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山顶的昙华林：一座美丽的圣家堂

武昌圣家堂是天主教方济各会武昌教区主教座堂，这个建在花园山顶的教区包括座堂、主教公署、花园山育婴堂以及其他教区房舍的一个建筑群，现代人称武昌花园山意大利天主教教区——这样称呼其实并不合适，当天主教在武昌（湖北）建立教区时，意大利还未统一，意大利这个国家根本还没有，其实就叫昙华林天主教传教区或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区就很好。

1949年以后花园山就冷落了，很少有人再往这里来了，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原来的繁华之地渐渐变成幽寂无人之所，直到2005年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年轻学生。

第一次去是2004年，从武昌胭脂路朝东一路猛走，正当中午，顶着太阳走了20分钟之后，才走到天主堂的高台子底下，数十级石阶之上，大山花尖顶，拱券大门上部的雕花，感觉到它的俯视，立在眼前如一面巨大山岩。

看到教堂的第一眼，是一种震骇，真没想到这么宏伟的一幢教堂立在自己生长的城市，感觉自己太闭塞。

花园山的高处，晴空艳阳，阳光从头顶泻下来，身子前方美丽的圣家堂，身子后方油腻的街市，简直不像身在同一个世界。

花园山天主堂

花园山天主堂是一个俗称，因为教堂建在武昌花园山，所以武汉人习惯这么叫；因为它属于罗马梵蒂冈天主教会，后来有人称为意大利天主堂（上面说了，这样称呼并不妥当）；本堂主保（即供奉像）为圣玛丽亚、圣约瑟和耶稣一家子，所以教内称圣家堂；为了和别的地方圣家堂区分（例如巴塞罗拉圣家堂），所以又称武昌圣家堂。

公元17世纪，罗马教宗坐在金碧辉煌圣彼得大教堂里任命中国湖广代牧区——在地图上的千万里之遥划定某一地区归梵蒂冈管，今天看来很搞笑，但当时罗马教廷是极认真严肃的。中国湖广传教区开发命令就这么发布了，接下来的是行动实施。无论新教还是旧教，传教士的毅力和行动力，我们这些无信仰者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康熙“禁教令”，天主教士和其他别的西方教会教士根本就不可能来中国传教，但是1838年依然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乔装改扮隐藏身份悄悄来到湖北，1856年湖北代牧区正式成立，其实也是“地下”形式，首任主教方济各派教士徐伯达（Luigi Celestino Spelta O.F.M）。此期间，法国获取对中国天主教会“保教权”，武汉天主教会活动才由“地下”转为公开，1864年，明位笃继任代牧区主教，教区迁到武昌。

解释一下“保教权”——罗马教廷授予由世俗政权承担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最早有葡萄牙海外殖民者给海外天主教传教士提供保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提出为在华天主教传教使团提供保护，主要是外交沟通。例如1923年湖北英山梅神父事件，由法国驻汉口领事联系天主教鄂东代牧区副主教和罗马教廷驻华全权代表刚恒毅（Cardinal Celso Costantini）与湖北省督萧耀南及武汉工商名流共同协商解决。

明位笃主教（Eustachio Vito Modesto Zanoli O.F.M.）在位期间，1880年（清光绪六年）购买花园山地皮，由传教士江成德设计并监造主教公署大楼（今中南神哲学院），紧靠圣家堂侧面的山坡上横向而立，正中主楼宽阔展开，两侧向外伸出，外廊，上下两层大小房间40余间，正立面檐额上安装一座时钟，楼内设图书馆，收藏中外图书精品，整幢大楼建筑费用白银8 000两。

主教公署大楼是天主教湖北代牧区办公大楼，湖北天主教领导机关，主教住在这里，一应办公事务都在这里边进行，接待客人并且提供重要客人住宿，而且也是教会图书馆所在。(www.xing528.com)

汉口法租界的法国人

西方图书馆制度由教会创立（前面篇章曾经提及），教会收藏图书是自基督教诞生以来的优秀传统之一，欧洲著名修道院馆藏图书数量和质量惊人，意大利作家昂贝托·艾柯小说《玫瑰之名》写的就是中世纪修道院图书馆的惊怵故事。

花园山主教公署图书馆的创办秉承自古以来的教会传统。

主教公署建立三年后，明位笃逝世，继任主教江成德着手修建花园山圣家堂。

天主教会是来武汉最早的教会，早于一、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对西方传教开禁之前（前文已述），在武汉三镇都建有教堂，之中数处至今保存完好，除武昌圣家堂，还有汉口圣约瑟堂（上海路）、汉阳圣高隆庞堂（显正街）、东西湖区柏泉天主堂等。

花园山天主教主教公署现为中南神哲学院

湖北代牧区设立在武昌的时间是1880年，这一年，英国伦敦会和美国圣公会已经率先开发武昌北城墙内因太平军攻城而荒废的古城区，丘陵起伏，长江南岸岗垄地形，现代工业还没有诞生之前，在这里搞建筑难度非常大，所以晚清时期，昙华林片区山间凹地街巷密集，山顶山坡荆棘林木丛生，舍难就易，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部书中重点谈到的四大教区几乎全部建在山坡山顶，因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一片荒芜，当然这其间包括1852年至1856年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城对武胜门内北城区凶残地摧毁。

天主教会选择花园山顶，可能当年这里不是人烟密集之地，地势高而且凸凹不平，当地人看来不是理想的建房之地，当然这些对洋人来说是不介意的。

1864年英国伦敦会杨格非在戈甲营购买地皮，1868年美国圣公会韦廉臣在鼓架坡购买地皮，两次引发“教案”风波，1880年明位笃购买花园山，类似事件没有听说，国门打开，社会进步，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抵触逐渐减轻，抵触出自恐惧，人类也好动物也好，对于陌生的不可知的事物保持警惕，是为着自身安全的考虑，统治者利用这样一种心理，闭关锁国，愚昧民众，加剧对外洋的恐惧心理，为了稳固早已经腐朽溃烂的政权，所以才有辛亥革命，这是后话。

本书前面篇幅一再提及康熙禁教令，历史上发生这件事的由来只能放到这一篇章来说，因为当年和康熙帝发生冲突的不是别人正是罗马梵蒂冈教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