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革命：昙华林的日知会事件

晚清“日知会事件”，因为发生在武昌文华书院教区而且和美国圣公会直接相关，所以放到这一章来讲。

1919年，文华大学附设圣约瑟学堂，离中心校区（今湖北中医药学校校园）距离稍远，在花园山的南坡，旧地址：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现地址“武昌崇福山街49-51号”。

经常有人前来参观，并不是因为当年的这里曾经有个洋学堂，而是因为这里是晚清一桩大案发生地，现在看到的这幢新建仿旧式砖瓦房，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标识。

人们总是对故事发生地感兴趣，无论悲喜哀乐，只要有故事就行，例如西湖断桥，至于其中的意义，他们懒得去想。

圣约瑟学堂当年设有文华大学中小学部及图书馆系，全盛时期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保存到今天仅剩一块石头门楣，上刻“圣约瑟学堂”五个字。

晚清时期长江边的武汉

圣约瑟学堂之前，这里是美国圣公会武昌教堂之一圣约瑟堂，也是文华书院礼拜堂之一，1906年，美国圣公会武昌府街“日知会”迁来这里，随即发生“日知会事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传媒业兴起，中英文报纸和期刊日益增多，报刊阅览形成时尚。1901年，美国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在武昌府街（青龙巷）救世堂内办书报阅览室，为教会内外人士提供一个读书阅报的地方，取名“日知会”，天天读报，日求一知。

黄吉亭：江夏人，文华书院中学部念书时加入教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进修，1891年回到武昌，在昙华林圣诞堂通过仪式成为传教士，武汉地区中华圣公会创建人之一，1901年后调到长沙三一堂，在美国圣公会长沙牧（主教）孟良佐属下工作，在长沙另办“日知会”，武昌“日知会”交给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管理。

史书上这样解释日知会：晚清在湖北武昌兴起的一个秘密革命社团，领导人刘静庵，宗旨是推翻帝制倡导共和，历史上与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黄兴创建的华兴会、蔡元培创建的光复会齐名。

刘静庵：湖北潜江人，文人出身，投笔从戎，1903年入黎元洪新军任文职，1904年和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组建科学补习所，吸收同道人士，宣传反清武装革命。1904年10月与湖南华兴会密谋起义事情败露，湖广当局查封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逃到花园山候补街高家巷圣约瑟教堂，被堂牧胡兰亭收留。

刘静庵和日知会章程

胡兰亭：湖北武昌人，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出身贫寒，年轻时一边工作一边在学校旁听学习，后来进入文华书院中学部读书，成为教徒后升任圣公会武昌教区会长，接着升为鄂湘教区会长，和调去长沙的黄吉亭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志向一致，对晚清革命活动的兴趣超过对传教业的兴趣，所以同情革命党，藏好刘静庵后赶到湖南长沙，协助黄吉亭掩护黄兴从湖南到湖北然后乘船逃往上海。

长沙华兴会起义是黄兴领导六次不成功起义中的一次，湖北湖南两省革命党一直以来呼应密切，起义失败后黄兴躲藏在黄吉亭管理的长沙美国圣公会三一堂，因为美国圣公会长沙主教孟良佐的护佑（那一年孟良佐主教还没有调到武汉来）。

胡兰亭从长沙回武昌后对刘静庵说：眼下形势严峻，革命党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湖广总督张之洞绝不善罢甘休，武汉三镇哪里也没有圣约瑟堂好，山旮旯里洋人地盘，官府让三分，躲过风头以后，再寻找武装暴动的机会。

那年是革命的低潮，广东、湖南、湖北的革命党领导人被抓的被抓逃跑的逃跑，刘静庵心想也只好这样了。胡兰亭让他受洗入教，教名保罗，接下来让他在文华大学（文华书院大学部）担任中文教员。

1906年，刘静庵和胡兰亭商量，把在府街青龙巷开设的日知会迁移到候补街高家巷圣约瑟礼拜堂，正月，日知会在花园山美国圣公会教区开门迎接读者，收集全国报刊和新书籍供人阅读，来这里阅读报刊的读者大部分是文华书院的教师和学生，还有周边几个教区的传教士和信徒，另外还有闻讯而来的湖北新军军官和武昌高校学生等，知名人士例如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文华大学教授张纯一，圣公会牧师刘藩侯、余文卿以及基督徒殷子衡等都曾是日知会读者。

