝所具有的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品格，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使其成为渗透于政治、法律、文学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念的精神元素并世代流传，积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稳定的心理情感，成为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和智慧源泉。所以，对姜炎文化的深入研究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激发民族情感，构建和谐社会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确如文怀沙教授所说，“余敢断言，至21世纪，凡治文史者，如不研究‘宝’学，定非饱学之士也”。

三、研究结果

初步理清了遍布于湘、鄂、晋、冀、甘、川等地炎帝遗迹文化与宝鸡炎帝原生地的源流关系。学者们认为，上古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为氏族的生存、繁衍，原始先民不可能拘守一地，由于生产、生活需要或自然灾害的原因，他们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开辟新的生存领地。所以说，那些宝鸡渭河流域以外地域的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可能是炎帝或其后裔迁徙的结果。尽管如此，那也是炎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