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旅行者谁不想到苏联去看个究竟？近十几年来关于苏俄的情形，我读了不少，也听了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数月以前，我遇着一个新从苏俄来北京的美国教授。我告诉他，我准备到苏联去，他说：“好极了。现在只有苏俄值得一看，别国，连美国在内，都是束手无策，唯独苏俄一往直前，并且在苏俄旅行毫无困难。”不久，我偶与北平某使馆人员快要归国者谈话，我问他是否将取道西伯利亚。他说：“我不走过苏联。我不愿在途中饿死，或被蚊子臭虫咬死，我的行李，我也不要被小偷窃去了。我何不走海道舒舒服服地回家呢？”这个人，我以为是有成见。不过临行之前，我买到一部新出版的《旅俄须知》。著者的口气是袒苏联的，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到苏联去的，确是他的写法颇使旅行者为难。他说旅行者必须带蚊帐、臭虫药；必须谨防扒手；牙粉、胰子要多带些；纸笔也不可不带。这样说来，到苏联去简直比到中亚细亚还要难些。
我因为这次出国是要去找欧洲各国所藏有关中国的史料，不能不到苏俄去。无论怎样困难，去是要去的。这个大前提决定了，走哪条路颇费斟酌。中苏两国是邻邦，而且疆界相连的几及万里，但是两国之间的交通尚有困难。若乘船过苏伊士运河，不但费钱费时，而且须经过好几个第三国家。若走旱路，最直接的莫过于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经新疆、中亚细亚；可是新疆地方当局，抱定闭关割据主义，不许通航得以实现。许多的朋友劝我取道海参崴，不过这也有困难。第一，怎样到海参崴？从天津到海参崴，并没有直航的船。从上海到海参崴虽有船往来，但是航行无定期，且都是装货的船。只有先到日本，再从日本坐船到海参崴——这样，岂不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第二，从海参崴，坐乌苏里铁路及阿穆尔铁路也费时间。第三，人们所以不愿走东北的缘故之一是精神的不愉快，但是海参崴、乌苏里、阿穆尔（即黑龙江）岂不也是失地？想来想去，我终决定出山海关，取道哈尔滨、满洲里。这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决定虽是这样决定了，经过“满洲国”的困难哪能使我欣然就道呢？
我是八月十六日晚间在北平动身的。因为无同伴，我更加感觉不高兴。十七日清早车到了山海关。我的心跳上跳下，如临大敌一样，不知日本浪人军警要玩什么把戏。殊不知下了车以后，第一件事不是别的，而是在同一个站上等“奉山路”的特别快。直等了三个钟头，谁也没有来理会我，我只好看别人往往来来。山海关这个地方是最奇怪的。车站虽是北宁路的车站，站上的军警及海关职员，除非细加考察，很难分别他们的国籍。车刚到站的时候，站上有一排兵，我当初以为他们是“满洲国”兵。但是排长发号令的时候，用的是日文，我就把他们当作日本兵。后来我又想：或者由日本人用日文发号是“满洲国”的国粹，这些兵仍是“满洲国”的兵。至于旅客，那些坐三等车，背着包袱，牵着小孩，有老婆跟着，不敢左右顾视的，当然是我们贵国人。坐头二等的，有些很难分别。像我那样穿西洋衣服，说湖南话，一班脚夫总疑我是东洋佬。
在站上，忍不住，与日本国际观光社的一个社员交谈起来。这人倒很聪明，一见面他就认定我是中国人，且是一个受过盎格鲁—撒克逊教育的中国人，因为他开口就向我说英文，其实他的北京话比我的还好。他很客气地领导我到一个小钱铺去换钱，这就是我的消遣。“满洲国”的副币轻便整齐极了。我做了一个点历史考据的工作，发现了两个极关紧要的事实：一个是“满洲国”居然自称为“大满洲国”；另一个是在“康德元年”以前居然有“大同三年”。
“大同”这两个字文又引起了许多的感想：戊戌变法家康有为好讲大同，孙中山先生有时候也讲大同；现在郑孝胥又这样的实行大同起来了！大同究竟是大同，还是大不同呢？
