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更需要医生-杨格非传教士的医疗事业

杨格非说：“中国人与其说需要上帝，不如说更需要医生。”

这句话出自一个传教士之口，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称得上“惊世骇俗”。

1855年来中国，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后，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晚清时代这个国家的贫穷落后，战乱加上瘟疫经常席卷半个中国，裹挟其中，无人幸免，无论城乡，到处都能看到流离失所贫病羸弱的人，他想：我能为他们做一点什么？

1866年，杨格非在汉口花楼街创办汉口仁济医院；1868年，在武昌昙华林扩建武昌仁济医院。

武昌仁济医院医护人员

传播上帝福音是救世，救死扶伤是救人，有人才会有世界，办医院办学校，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教会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欧洲近现代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都是从教会医院和神学院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海外传教使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必须将医院和学校的创建摆在第一议事日程。

1861年英租界设立，英租界边沿的花楼街建设蓬蓬勃勃，杨格非选择这里建花楼总堂（伦敦会总堂），建汉口仁济医院，建博学书院，一来方便与华埠华人接触，二来方便与英租界工部局和英国驻汉口领事馆接触，刚来华中内地城市传教，需要得到英国驻海外办事机构的支持，例如1864年购买花园山地皮这样的事。

武昌仁济医院，英文名英国伦敦教会医院，由英国伦敦会杨格非牧师主持，修建于1868年，现在的门牌是“花园山4号”，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17栋楼，具体位置在胭脂路和昙华林路之间，两条路旁边都有院门进入，昙华林街这边的院门封闭好多年至今也没开。

2003年，我和弟弟第一次去那里回来的记载：

“胭脂路北端，街边一个大院子，进院门有一个篮球场，穿过球场，立着一幢红瓦覆盖的古典楼房，这就是武昌仁济医院旧址，现在湖北中医药学院图书馆。

老房子的地基比篮球场地坪矮，可能当年建造时依据山形地势，主入口拱券，如一个门洞，进里边才能看见建筑群合围的院落，下十几级台阶才能走到凹下的四方院落里去，一方安静的天地，几棵大树，长满绿叶的树枝在头顶上展开，太阳西下，光线昏暗起来。”

老院舍靠近湖北中医学院宿舍篮球场，殖民地风格，四坡红瓦，上有阁楼，底层拱券外廊不设罗马柱，二层罗马双柱外廊不设拱券；1895年翻新扩建，新院舍靠近昙华林街，新古典风格，二层券廊，底层罗马柱平梁外廊，墙壁上挂一块刻有“仁济医院”小石牌，墙壁上雕刻着“1895”。

当年，花园山昙华林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区之一，杨格非牧师在戈甲营建礼拜堂后随即修建医院收治病人，包括武昌仁济男医院、武昌仁济护校，武昌仁济女医院，统称武昌仁济医院。

名闻中国的汉口协和医院的前身汉口仁济医院创办时间比武昌仁济医院早。

武昌仁济医院

武昌仁济医院

1864年，杨格非代表英国伦敦会接受汉口洋商捐赠白银二千五百两，在汉口花楼街猪巷（后称交通巷现已毁）买下一块地皮创办汉口仁济医院，1866年建成，为当时汉口第二家西医院（第一家西医院是英国循道会创办的普爱医院即1949年后的武汉四医院）。

武汉英国伦敦会除了汉口和武昌两所仁济医院外，还开设了天门皂市仁济医院、黄陂仁济医院以及孝感仁济医院。

杨格非用自己的传教实践完成了自己的理想，也完成了自己内心对中国民众的许诺——中国人需要医生甚于需要上帝，他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

信仰固然重要，肉身不能保持，哪里来信仰？

武昌仁济医院

1891年，杨格非用私人积蓄创办专门收治女病人的汉口玛格丽特医院（同年并入汉口仁济医院），以此表达对已逝夫人玛丽（Mrs J John）的怀念——她也是一位虔诚善良尽心工作的传教士。(www.xing528.com)

1899年，由杨格非主持的英国伦敦会创办博学书院，位于汉口花楼街汉口仁济医院一侧，英文名：Griffith John College（格里非斯·约翰学院），后来中学部迁移到京汉铁路以北的宗关，改名博学中学，就是今天武汉市第四中学；大学部迁移到昙华林和文华大学等教会学校合并成立华中大学，即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大学源脉悠久、积淀丰厚，包含武汉数个西方传教使团的百年心血付出。

