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恩家族与中国：文惠廉主教的《昙华林》

从文惠廉主教的个人经历追索武昌文华书院的前世今生。

昙华林这片方寸之地，它所牵连的历史风云，武汉人想象不到。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中英《南京条约》还没有来得及签署，被清王朝阻挡在国门外数百年的基督教传教士冒险登陆，最先来厦门的是两位美国人：一位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声赫赫的雅裨理（David Abeel），美国归正教会兼美国公理会牧师，史称“新教来华第一传教士”；另一位和他前脚踩后脚的是美国圣公会牧师文惠廉。

两位美国传教士一到厦门鼓浪屿就开始了各自的传教活动，这就是西方新教进入中国的开始。

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比新教传教士早，这在本书后面篇章里会介绍。

文惠廉：美国人，英文名威廉·琼斯·布恩（William Jones Boone），1811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沃特波罗郡。

布恩（Boone）是一个古老的英格兰姓氏，18世纪开拓美国西部传奇英雄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曾经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和19世纪来到中国开拓教区的传教士布恩家族之间是否有血缘的联系？我不清楚，但是，他和他，拓荒者精神都是一样的。

文华书院以威廉·琼斯·布恩命名：“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布恩纪念学堂），正是为了纪念美国圣公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文惠廉主教（即老布恩主教）的“拓荒者精神”。

布恩主教（文惠廉主教）像

当年，在中国开埠城市文惠廉主教的声望很高，一方面他是美国圣公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上文已述），另一方面他是上海美国租界创建者，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无法忽略他。

威廉·琼斯·布恩，年轻时在家乡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法律，22岁那年放弃法律到本州港口城市查尔斯顿市转读神学，1835年离开家乡前往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神学院深造，同时攻读医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36年获牧师身份。

弗吉尼亚神学院原名新教圣公会弗吉尼亚神学院，顾名思义，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教会专设的培养本教会高层管理人员的神学院——在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中除文惠廉主教外还有开发武昌美国圣公会教区的韦廉臣主教以及文惠廉主教幼子小文惠廉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所有学生入学前已经在其他学院获得本科或硕士学历，来这里等于高层传教士培训，学业完成，获得担任教区高级管理者的资格。

威廉·琼斯·布恩在研修神学的同时研读医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一心向往中国，觉得医学对中国有用，也就是对他今后来中国传教有用。至于他为什么对来中国传教感兴趣，为什么22岁那年突然想起来要做一个传教士？这样的问题，需要对中美历史深度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1837年，威廉·琼斯·布恩携新婚妻子萨拉跨太平洋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华人区学习中文和闽南语，同时向华人传教。一切都是为着进入中国大陆做准备——“文惠廉”这个中文名字不知道是否在这一期间取的。

1840年，鸦片战争还没有开始，准备登陆中国的文惠廉因为清廷禁教令的严苛不得不暂居澳门行医任教以待时日。1842年2月24日他登陆厦门，成为新教首批来华传教士之一。同年6月，夫人萨拉在厦门病逝。1843年他带着长子亨利（文恒理）返回美国，应邀到各城市教会演讲，呼吁美国基督徒关注中国传教事业。1844年9月在美国与第二任妻子菲比·艾略特结婚，同年10月，在费城圣彼得教堂受美国圣公会主教院封为中国教区主教，也就是美国圣公会中国区第一任主教。

其实这是个虚衔。当时，中国传教区尚未开拓，仅凭一个虚拟的职衔完成其承担的使命，历史上世界上类似例子很多，他们多数是艰苦事业的先驱者。

开发一个敌视外来文化的文明古国，没有基督徒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行的。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签订，美国宗教界及非宗教界中一部分对亚洲大陆感兴趣的人雄心勃勃前往中国。(www.xing528.com)

1845年，文惠廉夫妇携长子文恒理及九位传教士重返中国，1845年4月下旬抵达香港，接着前往上海定居，不再如当年澳门和厦门作临时居留，而是父业子承地扎根在中国。

当年和文惠廉主教一起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

当时，上海开埠不久，各国租界范围尚未明确划定，文惠廉和家人及随行人员暂时租居上海县城，一边学习上海话一边传教，1846年，主持开设一所男童学校，这是上海西式教育发端，和武昌文华书院属武汉西式教育发端一样，一样的源脉，来源于美国圣公会来华传教士。

上海虹口区塘沽路原名蓬路，英文名为布恩路（Boone Road），因为这一街区正是最早来这里购地开发的文惠廉主教（即布恩主教）的传教区，所以命名为此。华语谐音“蓬路”，老上海人称“文监师路”。晚清，上海人称洋主教为监师，文监师就是文（惠廉）主教。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文惠廉会见上海道台吴健彰，请求将上海苏州河以北的芦苇滩开辟为美国租界，供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盖房居住，也就是建立传教点。吴道台回答：“可以。”于是，上海美国租界就此口头协议成立。这是美国在中国最早的一个租界地。另一个美租界1862年设立于天津，1880年美国政府宣布放弃。上海美国租界后来合并到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美国租界官方正式签约划定的时间是1863年，当年与上海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15年前文主教的“口头约定”早已事实成立，苏州河以北蓬路地区（今虹口区和闸北区之间）为前来闯荡上海滩的美国人找到了一处安家的土地。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在上海安身之后，1866年，汤蔼礼牧师（Rev.E.H.Thomson）和吴虹玉（华人）牧师在蓬路（今塘沽路）设立“同仁医局”为当地居民义诊，此即上海同仁医院前身。

文惠廉主教青年时在美国放弃法律转攻医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海外传教，他清楚当时的亚洲，医疗比律政更是民众急需，所以后来送长子回国攻读医科大学，期望他将来服务于中国。

1853年圣公会主教座堂救主堂建成，教堂的历代管理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卓有名望的华人传教士，例如黄光彩、吴虹玉、颜永京等。

1943年，汪精卫政府从日占领军手里接管上海租界管理权，改蓬路为塘沽路。

从1845年来到上海县城到1864年在上海租界区病逝，文惠廉主教在中国生活了19年，19年中返回美国两次，报告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情况，争取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投资，1859年回去的那一次，返回上海时带领18位传教士来中国工作。

武昌文华书院之所以命名为布恩纪念学堂，除了缅怀老布恩主教开发中国传教区的功绩，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纪念他对华教育事业的贡献，在上海他主持创办男童学院、培雅书院、度恩书院、裨文女中、圣玛利亚女中等上海第一批教会学校，其后由他的传人创办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同济、上海交大、华东师大、华东政法等多所高校前身）。

上海外滩海关大楼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已经成型，其内涵和体制经由传教士输送到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武汉。上海，近代化教育发展中国第一；武汉，近现代化教育规模中国第一。追根溯源，不能不感谢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其中包括文惠廉主教（布恩主教）父子两代人所作出的努力。

1862年，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人祸天灾，瘟疫从城郊迅速向城区蔓延，苏州河北岸美国圣公会教区被斑疹病毒传染。1863年，文惠廉主教偕妻子和部分传教士及修女乘海船出吴淞口前往异国避难。1864年元月，文主教第二任夫人菲比·艾略特病逝在埃及苏伊士港。

海上风暴侥幸逃生的文惠廉主教回到上海，悲痛加疾病，1864年7月17日逝世，年53岁，葬万国公墓，留存中文著述和译著十余种，著名的《圣会祷》和《圣公会史纪》两部宗教著作用上海方言创作，当年（晚清）在江浙地区流传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