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廉臣主教：昙华林的奇妙之旅

当年，韦廉臣主教从上海来武汉，最大功绩是带来西方现代化教育体制，今天，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大学城，追溯源头，一定不要忘记1868年。

美国圣公会武汉教区初创时期也是文华书院初创时期，参与其中的圣公会传教士中有好几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韦廉臣（Channing Moore Williams）：文华书院创办主持人，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二任主教、教育家、学者。

颜永京（华人）：文华书院创办者和管理者之一，在武汉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教育家、学者。

小布恩（Bishop Boone The Second）：文华书院创办者和管理者之一，在武汉10年，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四任主教、教育家。

郭斐蔚（Bishop Graves）：曾经在汉口教堂和文华书院先后工作8年，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第5任主教、教育家、学者。

下面分别介绍。

颜永京：1839年出生于上海，1848年入文惠廉主教创办的男童学堂念书，1854年由美国圣公会送美国留学，1861年在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毕业，1862年回国，1868年转入圣公会教会工作，随同韦廉臣主教前来湖北武昌传教，1870年正式成为牧师，参与筹建文华学堂，后来任汉口教区主教，1878年调回到上海，协助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1881年任校长，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楼命名为“思颜堂”以示纪念，晚年专注学术研究，1898年6月病逝于美国，翻译出版约瑟·海文（Joseph Haven）《心灵学》等。

颜永京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有很高的地位，颜氏后人撰写他的生平传记，但是他在武汉8年传教和办学经历依然空白。

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民国时期曾经担任北京政府总理以及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既是政治家也是银行家（大陆银行董事长），感念父亲创建文华书院的历程，捐资华中大学建造女生宿舍，取名“颜母室”（YenMuhShih），纪念母亲养育之恩。

和颜永京一样，小布恩在武昌的历史一片空白，好在美国有记录，不然当年文华书院初创时期的人物和故事缥缈如空气。

华籍传教士颜永京

1869年1月，韦廉臣主教去信向美国圣公会总部告急：“我恳求尽快派传教士来武昌，我们的寄宿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传教工作已经开始（原文是‘神的祝福开始’），我们急需要教师，盼望主教的福音。”

小布恩（小文惠廉）立即从美国动身赶来中国武汉。

韦廉臣主教认为当时在中国武汉开展传教活动“处于一个令人鼓舞的推进状态，但是急需前来工作的人”，他很高兴美国圣公会总部将“霍伊特先生和布恩先生”调来中国武昌参与工作。

1870年5月的末尾，一封由传教士霍伊特（S.R.J.Hoyt））从武昌发给美国的信，讲叙小布恩到达的消息：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汉口最早开设礼拜堂

“我们很高兴地欢迎布恩先生和妻子参与到我们这个小团体里边来……我们住在武昌，木工（指建筑工）已经开始工作，建造适合我和布恩先生的住宅。在一座山的中央我们（指圣公会）有一块漂亮的地方，一个阔大的花园，相信我们能够在那里建造一个愉快的家。（住下来之后）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为男孩子们开一所学校。”

从这封信我们知道两个信息：一是布恩主教的儿子小布恩来到武昌参与文华书院（布恩纪念学校）创建工作的事实，二是花园山开发在1870年已经看到成果，山中央漂亮的地方和阔大的花园，当然说的是昙华林花园山——先建传教士住宅然后在圣诞堂周围建设校舍——留存到今天的文华大学老校舍，建造时间都在1910年以后，推测是第二代建筑，最早的建筑是木结构为主，张之洞湖北新政大办工厂，武汉三镇开埠建筑几乎全部更新换代，木结构改砖木结构，再后来改砖混结构。

1880年，小布恩写信回美国，迫切“恳求”派人来中国，他说：在中国的学院教育应该持续不断，目前在武昌的工作，需要更多优秀年轻人加入，因为我们有“双重负载”（指传教士一身兼传教和办学两项职责）。

