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戈甲营崇真堂，揭秘基督教昙华林

戈甲营是与昙华林街丁字形相交的一条小巷，明清时期守城部队驻地兼兵器库（这里离武昌北城门武胜门也就是草埠门近），后来变成居民区。

从中山路昙华林街街口进入，朝得胜桥方向（也就是长江边方向）一直朝前走，经过文华书院老校区（今湖北中医药大学）和瑞典行道会教区旧址，经过昙华林街中心小广场花园绿地，经过街边一长串酒吧、咖啡吧，白天琳琅满目夜里红灯高悬的街道左边一条很窄的小巷，穿进去直角转弯就是戈甲营小街（如字符“┐”），水泥路面（早年间一定是青石路面），街区很安静也很干净，一侧立一堵长长的高墙，另一侧才有房屋人家（所以我称“半边街”），敞开院门，院内红花绿叶，女人在屋门口洗衣裳择菜，母鸡在院子里咕咕叫。

沿小街朝前走，100米还是200米？找到基督教崇真堂。

武昌戈甲营44号，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来武汉之初建立的一座小礼拜堂，藏在花园山山凹里150年，逃过数场历史浩劫。

2004年拍摄戈甲营崇真堂杨格非牧师主持建于1865年

2011年修复戈甲营崇真堂

哥特式建筑，砖木结构，清水红砖外墙，坡瓦平房，一个长方形大厅，山墙一侧开门。

星期天的下午，小教堂排练宗教活动仪程，牧师在一边站着，大约十个女信徒正唱圣歌，很认真地一遍一遍练习，听不懂但是好听。

厅看起来并不很大，据说可容200人，窗户也不大，厅外小院太阳亮得晃眼，室内光线并不明亮，那一天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走出院子来到小街上，教众脸上虔诚的神情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信仰这东西，不是我能够理解的。

基督教英国伦敦会来武汉很早来昙华林也很早，1864年7月，清廷湖北地方政府允准杨格非在武昌戈甲营购地建堂，1865年建成，发展教民，开展教会活动。

20世纪50年代，崇真堂宗教事务停止，礼拜厅改为工厂，原有设置一应散失；2000年11月恢复宗教活动，吸引教民参加，如上文所述。

来昙华林戈甲营街寻访崇真堂，自然得想到崇真堂创建者杨格非。

左坐者杨格非

杨格非（1831—1912年）：也译杨约翰、杨笃信，英文名：格里菲斯·约翰（Griffith John），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第一位进入华中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第一位进入武汉的基督教传教士，居武汉50年，一生献给在华传教事业。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1961年杨格非从上海出发，6月21日来到汉口开始传教活动，后几年陆续在汉口建礼拜堂，大夹街太平巷首恩堂、大蔡家巷恩光堂、花楼街伦敦会花楼总堂等，这些建于晚清的教堂今天一幢也找不到了，只有昙华林崇真堂存留于世。

1863年，杨格非从汉口坐木船过江到武昌，和当地官府交涉购买城北地皮准备建教堂，遭到官府和民间联合阻挠，理由大约是不赞成洋人洋教来我们这里毁坏几千年礼仪传统。具体是否还有其他利益牵扯？在没有查到史料之前也就不随意猜度。

为此，杨格非请求汉口宝顺路（今天津路）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帮忙出面与当地官衙交涉，1864年终于买下戈甲营地皮。

在昙华林，类似纠纷，四年后又闹了一次——1868年，美国圣公会韦廉臣主教购买鼓架坡地皮准备建教区建学校，再一次遭到当地抵制。

数百年封锁，中国和外国不通往来（沿海稍好一点），内陆人看到长相和自己不一样的洋人觉得稀奇（可从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中国之怪现状》中找到佐证），惊讶、恐惧，然后流言四起，然后更加恐惧，因为恐惧自然抵制，中国近代史上多起“教案”引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无知、愚昧、迷信——清帝闭关禁海，把一个自汉唐以来邦交五洋的文明大国的国民变成了一群傻子。(www.xing528.com)