十点钟检查行李。检查者是哪一国人，我始终没法断定。检查倒很合理，不过严，也不过于随便。同时我看见一个三等旅客带着一个旧式皮箱，外加木架，架板是无数绳子缚住的，难怪检查者要疑心他。箱子打开以后，检查者要这位旅客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摇一摇，摆一摆，如北平前门外或天津估衣街卖旧衣的那样。检查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荷枪的兵士，威风凛凛，大有要吞人的样子。许多脚夫闲人围着看把戏，商女不知亡国恨——不知商女者又何其多也！
十点半，我上了“奉山路”的特别快。在上车以前，没有人问我要看护照。上了车以后，前面所讲的那位荷枪兵士不久也上来了，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欧洲去。大概我的“欧洲”是十足湖南土音的。我说了三遍，他还没有懂。他很气，我也很气。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名片及北平日本使馆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他看了，不再问就下车去了。
这样的，我算出了关，进了“满洲国”。现在且谈这个“奉山路”的特别快。最后一辆是头等，头等以前是二等，二等以前是饭车，饭车以前是什么，我没有去看。饭车及头等二等的式样完全与“南满路”相同，而其精致反过之。尤其是那辆头等车，一半是坐车，一半是客厅，最后是观望台；其装饰之巧美，只有日本人能做得出。这辆车子之新，新过“满洲国”。日人好美而尚武，我们好美者尚雅，而雅者多半有痨病：这是什么缘故呢？车开不久，侍役在各客人前搁了双拖鞋。同车者仅四位日本客人，两文两武。文武同时脱下皮鞋，套上拖鞋。我也跟着他们在“奉山路”过日本生活了。
辽西没有特别风景，乡间的状况一如关内，各处都满布太平景象。我看不出什么“王道”，挑担者挑担，赶火车者赶火车，一概仍旧。沿途的站上，兵稍微多一点；沙袋、铁丝网、碉堡似乎也比往日多一点，不过这些只使人们想起霸道。车到锦州的时候，一位高级日本军官上车。站上排满了送行的人：军官居首，次是兵士，再次是成年平民，再后是儿童。车开的时候，行军礼的行军礼，弯腰的弯腰。我不知怎样忽然想起法国一七九一年的宪法。那个宪法把国民分为两种，积极的或动的国民（active citizen）及消极的或静的国民（passive citizen）。静的国民有人权而无民权；唯独动的国民有人权，亦有民权。当时法国革命的激烈分子批评这个宪法为反动。我倒觉得国民有动静之分是彰明昭著的事实，与是非毫无关系。锦州站上的送行列队表示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文武，都是动的国民。我们的人口虽六倍于日本，恐怕我们之中动的国民之总数还不及日本。(www.xing528.com)
下午七点多钟，车到沈阳，日人叫“奉天驿”。这里我又须等四个钟头。我得想法子“杀时”。在满铁站的食堂里吃晚饭“杀”了一点钟。这里的菜单与“奉山路”车的菜单是一样的，第一行是日文，第二行是和化的汉文。我不懂日文的时候，看和化的汉文；不懂和化的汉文的时候，就看日文；把两种凑合起来，可以勉强定菜。譬如，车上有牛肉扒，日文字母说这就是Beefsteak。“蝴蝶蛋”这个名词多么诱人，但是拿出来一看，不是别的，就是一面煎的两个鸡蛋。吃了饭，还有三个钟头，只好在候车室里观人。许多青年日人，身着洋服，兴高采扬地，在室里谈话吸烟。仔细看看，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不自然。快乐的、自然的，还是那些脚拖木屐、身着宽袖大领和服的人。最不自然的是日本军官，他们的长统皮靴子使旁观者看见不舒服！日本的西洋化虽比我们高些，日人的天性似乎不安于西洋文化。日本国内的不安及日本给国际的不安，归根岂不是因为日人中了西洋文化病菌？
