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打开中国内地通商和传教的大门，杨格非看准位于长江中游两江交汇的明清商贸重镇汉口，于是放弃江浙携家人迁居武汉，从此一住就是55年。杨格非是最早定居华中地区的新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位进入华中地区的传教士，55年间他将教区扩大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在建教堂、建医院、建学校、传播教义的同时传播西方先进的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在教徒中获得极高威望，教内尊称“华中宣教之父”。
假如当年杨格非没来汉口而是留在天京不走，1864年7月清军破城围剿太平军，他的人生只能是悲剧，所以，武汉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幸运之城”。
继杨格非之后看清太平天国政权真相的还有洪秀全早期宗教思想开化者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前文提及），西方报刊形容罗牧师逃离天京的遭遇说：“逃离被自己唤醒的恶魔……”
杨格非在天京（今南京）只待了几天，在武汉则待了一生。
1861年汉口刚刚开埠，五国租界还没有建起来，汉口城区中心仅限于汉口和长江交汇处龙王庙汉正街方圆以内，一个古老的街市，窄而长的青石板老街，两旁密集排列的店铺，一扇又一扇打开的长隔扇木门，青瓦青砖墙，雕花门窗，门额上悬着黑漆鎏金的牌匾，瓦檐下垂着绣着店铺Logo的布幔子，江边帆樯林立，石砌码头一个挨一个，青石台阶斜斜地伸进碧绿的江水，肩挑背扛的苦力黑汗淋漓地在长长的厚木跳板上上下下，热闹繁华的街市背后大片泥沼向汉口北铺去，东倒西歪的棚屋，瘦弱黢黑的小孩，垃圾遍地，肮脏无比。
杨格非在汉口，人称“街头传教士”，人们绘声绘色描绘他穿中式长衫戴假辫子说中国话，在没有建起礼拜堂之前沿街见人就传教发福音书，如同乞讨的叫花子，所以有此称呼。
1861年汉口开埠最先划立英租界
实际上当年和他有一样着装举动的来华传教士很多很多，因为不这样不行。自从罗马教廷顽固不化得罪康熙帝之后，中国对西方宗教及整个西方竖起一堵厚厚高墙，不仅禁教，而且禁海，阻止西教进入的同时阻断华洋贸易，传教士进中国违法，沿海华洋通商违法，朝廷在广州开设十三行“一口通商”（一个通商口岸），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棉花换取外币供朝廷使用，进口法国香水瑞士钟表供皇宫消遣。贸易剪刀差激怒西方各国，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去而复返的传教士踏进中国土地无不小心翼翼，“西林教案”马赖神甫之死的前车之鉴，让他们生怕得罪中国政府再来一次禁教令。于是，晚清来华传教士无论是谁都得脑后一条假辫子长衫马褂布鞋从头到脚，满嘴当地口音，熟悉文言文，以便与华埠信函往来……这样令人拘谨的举止行为都是为了在这个千年古国建立传教区，为此，传教士连命都不顾，一条假辫子又算得了什么？
刚来中国的几年，杨格非心里很烦，因为中西文化的隔膜。
固有的文明历史、固有的文化传统、固有的思维意识，天地君亲师，君臣父子，儒家学说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英法联军的炮弹叩开中国国门并没有叩开中国国民的心。中国人的立场，对于洋人和洋教，不仅抵制，而且蔑视。
晚清来华传教士心里清楚，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的难度，自然是一项艰难万分的事业。
虽然和所有来华西方人一样感到困惑，杨格非终归在武汉扎下根来，和本地人融合在一起，无论是汉口花楼街，还是武昌昙华林，时光过去150年，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他的影子。
当年，欧洲北美各新旧教会教团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设工作期限（和政府官员以及商行职员决然不同），如果一定要计算，绝不会是一个月两个月，或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以至于一生一世，生命消耗在他乡异国，没有毅力没有意志力的人不可能坚持到最后。
当时汉口刚刚开埠，长江边租界地的建设刚刚开始，来汉口的西方人大多聚集在热闹繁华的汉正街，那里是汉口闹市，也是汉口起源。
1862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郭修理，也称郭修礼，英文名乔赛亚·考克斯（Josiah Cox），从广东来汉口，住汉正街沈家庙金庭公店（今汉正街金庭巷），和英国伦敦会杨格非相遇。
汉口荣光堂原名格非堂
传说这两位最早来汉口的英国传教士从汉正街散步至长江和汉江的交界处（推想是龙王庙），大手一挥将汉口一分为二，长江边的汉口是我的，汉水边的汉口是你的。
实际上的情况是这样的。
汉江边的汉正街，当年是汉口的中心城区，街市繁华、民居聚集，可以说是理想的传教地，1862年，英国循道会在这里设传教点，建起基督救世堂（至今留存，位于江汉桥汉口桥头），同时开办普爱医院；英国伦敦会在长江边花楼街设传教点，建起花楼总堂（遗址位于今江汉路四明银行），同时开办汉口仁济医院于花楼总堂一侧。
