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雅各健身馆：纪念文华大学前任校长翟雅各的体育馆

文华大学主校区即今天湖北中医药学院校区，从中山路昙华林街口走进来，进学院大门，穿过两则茂密的树丛右转，山顶广场中央立着圣诞堂，前行几分钟身子右侧山坡下大片平坦的绿地凸起一幢一看就年数很久的老楼，红砖墙，雕花空廊，圆洞门，远远的，阳光下，艳丽的色彩和奇怪的样式，第一次看到它的人会很惊讶：“啊！这是个什么房子啊？”

翟雅各健身馆，位于文华大学东部校区，中西式建筑风格，也称“民族风”，典型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红砖清水外墙，砖木结构，式样古朴但显得非常高贵，重檐琉璃瓦，底层主入口为简单的拱门，城门洞式，中国风的玻璃窗方形梅瓣，二层整体通透外廊，砖石构筑的立柱与额枋，既有古中国风又有古希腊风，立柱柱头华表式，扁平而宽，向上托住伸出的屋檐，重点在屋顶，重檐庑殿顶，中国古典建筑一种高规格建筑样式，如果当年清廷没亡，民间建房，这样式想都别想，二层是面积宽阔的室内体育场，四周围绕阶梯状观众席，中心空出来篮球场，楼房两端有宽大的室外石阶供观看球赛的观众上下出入。

文华书院翟雅各健身馆

1919年，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主持修建体育馆，武汉市最早的三座体育馆建筑之一，英文名：James Jackson Memorial gymnasium（杰姆斯·杰克逊纪念馆），纪念文华大学前任校长翟雅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文华书院也随之经历了中国历史的非常时期，好在花园山有一块相对独立自我的空间，改朝换代对于学校来说，眼睛看得见的，可能只是华籍教师学生身上的衣服和头上辫子的变换而已，其实还有更多。

从清王朝最末几年到民国开初几年，英国人翟雅各任文华校长，增设大学部，改文华书院为文华大学。

翟雅各校长任职期间，文华书院有很大发展。

1870年在花园山昙华林文华书院正式成立，由先前的小学部初中增设高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备馆），当时学生很少，学校教师上街拉人上学，不仅在武昌城中心闹市街头宣传，劝说各家各户送孩子入学，除外还坐船过江到汉口，跑到汉正街繁华商区，架起留声机播放西洋音乐，招徕路人驻足围观，乘机劝说富裕人家送孩子来武昌进洋学堂念书。

开始，学校招生，学生入学不收一文钱，全部费用包括住校食宿用由学校供给，第一年14名学生，第二年24名学生，第三年30名学生，第九年（1900年）增加到90名。

1900年后现状开始改变，1903年开设大学部，学校分大学部（正馆）和中学部（备馆），190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改名文华大学，1915年开设本科以上教学，授硕士学位。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宋教仁被文华书院录取。

同期，文华书院附属布伦女子学校（The Jane Bohlen School）学校，改名圣希理达女子中学，1911年从文华书院花园山校园迁移到小东门，美国圣公会为此新买一块地皮建校舍（旧址位于今武汉市二十五中学），和男校分开方便吸引大户人家女子入学就读。

1949年前，武汉三镇上流社会有这样的流行语：“文华配希理达”——文华书院的男生（多数是大户人家少爷）和希理达女中的女生（全都是权贵小姐）联姻才算是门当户对。

1912年，原属文华书院学校医院圣彼得医院从花园山校区迁移到武昌平阅路（今彭刘杨路）蛇山脚下，和上海同仁医院呼应，改名美国圣公会武昌同仁医院，传说是黎元洪赠送一块地皮，报答美国圣公会对武昌起义的支持。

辛亥举事当晚，美国圣公会湘鄂皖赣教区主教吴德施指示文华大学所属圣彼得医院（当时位于昙华林）紧急参与抢救革命军伤员——历史上称美国圣公会这一举动为最先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表示支持的西方传教使团。

迁走了两个下属“部门”，翟雅各校长并不觉得校园空荡荡，依照他的发展规划，现有的校区和校舍远远不够适应他的办学思维，辛亥革命枪声一响，他知道中国教育的春天真正来到了，张之洞的“新学” 是平民教育，是国民教育普及，培养国家建设的基础人才，文华书院和圣约翰大学的“新学”是精英教育，希望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人将来可能把控中国前行方向，美国圣公会西方传教士的期望太高了。

接下来校方开始再一次购置地皮，以花园山为中心四周扩张，建教学楼，神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教授楼，还有图书馆（文华中书林），完备校区供电和供水系统。

辛亥革命革命军指挥部——鄂军都督府

翟雅各之前（19世纪后期），文华书院数次扩建，除圣诞堂外几乎全部为中式风格建筑，在从山坡到平地层叠而起，琉璃瓦，歇山顶，斗拱错落，檐角峥嵘，远看如一片恢弘宫殿王府，可惜今天一间也没有留下来。毁掉的原因不清楚，也许是拆毁重建，建筑工程进步，砖木结构改砖混结构，类似例子汉口租界区很多，例如江汉关、汇丰银行、横槟正金银行等。

20世纪开始，翟雅各和孟良佐先后任校长的那几十年，校舍建筑风格由纯粹中式逐渐转变中西混合式和纯粹欧美式，城市建筑史称为“第二代建筑”，即原地重建建筑。(www.xing528.com)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张之洞在湖北力倡洋务运动大兴湖北工业基地，西式建筑材料再也不需要海船从欧洲美洲往中国运，建筑成本降低；另一个原因，西式建筑材料建造中国古典式建筑施工难度太大，承建商不愿意揽这个“瓷器活”，民族风西式建筑在武汉三镇逐渐消失，除了武汉大学和湖北图书馆，代之而起的是纯粹西洋风或者是融入中国风细节的西洋风建筑，例如文华书院（文华大学）校园内外保留到今天的几幢老房子，翟雅各健身馆除外。

