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历史：昙华林，约翰·孟德高维诺与禁传令

简述天主教历史。

天主教：拉丁语：Catholicismus，希腊语：Καθολικισμós，英语：Catholicism，全称天主教会，是基督徒三大教派分支之一，另外两支是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也称东方正教）。

昙华林四大教区，英国伦敦会、美国圣公会和瑞典行道会都属新教（中国俗称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其实也是基督教，因为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梵蒂冈教廷分离，为了区别，中国人称新教为基督教，称基督教罗马教会为旧教或天主教，这是当年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为罗马教廷管理的基督教会取的一个中国人能够理解的名字，而且得到了当时梵蒂冈教宗的同意。

2011年《三镇风情——武汉百年建筑经典》作者胡榴明、摄影胡西雷陪同该书责编张幼平（中国建工出版社编辑）探访昙华林历史文化风貌区

世界上基督教三大教派的分布大致如此，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爱尔兰、波兰、捷克、匈牙利、卢森堡、比利时、摩纳哥等以天主教为主体；英国、德国、北欧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新教为主体；德国和加拿大新旧教各占一半；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是东正教国家；美国是五月花号新教徒开辟出来，新教各派势力巨大但是不排除天主教；南美洲和中美洲因为最早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所以以天主教为主；非洲新旧教都有，先前属于某国殖民地就信某国的宗教；基督教新旧两大教派对亚洲影响微乎其微，西亚阿拉伯国家及伊朗（古波斯）属穆斯林地区，东南亚和南亚除菲律宾信仰天主教外其余都属印度教佛教地区，日本人信仰以佛教和本土神教为主体，新教和旧教信仰群属支流。

中国：无信仰人群多过有信仰人群，有信仰人群中以佛教为多数，基督教新教和旧教在各地都有信众但绝对是小众，而且和世界宗教团体没有公开联系。近年梵蒂冈教廷一直在向中国政府伸橄榄枝，希望和大陆天主教团体“前缘再续”，至于今后如何？没必要在这里猜测。本书只谈历史。

基督教传入中国历史很早很早。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叙利亚产生一个天主教异教派），唐朝鼎盛时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仅限于长安，称为景教，建教堂，发展信徒，西安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证实，后来消失无踪，可能是“安史之乱”社会衰败以及后来唐帝王对佛教痴迷太甚。

1294年，罗马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中国见忽必烈，请求留下传教被允许，在元都城建教堂发展信徒6000人，1307年，新教宗克莱门特任命他为汗八里（元大都今北京）大主教，他在中国34年，受到教徒和非教徒民众的尊敬，1328年逝世，享年80岁。约翰·孟德高维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位主教，开创罗马教廷中国传教史。

元朝灭亡，基督教消失，因为在汉人中没有根基。

明朝末年，罗马教廷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从海路来中国，先到澳门，然后登陆肇庆，再到南昌，再到天津，每到一地建一个传教点，一面学习汉文化，一面和官府沟通，一面和当地文人交朋友，一步一步朝北京方向进发，希望见到明皇帝，传达罗马教宗想在中国建立传教区的请求，但是沿途遭遇地方官吏阻拦，困难重重如卡夫卡小说《城堡》，在通往北京的路上他走了18年，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著名思想家李贽。

在和中国权贵以及文人的交往中，利玛窦逐渐了解汉民族汉文化的优点和弱点，以己之长补人之短，传播西方科学文明到中国，例如几何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在尊重中华文化的前提下“委婉”地传播基督教，即不干涉受洗教徒继续信仰中华礼仪，后世称为“利玛窦规矩”。

出版《交友论》，撰写《天主实录》，将《圣经》中的神翻译为中国文化中的“上帝”、“天”、“天主”，最后经罗马教廷定名为“天主”，这就是基督教罗马教派在中国称呼为天主教的由来。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终于进入北京，很快受到明神宗信任，发给俸禄，提供住宿，给予他很好的研究学问的环境，在北京定居的九年期间和翰林院大学士徐光启成为知交好友，两人之间的思想撞击为中国与世界沟通架起一道桥梁。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