晚清，基督教（新教）对华传教，杨格非来武汉最早，来昙华林也最早，所以称他为花园山的拓荒者。

实际上英国伦敦会在花园山（及周边）的建设规模远不如它之后的美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和瑞典循道会，但是，杨格非是发现昙华林的第一人，“Number One”，没说的。

史籍显示，晚清来汉的西方各传教使团，相互间有传教区片划分的约定，是否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杨牧师一生除1863年在武昌住过一年外，其余在中国的漫长岁月都定居汉口，当时（1861年起）英国伦敦会主传教区在汉口，但并不妨碍他经常往来武昌，崇真堂是他武昌传教的根基，还有他尽心尽力创办的武昌仁济医院，情感的寄托和教会的责任都让他绝对不会忽视昙华林。

今人来昙华林，匆匆忙忙“到此一游”，戈甲营街崇真堂十分简陋（和国内外很多建筑华丽的教堂相比），昙华林街仁济医院被一道围墙隔住（不允许游人入内），目之所见，不明底里，游玩兴味淡薄许多。

当我们知道它们的故事，感觉应会不同。

中国古人特别讲究古迹遗址“凭吊”，即便是残砖剩瓦、断壁颓垣也能供人感怀发思古之幽情，何况是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房屋院落。

每一寸地都能令人“抚今追昔”，昙华林就是这样的所在，徜徉其间，仿佛翻开一卷厚重的历史典籍。

真实的历史和当下历史教科书不尽相同，譬如对晚清来华西方传教士的评价，在这个问题没能够弄清楚之前，我这部书的写作初衷将会付诸流水，事实上我已经有类似的经历。

回归正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政府被迫同意西方教团在沿海开埠城市传教自由，但是不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进入中国内地传教，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被官府拘捕，西林知县就地处以死刑，史称“马神甫事件” 和“西林教案”。

中国和法国都认为对方没有遵守《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即一不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二违反中国法律的法国人由地方官府押解到法国领事馆由法方依照本国法律制裁。

同年10月，“亚罗号事件”发生（历史教科书重点，此处略），第二年春天（1857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詹姆斯·布鲁斯·额尔金伯爵）率领一支海陆军队1.5万人来中国，同时法国政府赞同英国政府联合出兵的建议，任命法国驻华大使葛罗（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爵）指挥法国军队8000人，英法两国联兵攻下广州以后沿海岸线北上进攻天津，1858年攻陷大沽口炮台，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北京条约签订——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开放内地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可以内地通商，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内地，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航行长江及中国其他内河，西方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等。

上述条约签订之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已经冒险进入中国内地。

晚清汉口英租界

曾经，中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西方传教士最早在唐代进入中国，明末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奠定基督教在华传教基础，清康熙帝和罗马天主教团一度关系亲密，允许传教士对华传教自由。但是梵蒂冈教廷对中国信徒坚持传统天地君父礼仪信仰的执意干涉，彻底惹恼康熙皇帝，康熙帝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宣布全面禁教，自此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变得非常艰难，以至于最后靠战争流血解决问题。

国内教科书一再将传教士进入中国称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如果弄懂历史源脉才能对此下明白一点的判断，因为自古中国从不反对西方宗教使团在华传教的自由，所谓康熙禁教令，其实是华洋交往历史中的一次暂时性“沟通不畅”而已，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18世纪在人类史上也可称“今天”），闭关锁国绝不可能长久，尤其是像中国这般泱泱大国。

所以杨格非的故事可以称为“传奇”，因为当时万分“险恶”的时代背景，西林教案的马赖神甫，活生生的血的教训，类似教案此后一再发生，一旦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即使《天津条约》也难以护佑，例如1900年庚子事变，任何一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前都得有置生命于度外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