孟良佐坚持采用中国古典风格来建造文华大学健身馆，也许是为了纪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至深的前任校长翟雅各。

曾经在文华中学和文华大学念过书的学生今天已经垂垂老矣，回忆当年武汉第一教会学校生活恍然若梦——花园一般的校园，风格典雅的校舍而且是那么好听的名字：多玛室、博约室、颜母室、思殷堂、中书林……木柱围廊，五彩玻璃窗，褐红砖墙上的爬山虎，图书馆午后时光幽静如水，最早在武汉召开学生体育竞赛运动会、最早在中国组织童子军团、最早在武汉院校成立西洋乐队——总之，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切都是最好的，一切都是最美的，开武汉新学堂西化风气之先。优秀学生由美国圣公会直接送到美国和欧洲名牌院校深造完成博士学历，譬如华中大学第一任校长韦卓民，当年文华大学数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高人一等的求学经历令当年在校生感慨不已，例如这样的小故事：1903年，张之洞派人找学校商量（不知道是否找的是翟雅各），想让自己的孙子到文华住校读书，跟着洋教师学英语，但是有个额外“请求”，不参加学校任何宗教活动，回答当然是“No”——当时中国教会学校校规：不要求学生入教成为教徒，但是要求学生参加学校晨祷和礼拜等宗教仪式——湖广总督权势再大也压不住西方教会规矩，张之洞的孙子被拒之门外。

其实张之洞和文华书院关系一向不错，朝廷赏赐一支黑管（单簧管）连忙拿来送给学校（自后才有了文华西乐队），他喜欢西方教育体制，喜欢西方科技，但是绝不接受西方宗教和西方政体，1906年“日知会事件”曾经导致他和文华书院也就是和美国圣公会正面冲突，平心而论他也不想。

文华书院依山半环状教工住宅楼

新世纪到来，旧世纪过去，从文华书院到文华大学，不断前行的一段路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开创湖北新学平民教育普及，与此同时给予教会学校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世界上任何人和事，后人评说都得搞清楚时代背景，从武汉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

简单介绍一下翟雅各。

翟雅各（1851—1918年）：英文名杰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英国人，出生地和学历不详，在从美国到中国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中算个“异类”，1876年，25岁，从英国来中国，以英国循道会传教士的身份在广州传教，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故事？1878年从中国跑去美国，猜测在广州遇到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发生兴趣，一下子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越洋旅行，欧洲人的新大陆情结从哥伦布时代就有。

在美国加入美以美会教会，在纽约市华人区传教，他的理想传教地依旧是中国（前面有文惠廉主教当年在南亚华人区传教为来中国作准备的例子），四年后，1882年，他被派往中国，几年内开辟芜湖教区，1888年至1899年，在九江美以美会传教士库思非（Carl FKupfer）创办的同文书院任教11年，1900年从美以美会辞职加入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一年，1901年，美国圣公会中国区第五任主教郭斐蔚任命他为武昌文华书院校长来到武汉——郭斐蔚主教和文华书院的感情前面篇章有介绍。

翟雅各校长的传记没有找到，网上搜到他个人简介，觉得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性情率真，不受拘禁，英国循道会，美国美以美会，美国圣公会（都属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派系），连跳三个新教教派，在晚清来华传教士中，像他这样经历的人恐怕不多。

但是可以推测，当年他做这样的决定是有过严肃考虑的，一边传教一边接触社会和民众一边探究自己的人生之路，最后在中国的美国圣公会安下身来也安下心来，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武昌文华大学工作和生活17年，1917年病重辞职，离开武汉移居九江，第二年（1918年4月22日）在九江逝世，享年67岁。

他一生待得最久的两个地方是两所学校，即九江同文书院和武昌文华大学，办教育是他认为最好的传教方式，对这两所学校所在的城市他都有深厚的感情，当年离开同文书院也许预见到“前途艰难”，后几年同文书院果然办不下去（因为资金困难等原因），美国圣公会在中国经济资源比较富足，金钱是兴办教育的基石，他想找一个让自己抱负施展同时也能安静读书安静过生活的地方，于是来到武昌昙华林。

和他的前辈韦廉臣主教、郭斐蔚主教极其相似，翟雅各校长与其说是个传教士不如说是个学者，烂熟欧洲文学、史学、哲学，并且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学非常感兴趣，曾经翻译《今古传奇》选篇《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原著冯梦龙）1918年出版，1906年创办文华书院校刊《崇实学报》，1911年支持韦棣华女士文华公书林创办计划实施。

1906年，文华书院创建日知会以及之后一系列历史事件，尽管在现存的文史档案中找不到翟雅各的身影，但是可以推测，他绝不可能“置身事外”——胡兰亭收容革命党人刘静庵，圣约瑟堂创建日知会宣传反满武装暴动，在昙华林花园山校区周边根本不是秘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别的可以装糊涂，刘静庵被安排在文华大学大学部教中文，难道能不经过校长批准吗？

据韦卓民的回忆：翟雅各个人政治立场，赞成君主立宪温和改良（和他是一个英国人有关系），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但是，史实证明，他尊重武昌革命党人的自由选择，必要时秉承教会传统给予帮助，例如收留革命党人刘静庵在自己的学校，例如接受吴德施主教指令安排圣彼得医院救治武昌革命党人，这样显而易见的事，今人怎么想不到？

1919年，翟雅各死后第二年，翟雅各夫人遵照遗嘱，将他生前藏书2500册赠送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

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