十一点上“南满路”的特别快。上车以后就睡，醒来就到了“新京驿”。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曾游过长春，现在似乎热闹多了。上了“中东路”的车以后，一个着制服的人进我的房间，问我要名片。他看了，就问：“那边都好？”我答：“那边都好。”他又问：“您舒服吗？有什么事我可做吗？”我答了“没有”，他笑嘻嘻地下去了。不久又来一个着便服的，他道歉式地说：“您知道我不能不这样做。”于是他问我答，不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去等，总共不过四五句，他也下去了。
“中东路”——或“北满路”——车子有点像汪精卫先生所说的破落户，宽大，而且曾有一个时代很讲究，现在不过装个体面而已。上午八点多钟开车，下午两点到哈尔滨。沿途的景象一如常态。我同房的皮箱上面写的P.Y.Wu，但他手里拿的是本日文杂志。我们始终没有交谈一句。
哈尔滨的“格兰得火大鲁”（Grand Hotel）几乎是专为西伯利亚旅行者而设的。事无大小，这旅馆没有不能代办的。旅客把事情委托了以后，可以安心乐意地到街上去玩。上次我在哈尔滨的时候，特区的长官是张焕相。他治哈埠的精神很像诸葛亮治蜀那样，抱定鞠躬尽瘁的目的，事无大小必亲自处理。那时我因为要知道外人对哈埠市政的感想，去找了美国总领事汉森先生谈话。我问他美侨是否缴纳市税。他回答说：“美侨为什么不纳税呢？市中道路、警政、电话等都办得大有长进。我们的商人既然享受这许多的便宜，他们有何理由不纳税？”民国十八年可说是中国人在哈埠的黄金时代。造孔庙、建宫殿式的中学校舍，收回“中东路”的地亩和电话，开市民议会——论市政，那时哈埠是全国的模范市；论国际关系，那时特区长官勇往直前地收复失权。那时在哈埠的中国人真能扬眉吐气，不免太骄傲一点，目中太无人了（这种心理是以后中苏战争的根由）；白俄赶车，做叫化子，在街上替人刷鞋，做娼妓，开饭店；赤俄为主义所束，大势所迫，进退两难；至于日人，那时他们是看戏的，不是唱戏的。现在日人不但上了台，且唱的是主角；中国人少数上台的不过装小丑而已。
十九日早晨，搭“中东路”车往满洲里。车子过了松花江，四面一片汪洋。我很奇怪怎么哈埠以北来了一个大湖，打探才知道是涨大水，过了半个钟头始到旱地。下午路过一站名叫“成吉思汗”，可惜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与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大概说来，齐齐哈尔以东，土地肥沃；以西则只有草地，且带点沙漠气象。有几站有日人的军功碑：某年某月某日帝国军队某营某团以少敌众，杀退几千几万中国兵。有些地方有日本军官的土坟，简略的木牌说明这是大佐或中校某某以身殉国之处。
二十日（星期一）清早到满洲里，这是中东路的最西一站，过了这站就入苏俄境了。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还没有到站，我们只好到市里去玩玩。我同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文教员，一个是钟表商——进城。读者不要误会，满洲里与中国其他城市大不一样。第一，此城没有城墙。第二，市上的房子大多数是木建的。第三，街道宽则宽矣，全是自然的，雨后的状况可想而知。第四，店铺的招牌全是汉俄合璧。伙友全是能说俄国话的山东人。不到黑龙江及西伯利亚走走，我们不能知道山东人的殖民能力。走了半点钟，我们把满洲里的街道都走到了。所见的人，汉俄的各半，似乎很相安的。我看见少数日本兵，一个小小的日本旅馆，我没有看见日本商店或日本商人。
十点，“满洲国”检查出“国”旅客的行李和护照。检查护照者是个说英文的日人，连办公室墙上的通告都是日文的。他读了我的介绍信，倒很客气，没有多问，并且祝我一路平安。检查完了，上“西伯利亚特别快”。十一点多钟车开了，我就算经过“满洲国”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独立评论》第一二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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