在文华书院工作11年后，1882年，小布恩调往上海，他发给美国的“恳求信”得到了回应，美国圣公会总部调郭斐蔚来武汉。

郭斐蔚（Frederick Rogers Graves）：185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奥本市，毕业于霍巴特学院（纽约州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和纽约圣公会总会神学院，1881年23岁来中国，立即派来武汉，担任汉口教堂牧师，四年后（1885年）调回上海，任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神学科主任，1888年再一次回到武昌，在文华书院任教，同期在花园山校区编译《圣公会古规》中文版，1893年调回上海任江苏教区和上海教区主教，1901年小布恩主教病逝后继任美国圣公会中国地区第五任主教，依然经常往来湖北武汉（网上有照片为据），1939年圣约翰大学师生及校友捐款建造教学楼命名斐蔚堂（Graves Hall）以示纪念，1940年逝于上海，享年84岁，著作《1881—1893年回忆录》传世——他在上海非常有名，他在武汉默默无名，尽管他在汉口和武昌先后待了8年。

郭斐蔚主教

开发花园山的韦廉臣主教，尽其所能地调派教内精英力量来武昌参与文华书院的创建工作，例如1868年跟他一起从上海来武汉的颜永京，1870年应他的请求来武汉的小布恩，和他一样都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兼具的非凡人物，他们的名字和文华书院融在一起是武昌昙华林的骄傲。

但是，在武汉，关于韦廉臣主教的记录往往只有寥寥数字，下面是网上搜到的有关他的零星史录。

翻阅清代历史，很容易把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韦廉臣即查宁·穆尔·威廉姆斯（Channing Moore Williams）和英国苏格兰圣公会传教士韦廉臣即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相混淆，因为他们同一时期在中国，而且中文名完全相同。

这里只说本篇章主角，美国圣公会韦廉臣主教。(www.xing528.com)

韦廉臣：查宁·穆尔·威廉姆斯（Channing Moore Williams），1827年7月18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毕业于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威廉玛丽学院（享有“美国母校”称誉的美国顶尖学府，本科教学属美国尖端水平），后来在弗吉尼亚神学院神学专修毕业，1855年6月在弗州亚历山大市基督教堂主教祝圣成为牧师，当年从纽约起程，海上航行数月，11月30日起锚上海，受到文惠廉主教热情欢迎，“因为他们之间不是陌生人，而是朋友和兄弟”（见韦廉臣书信）。

当时上海美国圣公会急需用人之际，尤其需要威廉姆斯这样高知识结构的人才，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想到中国来的，来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来中国传教是另一回事，获取，奉献，两者截然相反，他的到来让老布恩主教非常高兴。

两个月后（1857年1月），文惠廉主教祝圣，韦廉臣成为上海美国圣公会牧师，他租了一处房子，一边办走读学校一边布道，开始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韦廉臣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苛，从美国到上海，上岸第四天起每天9小时汉语强化训练，一年半以后掌握日常用语，可以和华人对话，可以对华人传教——和文惠廉主教初来中国一样，他急切希望短期内融入本土，曾经，他对去美国多年身着洋服开口美式英语已经不会说中国话的吴虹玉（著名的华人传教士）说：“请你尽快学会国语，尤其是作文，这样便于传教，而且请改穿中式衣服（这样才能亲近你的国人）。”

1859年，来中国两年后他被派往日本，从上海乘船在长崎上岸，立即开始传教，日本人称他威廉姆斯主教。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圣公会总会对亚洲传教策划是将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可能在美国人心里这两个国家地域所在及文化渊源有太多的相似。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文惠廉主教（老布恩主教）将下一步的传教计划准备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内陆和隔洋相望的日本。

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传教士入中国内陆传教危险重重，一方面因为清廷禁教令，另一方面因为战争。苏浙皖赣湘鄂一直是太平军和清军激战的战场，战争引发长江中下游地区瘟疫流行，用韦廉臣的话说：“那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于是美国圣公会中国教区将目光转向日本，因为遇到时机有利。

1853年，“黑船事件”，美国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胁迫幕府政权签署“日美神奈川条约”，开放口岸通商给予美国“最惠国” 待遇。

德川幕府封关锁国，明令禁止基督教进入日本，借“日美神奈川条约”保护，韦廉臣一行在长崎登陆，和他同来的另一位传教士里金森先生（Mr.Liggin）染上重病不得不回美国就医，剩下他一个人在日本，逐步扩大传教区从长崎到大阪到横滨到京都（东京）。在京都他创办了一所学校，池袋立教学堂，后来的立教大学，英文名圣保罗大学（St Paul's college）——20世纪末，东京池袋立教大学名列东京六大名校之一（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立教大学）。