和黄吉亭教长最初的目的已经很不一样了，“一日一知”，知识文化传播变成革命思想传播，日知会不再是一个阅报室，而是一个图谋武装起义的会所，吸收湖北新军及各高校学生入会，胡兰亭任正会长，刘静庵任副会长，选举干事有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

据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回忆：“在正馆（文华大学部）教诸子学的刘敬庵（即刘静庵）先生，端容正色，沉默寡言，在课堂上，两眼半开半合，严肃地讲解庄子、墨子诸书，毫不涉及其他问题，尤其不谈时务，不讲政治。但到日知会开会时，他却慷慨激昂大谈其革命排满……”

梁寿华在《中国革命与基督教信仰》一文中，对武昌日知会当年组织活动的盛况进行了叙述，同时强调了教会势力给予晚清革命力量的强力支持：（日知会的组织者）“除宣讲福音外，并有革命演讲，吸引许多军人、学生前来，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会的影响力由武昌扩张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军也受日知会熏染而倾向革命，孙中山并以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而日知会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带动革命风潮，得以公开展览革命书籍、鼓吹革命思想，实得归功其为教会组织所拥有的特权。”

关于宗教和革命，刘静庵有一句话：“我们要想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

1906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表态支持中国革命，6月29日，孙中山推介法国天津驻军欧吉罗上尉来武汉“考察”，刘静庵在高家巷圣约瑟堂日知会举行欢迎大会，当天到会一百多人。

欧吉罗在会上发言，宣扬法国大革命精神，宣传武装暴动推翻王权，当天参加会议的人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冲上街头与清军一战。

1906年4月，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来到武昌组织同盟会湖北分会，依靠日知会展开革命活动，刘静庵等加入同盟会，日知会改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刘静庵任总干事。

昙华林街的今天

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等同盟会会员赴湖北，联络日知会力量响应湖南起义。因内奸告密，1907年1月13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搜查高家巷日知会，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刘静庵、张难先、吴贡三、李亚东等九人先后被捕，此即震动一时的“日知会案”，史称“丙午之狱”（阴历丙午年）。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官城府极深，行事精明老辣，对于所辖地区潜伏的“革命团体”及其“活动”数年来洞若观火，曾经出力捕逮数次，始终不能斩草除根，因投鼠忌器，不愿意直接与洋人及洋教为敌，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在武汉和长沙和革命党搅和紧密，他只装做不知，但是他绝不可能放任不管，而且他当然得管，“特务举报”、“证据确凿”，然后痛下杀手，给洋人一个“交代”，看你们今后还敢不敢纵容“乱党”和我为敌。

法国军官欧几罗（中立戴帽者）来武昌受到日知会热烈欢迎，坐而执扇者刘静庵

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吴德施主教出场。(www.xing528.com)

吴德施主教（Bishop H.L Roots）：英文名洛根·赫伯特·鲁兹，出生美国伊利诺伊州，哈佛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在英国剑桥神学院获博士学位，1896年11月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中国，先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任堂主，1899年后任汉口圣保罗堂堂主，1904年11月升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住汉口鄱阳街圣公会主教公署，在武汉生活工作42年，高龄退休，1938年回美国。

吴德施主教亲自出面会见张之洞，以美国教会的名义，以之前有过的交情，请他对美国圣公会教徒“宽宏对待”——站在清廷一方，武昌衙门当然有权缉拿严惩“反政府暴力行动”的组织者。

当时参加营救的还有长沙美国圣公会主教孟良佐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穆德。

“丙午之狱”直接与湖南牵连，孟良佐主教（Bishop A A Gilman）从长沙赶来武昌，受长沙三一堂堂牧黄吉亭托付，尽其所能地救援关押在武昌府衙大牢中的湖南籍革命党人胡瑛。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人穆德（John R.Mott）受吴德施主教和武昌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James Jackson）委托，赶去北京请求美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对清朝廷施压。

刘静庵躲进花园山圣公会礼拜堂好几年，张之洞已经忍了很久，你信个洋教安分守法做良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你算了，可是偏不听话，偏要和同盟会搅在一起，在我的地盘上造反，假使湖广衙门辖治不力导致日知会和同盟会联手造反成功，那时候自己将不是掉顶子而是掉脑袋了。