如果说两大英国教团在汉口“划江而治”的传说属实，比郭修理来武汉早一年的杨格非放弃兴盛数百年的汉正街选择兴建刚开始的花楼街，既可以理解为对同道者的谦让，也可以理解为对汉口英租界前景的看好——长江沿岸五国租界建设半世纪后才显现规模，要有多大的气度和胸襟才能心平气和地等待50年。
在汉口建造两座教堂之后，1863年将传教区扩大到武昌，1864年7月来武昌北城门内城墙根下买地建房，1865年在戈甲营建崇真堂。
同时在教堂旁边开设诊所（武昌仁济医院）免费为贫民诊病，开办男童学校（义塾男学堂）免费招收贫民子弟入学读书。
4年后，1868年，美国圣公会开发花园山，同时期，英国伦敦会在美国圣公会圣诞堂西部山坡下购地盖房建设新医院，接着武昌仁济医院从戈甲营街迁到昙华林街，与正在建设中的文华书院比肩并列——一幢带花园的美丽的殖民式建筑（1895年原有基础上扩建），红砖坡瓦拱券外廊老宅一直立在那里直到今天。(www.xing528.com)
崇真堂首任堂牧包廷璋，武汉人，英国伦敦会教民，戈甲营购地风波曾经全力支持杨格非，所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清末年至民国初年，英国伦敦会信众遍及武汉三镇，从欧洲来中国武汉的英伦敦会传教士逐日增多，武昌崇真堂是洋教士的常驻地，但崇真堂历代堂牧始终是华人传教士——这一点引起后来文史研究者关注。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长江沿线对外通商口岸开辟不久，西方传教使团在中国内陆传教活动刚开始不久，一般的情况下，中国各地新建起来的教堂堂牧（基督教）或本堂神父（天主教）由西方传教士担任是很自然的事。梵蒂冈教会遵照传统，基督新教对此有所通融，例如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座堂救主堂历代华人堂牧（见本书第三章）。
杨格非来武汉那年随行人员很少，依靠本埠教民有利于传教工作开展迅速，这里面真诚的信任是第一位的。
汉口武昌教区创建之后，杨格非和伦敦会传教士先后在黄陂、汉阳、孝感，以及天门皂市等地建教堂和医院——仅湖北一省，英国伦敦会建立传教点多达百处。
杨格非从来不停止他的脚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离开汉口的家到外地旅行，其实就是传教，先在湖北境内，然后在湖北周边省四川和湖南，行程最远的达5000英里以上。
150年前，中国境内交通极不发达，路途艰险，偏僻地区还有土匪出没，当然这样的困难别想难倒他，例如1868年他和英伦敦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亚烈伟力（Alexander Wylie）一起从汉口乘船去重庆的一次旅行，当时长江客运航线还没有开通，木船是最原始的交通工具，航行川江，三峡险，蜀道难，路途艰苦可想而知。
崇真堂
与世隔离的四川省，传教工作推进惊人缓慢，即便如此也得锲而不舍，13年后（1869—1881年），武汉英国伦敦会在重庆建起第一座教堂。基督教传入四川之后的故事，可以参考李劼人长篇小说《死水微澜》。
比起湖北周边各省，杨格非似乎对湖南更感兴趣，从1879年至1904年，亲身前往湖南11次。
中国沿海沿长江各开埠城市，视洋人洋教习以为常，湖南人天生倔脾气，按习惯坚守本土文化立场，上至官府下至民间，对西教的反感无以言喻，因此引发冲突不断。有北京条约的庇护，前往长沙岳阳等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虽然命不致死，但是每到一地就会被当地百姓以石头木棍粪便驱赶。
明知不可能，依然要坚持，一次又一次，其间经历22年。
1901年，湖南人对洋教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传教士）来时“轿子恭迎”，（传教士）去时“锦旗相送”。
前倨而后恭，为什么？
教会方面的说法是：“蒙神的保佑”，其实翻翻史书就能找到原因。
庚子事变之后，1901年，从西安回来“心有余悸”的慈禧下诏“变法”：“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鼓励私人创办实业，废除科举应试制度，设立新学堂，提倡学生出国留学等一系列举措。历史上称“清末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当然积极响应，湖南地方官府有几个胆子敢跟太后过不去的？
数十年不懈努力，英国伦敦会终于进入湖南省。
杨格非高兴地说：“湖南的大门打开了！”（原话：“Hunan is open！”）
晚清以来，中国紧跟世界向前发展的进程，其中一份功劳应该归属西方来华传教士。
晚年的杨格非再也不会有他刚刚来到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和国人不理解的烦恼了，由隔膜到熟悉，由熟悉到亲近，由亲近到挚爱，这一段过程，需要时间、力量和耐心。
在他的著作中他说：“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昙华林戈甲营崇真堂礼拜厅2004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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