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佐：北伐、二战与昙华林

1926年2月，湖北省长萧耀南病逝，吴佩孚把持湖北军政大权，4月率兵攻进湖南长沙，唐生智退守衡阳向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求援，5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叶挺独立团配合，长驱直入攻进湖北，北伐战争开始。

9月7日，国民革命军攻陷汉口，吴佩孚从汉口吴家花园出逃。

国民革命军围困武昌城40天，吴佩孚部将陈嘉谟、刘玉春率军坚守武昌城40天，武昌城内粮食断绝疾病横行，武昌居民病死饿死的人数无法统计。

攻城战在武昌城东门（宾阳门也就是大东门），华中大学昙华林校区在武昌北城门（武胜门也就是草埠门）城墙根下，躲过乱战骚扰。

孟良佐走出校园，以美国圣公会湘鄂教区副主教的身份，城里城外两头跑，斡旋交战双方，请求两军统领本着关爱国民之心，每隔几天双方停火打开城门放城内居民到城外去买粮食蔬菜以求活命。

方方小说《武昌城》提到，当年武昌人叫这个高个高鼻黄发的美国传教士为“孟洋人”。

民国初年武昌城

武昌城陷，陈嘉谟和刘玉春先退守蛇山，后从蛇山北坡沿胭脂路退到花园山，躲进昙华林华中大学校区寻求教会保护。

根据罗章龙（中共建党初期领导人）回忆：北伐军追捕吴佩孚余党，包围花园山，威胁华中大学校长孟良佐交人，“孟唯唯是命”。

枪杆子面前无道理可讲，华中大学的教师学生和北洋政权的军事将领，两相权衡，保全学校为第一。

孟良佐和国民军的谈判条件是：要求对方承诺保证北洋军二位将军的人身安全。不久，陈嘉谟和刘玉春果然获释，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军事领导人）委任刘玉春为第四集团军军事参议。

北伐战争前后，1925—1927年，中国南北各城市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生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列强”的包容，继续维持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反帝反封建”的民众运动和后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军事行动紧密联系，以“列强”为靶子，矛头直指北京政府——辛亥起义推翻清王朝后又一轮权力争夺开始了。

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政治浪潮席卷全国，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能够摆放一张书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校方制止学生介入，学生和一部分教师宣布罢课离校；1926年，英军炮轰万县，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校方压制学生爱国热情，学生愤而退学，学校成空城。

1925年上海学运热潮波及武汉，武昌汉口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孟良佐授意华中大学管理委员会宣布学校放假数天，暗示学生在“假期” 以内离校上街参加社会活动，诸如游行示威等一律不会受到校规处罚。

1905年的文华书院资料图片

对待学生运动问题的处理失误导致学校损失巨大，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和华西协和大学校长毕启（Joseph Beech），两位毕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西方智识分子，面对学生的狂热毫无应对之策。

前车之鉴，孟良佐（Alfred Alonzo Gilman）得有心理准备，数十年身处湘鄂两省，中国政治漩涡中心，国情、国势、民意、民心，改朝换代，权力更迭，审时度势，迅速选择应对方法，传教士本来就应该是政治家，从他年轻时在美国被吸收为“Phi Beta Kappa”会员的那一天起，说明他具备这样的能力。

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和1927年，长江流域“排外运动”再一次掀起高潮，江浙湘鄂赣皖几乎所有开埠城市都有波及，领事馆区、传教区、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外资银行、商行和工厂以及外国人住宅区，凡是有洋人的地方随时可能遭到民众暴力袭击而且无人管束，英国作家毛姆小说《面纱》对此有详细描述。

武汉所有教会学校被迫关闭两年，华中大学也不例外。学校停课期间，应届毕业生收到孟良佐校长寄到家中的毕业文凭，附上本学期成绩单，凡是在（这年）5月坚持上课的学生一律成绩为“D”（因为特殊时期校方没来得及举行期末考试）。

1929年，南京政府权力巩固，中国政局暂时恢复平静，外地避难的西方人先后回返汉口武昌，孟良佐在昙华林校区组织学校重新开课——遭受1926年“排外运动”严重冲击的岳阳滨湖书院和长沙雅礼书院，这一年“惊魂未定”地以大学部并入华中大学（具体见前章《从文华大学到华中大学》）。

华中大学文学院中庭

美圣公会、英伦敦会、英循礼会、美雅礼会、美复初会五大传教使团再次开会，学校英文名改为“Central China College”（直译“中国中部大学”，即华中大学），孟良佐放弃华中大学校长一职，由刚刚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韦卓民接任校长职务。

韦卓民（1888—1976年）：中国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前山镇翠微村，1903年随家人迁居武汉，先后就读于文华书院中学部和文华大学，毕业后留在文华大学担任教职，接受冼礼进入教会，1918年由美国圣公会资助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24年受任华中大学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27年去英国留学，1929年归国担任华中大学校长直到1951年，著述多种，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哲学家。

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

9月，学校开学，冷寂已久的花园山热闹起来，轿车马车络绎于道路，铜管乐队吹得震天响，欢迎新老学生到校。

相对平静的日子过了八年，日本侵华部队先占上海后取南京，武汉危在旦夕。

1938年春天，经过反复磋商考虑之后，华中大学全校师生忍痛离开武昌昙华林举校西迁，从东北向西南，历经炮弹纷飞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从广西桂林辗转云南喜洲安置下来，在校长韦卓民的领导下开学授课，设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师生齐心，坚持办学八年。