汉口宗关博学中学即杨格非学院

1926年，英国伦敦会和英国循道会在京汉铁路以北（今解放大道协和医院现址）联合建设医疗大楼，1928年建成，汉口仁济医院从花楼街迁移到这里，汉口普爱医院部分机构迁到这里，闻名海外的汉口协和医院从此诞生。

当年协和医院大门上方悬挂“汉口协和医院”匾牌，大门右侧挂“仁济医院第一医院”（即英国伦敦会所属医院），左侧挂“普爱医院第二分院”（即英国循道会所属医院）。

1949年后，武昌仁济医院和武昌圣约瑟医院（花园山天主教会设立医院）合并，改名湖北中医药学院附属医院，位于花园山南坡今湖北中医药学院后门。

武昌仁济医院（这里指医院机构）就这么消失了，剩下漂亮的老房子空落落地立在昙华林街心小广场旁边，大门紧闭，挡住游人的脚，园子里，阳光金黄，树叶碧绿，听得见鸟的叫声。

史料记载：武昌仁济医院除了平日的医疗工作特别是对平民的诊治之外，历史上的“非常时期”也会发挥它的作用，例如1911年武昌起义，腾出病房调派医护人员及时救治战争受伤的军人和民众；1931年汉口水灾，英国伦敦会在医院设立武昌赈灾指挥部，组织民众捐款捐物资参与赈灾……

1890年，杨格非加入在华传教使团反鸦片委员会，各位委员由当时在华著名传教士组成：广州美国长老会医学博士约翰·格拉斯·哥克尔、北京美国长老会BC阿特伯里博士、上海教会传教士协会副主教亚瑟·伊万斯·莫尔等。

反鸦片委员会的任务是：号召中国基督徒团结一致，宣传鸦片对民众的危害，督促各级政府谨守职责杜绝鸦片倾销和流通，坚决反对国外商家把中国作为鸦片倾销地。

鸦片战争结束不等于鸦片对华销售结束，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鸦片在中国屡禁不止而且流通越来越广。早先几年，欧美各国，鸦片并没有被列为违禁品（即毒品），所以才有渣甸洋行（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宝顺洋行）以及其他洋行有恃无恐地靠对华贩卖鸦片发大财。

杨格非尽心尽力地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在传教时历数鸦片对个人对社会的危害，一方面通过教会数次向伦敦提交意见书，要求英国国会采取有效措施禁止鸦片销往中国。

除开传教和公益以外，他还是一位著作家和翻译家，遗著《中国的呼声》（《A Voice from China——1907》）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1885年完成《新约全书》汉译本在中华内地广为流传，闲暇时钻研汉语言文学，撰写汉文小说，有多卷存世。

1905年，杨格非牧师74岁，主日讲道时，突然中风倒在讲坛上，此后卧床6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亲友力劝他离开战乱将至的汉口，女婿施伯珩护送其在长江码头登英国轮船顺江而下出吴淞口，离开中国实在是情非得已，海上颠沛数月，1912年1月返回英国威尔士，同年7月病逝于故乡斯旺西小城，享年81岁，葬斯旺西史凯堤路公墓。

1931年12月，杨格非百岁诞辰，武汉英国伦敦会教徒捐资兴建格非堂（位于汉口黄石路）以示纪念。

1950年后，格非堂改名荣光堂，高高尖房顶，厚厚红砖墙，大门朝街，离我读书的小学很近，小时候经常往那门前过。

汉口黄石路基督教格非堂

2013年7月，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城，“格里菲思·约翰：中国传教士纪念园”对外开放，园子里竖立一块纪念格里菲思·约翰牧师的碑石——他是故乡的骄傲。

2012年，武汉协和医院代表团访问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城，专程到格里菲思·约翰纪念园凭吊，怀念协和医院的创建者，同时向斯旺西市赠送中国艺术家向金国雕塑杨格非半身像，这座塑像目前陈放在斯旺西博物馆。

时光倒流一百年——

武昌仁济医院院舍之一

1905年，汉口，基督教堂，杨格非在来华宣教五十周年感恩礼拜上对在场的教士和教民说：“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