利马窦画像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非常谨慎，接受他洗礼的人多数为社会高层人物，例如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依靠的是个人的人格魅力，丰富的知识、卓越的智慧、优雅柔和的外交策略，加上数十年坚韧顽强的进取精神，这样的传教活动自然会因为他的死而消失。传教士的工作和伟人圣人的工作不同的是，一个是群体性的一个是个体性的，利玛窦对中国的贡献是让中国了解西方，对欧洲的贡献是让西方了解中国。(www.xing528.com)

有学者将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交往和思想碰撞评论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曙光，这是很幼稚的一种说法，一个人或几个人小小的“沙龙文化”根本不可能对有着古老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和完备的政治体系的东方帝国有丝毫撼动，皇帝换了，朝代更迭了，国家政体永远不会变，所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是后代文人自慰的梦。

利玛窦和他带到中国来的天主教，明末遭到儒教、道教两派联合诋毁，清代遭到儒家学者轮番批判，西方宗教想在中国土壤开发生存之地非常艰难。

虽说如此，但是清皇帝并没有限制西教在中国的传播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自由来往，可是偏偏遇到一个很蠢很固执的梵蒂冈教宗克雷芒十一世。

1704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下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并派特使铎罗（多罗）来华向中国政府宣布这一“禁令”，康熙皇帝大怒，下令驱逐在华所有反对教徒行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同时派使节前往罗马谈判，企图有所挽回，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事态继续朝恶化方向发展，1715年，克雷芒十一世宣布，凡梵蒂冈所属教区一律依“禁令” 而行，违者异端论处。于是康熙帝下令拘捕传教士昭告天下禁止西教传教活动。

以上，是康熙禁教令的始末。后来鸦片战争西方各国和清廷谈判条件，一是开放通商贸易，二是撤销“禁教令”。在西方国的意识形态里，自由传教和自由贸易同等重要。

从古至今，即使是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经济“门户开放”，西方宗教对于中国的影响也还是微乎其微，无论当时政府“禁”或是“不禁”，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永远都只是少数，因为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代代相传，深入骨血，无论你基督教文化如何熏陶感召，一遇坎坷马上跌回母体文化的怀抱里，圣教徒人格在中国是找不到的，所以为西方在华传教士的精神感动，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是以卵击石。

加缪说：“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这句话献给数百年来在中国所付出艰辛刻苦努力的西方传教士。

明位笃（Eustachio Vito Modesto Zanoli O.F.M.），天主教方济会教士，1856年来中国，是继徐伯达主教之后第二位在武汉的天主教传教使团主教，也是花园山天主教教区开创者。

1870年9月2日，罗马教廷采取明位笃的倡议，撤销湖北代牧区，改为鄂东、鄂西北、鄂西南三个教区部分，明位笃改任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在任期间，购买汉口英租界土地，主持修建汉口圣约瑟天主堂，同期创办天主堂医院（今武汉市第二医院）；1880年，购买武昌花园山（丁家山）土地，主持修建主教公署，迁移鄂东代牧区办公地到花园山。

汉口英租界圣约瑟天主堂

花园山的房子和树

方济各会是罗马天主教多个支派之一，最早在欧洲（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游方传教，中世纪以来在体系陈腐的天主教各教派团体中颖脱而出，受到教宗的重视，迅速发展壮大队伍，教派人士重视科学和哲学研究，倡导文化教育普及，对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形成有过推动，13世纪来华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就是方济各会会员。

湖北武汉天主教鄂东代牧区，武昌花园山和汉口英租界（上海路）两处天主教教区都属方济各会。

1883年，明位笃主教去世，花园山天主教教区的建筑蓝图规模宏大地呈现在后继者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