一向以新派人物自居的张之洞，此时再也顾不得与洋人交往的情面了。

张之洞一口回绝了美国圣公会提出的“释放教民刘静庵等人”的要求，但是碍于“主教大人”的亲自出面，自然也考虑到了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汉地区强大势力影响——他最害怕的是因此而激怒教民在所辖地区引发“民变”——最后，他答应给教会一个面子：一、不会再行二次搜捕（曾经“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准备再次出动搜捕日知会下属革命党人）；二、免除刘静庵等九人的死刑。

能够查询到的有关历史记载，非常简单，只有几句话，特抄录如下：

“1906年底至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等九人被捕，吴德施主教在美国教会刊物《传教精神》上发表《刘静庵一囚犯》一文，谴责清吏对革命者的镇压。”

美国圣公会湘鄂主教吴德施

日知会事件当年对社会各界的震动非常大，受到牵连的社团有：武汉美国圣公会、长沙美国圣公会、武昌文华大学，介入其间的有美国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吴德施、长沙主教孟良佐、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穆德、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馆、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馆等。

经过多方斡旋，张之洞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毕竟他和洋人的感情一向还是蛮好的。

最后的结果据教会资料记载：“幸而圣公会的西洋传教士见自己教会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缉，再加上他们一向同情革命，于是展开营救的行动，使刘敬安（静庵）等九人免受死刑、（湖广总督府当局）也取消了原定的第二批缉捕名单。”

这第二批名单中包括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胡兰亭和黄吉亭，这样险峻的事件趋向是美国驻华使领馆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日知会”事件惹恼的是华、美双方政府官员，张之洞害怕自己的湖广新政遭遇政敌的打击和慈禧的质询，美国驻华官员害怕事件闹大遭遇国内宗教界的抗议和华府的质疑——最后总算双方妥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不可能“化无”。

刘静庵“免受死刑”，遭受酷刑折磨，1911年虐死狱中，时年36岁。

胡瑛熬住酷刑，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被革命军救援出狱。

关于美国圣公会和晚清革命党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日知会”是在武汉美国圣公会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一支民间革命力量，有人则不这么认为，例如这样的评论：

“中国基督徒发动和参与革命是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但是他们（此处指参与革命行动的中国基督徒）接触了基督教，一旦结合中国状况以及地缘等因素，又有些同时加上由教会教育或亲身体会而来的对西方基督教社会的认识，就促使他们选择以革命为救国的方案。”

宗教和革命的关系，这里应该细致区分，如上面一段文字所说，基督教会和基督徒要区分，基督徒中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籍传教士及教徒也要有区分。

著名画家张善子据刘静庵生前照片画出此像。在1938—1948年间，有民国名流孙科、于右任、居正、邹鲁、张难先等28人分别为画像题字

前面的篇章已经讲过，美国圣公会是美国新教教会组织，和梵蒂冈教会教宗体制有些不同，百年以来在本国接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熏陶，来中国后的任务，第一是开辟教区，第二是传播思想，有意无意中，教会精神和美国精神融为一体，从以上介绍的传教士的个人简介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不等于他们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武装起义，这与教会传教政策不符合，本国教会组织机构严令禁止海外传教社团地直接介入，因为在任何国家开辟教区需得当地政府支持，和民间社团可以保持友好关系但最好不要陷入太深，与政府对立的暴力行动，教会必须保持距离。

有人推论吴德施和孟良佐直接支持晚清革命，其实他们只是站在美国公民和美国神职人员的立场上对反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革命者深表同情，尽管陷入太深。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底，袁世凯率清军攻打汉口。当驻汉各国使节尚在清政府与革命党起义力量之间权衡利弊左右观望之际，武汉美国圣公会表明立场，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武昌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组建红十字会，在花园山武昌仁济医院以及汉口鄱阳街圣保罗座堂建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负伤军民，同时对战区灾民行收容赈济。

经历这样的历史大事件其中包括中国“改朝换代”，美国圣公会及其传教士对“革命”的直接介入，引起史学家的关注，中国和外国都有专门著述探讨研究此事。

武昌昙华林，特殊的地点，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思想，幽雅幽静的古巷，优美静谧的校园，潜藏革命暴动武装起义的火种，时时刻刻可能成燎原之势，今天人在这样古老的历史中行走，树阴在头顶覆盖着，街巷在身前伸延着，百年前那些以生命殉革命的仁人志士离我们越来越远。

武昌同仁医院最早位于文华书院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