多年来以华中大学为家的孟良佐主教留在武汉（没有随学校一起撤离），他有他的工作。(www.xing528.com)

1938年4月12日，在武汉沧桑尽历的吴德施主教告老退休回美国，同一天，孟良佐受任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第三任主教。

“临危受命”这个成语用到这里恰如其分。

1938年10月28日，武汉沦陷，孟良佐以中立国（当时美国宣布中立）教会领导人身份与日占领军谈判准备在汉口英租界设“安全区” 收容战时难民遭到日方拒绝，原因是：“安全区”，什么意思？难道除此之外的地区都不安全？英租界（1926年改名汉口第三特别行政区）不行，那个地方是我们（日占领军）需要的，等等各种刁难。

最后协议由武汉教会联合组织主持在汉口龙王庙至硚口设立“难民区”，搭盖简易棚屋，安置各地流亡到武汉的难民，组织传教士和修女和义工（志愿者）成立“难民区救济委员会”，孟良佐担任领导，开展战时沦陷区救济工作，抚恤难民、发放赈款、赠送寒衣和食品，开办小本借贷等。

与此同时，武汉三镇英、美、法、意大利各传教使团也各尽其力地开展起对难民的救助工作。

凡是能走的都走了，但是传教团没有走，传教士没有走，留下来在这个沦陷的城市里，和所有无力逃生的民众一起面对生死。

汉口长江沿岸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被自己政府抛弃的民众只能在沦陷区自生自灭，尤其是离乡背井的难民。

1938年，日军从北、东、南三方朝华中推进，所到之处一片焦土，从东北、华北、江浙皖赣湘桂逃到武汉的难民太多太多，传教士对他们的救助只能是杯水车薪，有一点总比一点都没有的好。

武汉沦陷前，华中大学校务会讨论是否撤离，孟良佐持反对意见：学校走了，昙华林校区带不走，留给日本人糟蹋了，不如低头留下来继续开课，美国是中立国，谅他日本军队也不至于跑到教会学校的校园里来。

1938年到1940年，日本军队占领大半中国，德国军队横扫整个欧洲，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前景一片晦暗，他悲观地认为战争结束遥遥无期——所有应该考虑到的国际国内的局势他都考虑到了，正因为了解太清晰太周全所以才悲观，当时和他同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但是他唯一没想到的是，美国卷入二战，他清楚生活安定的美国人多么不喜欢再一次卷入到世界大战中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六艘航母及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出动飞机350架，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孟良佐再也不能以中立国传教士身份留在武汉救助战时难民了。

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当天，武汉日占领军全城搜捕美国人和英国人，被拘押的有英美驻汉口总领馆官员、英美传教使团主教及传教士、意大利天主教会美国籍传教士、英美武汉商行行长以及英美在汉各办公机构包括各英美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主管等。

飞快变化的国际局势，证实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坚持西迁的决定是正确的。假如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各教会学校师生留在武汉也许能够苟且偷生，但是生活在日本占领军的统治下，除了屈辱还是屈辱。

孟良佐主教被当做战俘押送到日军南亚集中营——关于二战南亚战俘营，2014年安吉丽娜·朱丽执导影片《坚不可摧》（《Unbroken》）有深度描述——一年后日本人不惜功本地把他遣送到非洲，严令禁止他返回中国，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回到美国，休息了一年之后，1944年，以64岁高龄从美国乘飞机降落印度，经滇缅公路跨国境到云南边远小镇看望西迁此地的华中大学师生，然后转道贵州山区看望湘鄂联中（同样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学校）师生，1945年抗战胜利，返回武汉，组织教团机构筹备恢复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同时准备恢复文华中学（今武昌文华中学）、希理达女子中学（今武汉二十五中），以及湖南基督教会创办的各教会学校。

华中大学教授楼

“1946年4月17日，华中大学第一批师生由骆传芳率领出发，一周后第二批师生由黄溥率领离开喜洲，举校返回武昌。夏，全体师生安置进原华大校园临时住房，并接受政府拨款加快房屋修建。9月，开始了返回武昌后的第一学年。加入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随后，师资队伍得以充实，图书馆藏增加，办学拨款到位，校园建筑增多，学校发展势头良好……”（摘自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简介）

1948年，孟良佐辞去教会职务告别华中大学师生回美国，那一年他70岁。

文华大学校长、华中大学代校长孟良佐

1966年9月13日，中文名叫孟良佐的阿尔弗雷德·阿郎索·吉尔曼主教在美国逝世，享年88岁。

照片上，他那么英俊，气质高雅，假如当年没有选择做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而是选择做一个政客留在美国，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历史上寂然无名，中国人从来没有以感恩的心对待这些曾经为他们（也是我们）尽心竭力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

苏州大学博士生谢竹艳《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外籍校长办学研究》的论文给我这一章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她的论文这一句话令我感慨：

“后人只有从原有的建筑风格意会教会大学的神韵。”

假如这些建筑消失，那么当年那一段历史也许就会抹掉了，或者说是抹黑了。

我想，孟良佐他们并不介意，当年他们进入教会之前，当年他们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所有世俗的东西都得舍弃。

一切虚无，唯有奉献。

今天，人们来到文华书院，来到华中大学昙华林校园，寻找当年教会学校的老房子，谈不上怀旧，多半是好奇，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停留在过去旧时光的老校园里边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