日本东京池袋立教大学

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明治维新前夕，孝明天皇在位，日本从上至下混乱无序，天皇和幕府，贵族和平民，改革派和保守派，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纠葛，械斗、战斗、战争随时随地都有发生。这样古老没落的东方背景下，登上日本列岛的欧美人，别说是传教，就是在外行走都得冒生命危险，居然生存下来的韦廉臣“独自一人承受着巨大的困难”，开辟了美国圣公会日本教区。

1864年，文惠廉主教在上海病逝，1865年韦廉臣继任主教，是美国圣公会中国地区第二任主教，第二年（1866年）1月当选为中日两地教区主教，是美国圣公会日本第一任主教，在纽约圣约翰教堂接受祝圣。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政复古”诏书，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开始。韦廉臣主教1月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听到这个消息，他首先想到的是，圣公会日本教区发展，阻力将会越来越小，这样一来美国圣公会中国内地传教区的开发再也没有拖延下去的理由。此外，另一件正待进行的中美两国间的外交活动促使他前往长江开埠港口扩展教区的决心。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北京卸任立刻接受清廷任命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与各国政府谈判《天津条约》续约事项，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回美国和美政界高层谈判，7月中美两国签订《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也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其中一项：“两国民众在对方境内享有宗教、办学、接受教育的自由；两国民众可以到对方国家自由旅行以及长期居住，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

回美国之前，蒲安臣在上海和韦廉臣会见，兴致勃勃地详叙自己代表清廷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谈及之后签订的《蒲安臣条约》上述内容，希望得到在美国的圣公会的帮助。

韦廉臣主教给美国圣公会总部去信，希望给予“Mr.Burlingame（伯林盖姆先生，即蒲安臣）可能需要的帮助”，“推荐他到各地官员办公室”，因为他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具有“巨大的价值”，“充满信心地促使中国一步步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

《蒲安臣条约》被称为晚清中国政府和列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因为参与其中，事先了解中美会谈即将签订条约的细则，心中有了底气，韦廉臣主教于1868年6月来武汉，美国圣公会武昌教区传教活动开始，这也是昙华林花园山美国圣公会教区开发的开始。

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最先在汉口长江边划定租界，各国商人纷纷进驻汉口，汉口海关设立，继广州海关和上海海关之后的中国第三个海关，直接外洋贸易，不需通过上海关卡。至此，武汉在中国的地位都不容置疑地凸显。

1868年6月，韦廉臣主教一行从上海乘船沿长江一路行来，经九江在汉口上岸，游览汉口和武昌之后他说：“武昌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汉口是中国最重要的地方”。

汉口海关江汉关

不知道他指的“自由”是什么？可能指武昌纯正的古典的学府空气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此地的行动自由。当时清廷已经全面取缔“禁教令”，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开埠城市享有自由传教的权利，英国新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早几年已经登陆武昌和汉口。至于他对汉口的评价很好理解，当时上海是中国外洋贸易进出口，汉口是中国内陆贸易中转站，掌控两个城市等于掌控全中国，宗教使团既是信仰社团也是政治社团，身为美国圣公会亚洲地区高级领导人的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史学界评价说：美国圣公会韦廉臣主教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奉行自由派传教精神，“坚信通过社会渐进的教化和传布福音可以在人间建立公正慈善的社会而实现‘上帝之国’”，主张“以学辅教”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

韦廉臣身负中国和日本两大教区主教职责，在日本他的名气比在中国大，即使从1868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到中国，主持开发中国长江流域传教区特别是武昌、汉口教区，亲手创办武昌文华书院，但是在中国，在武汉，除了学术界，知道他的人真的是非常少。

文华书院校舍之一

他自己似乎也预见到这一点，武昌教区开辟后，具体工作当然由前文讲到的小布恩、颜永京、郭斐蔚等非常优秀的人才来进行，而他当然得“高瞻远瞩”引领美国圣公会亚洲传教事业全局，数十年间往返日本、中国两地，主持中日两国教区工作，直到1874年，感觉身心疲惫，他先辞去中国区主教职务推荐施约翰（Schereschewsky）继任，而后又辞去日本区主教职务以学者身份留居日本20年，潜心将《圣经》翻译成日文，20世纪初年，重病缠身才返回美国，83岁病逝，死前烧毁身边所有文字资料，留给历史一块空白，墓碑刻字：“传道不传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