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中,我在本刊发表一篇时论,题目是《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我彼时说过,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大分水界。这一年之内,国际的三大事业都失败了:国联处置中日问题失败了,裁军会议失败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也要告失败了。这三大事业的失败就是欧战以来国际主义的破产,和偏狭的、军备竞争的、商战的国家主义的胜利。人类的前途是不可乐观的。
过了半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显明了。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九三三年的前半是国际主义最后的努力,后半是国家主义火速的膨胀。我们若具体地研究现今的国际形势,我们更能了解其严重性。
战后的世界是以两个条约为其根本宪章的:一个是《凡尔赛条约》,一个是华府会议的《九国公约》。根据前一个条约,列强分派了西洋的权利;根据后一个,列强分派了东洋的权利。这种分派的方法大致是维持订约时候的实状,而彼时的实状利于战胜的国家,或列强中先进的国家。所谓先进的国家,就是近五百年,在欧洲瓜分他洲的过程中,占优势的国家,那就是英、俄、法、美四大帝国。上次大战的根本原因,可说是一个后起的帝国——德意志——图谋强迫与这四个先进的帝国分肥。不幸,在上次的大战中,这个后起的帝国战败了,结果战后权利的新分派更不利于德国。他的海外殖民地全被剥夺;在欧洲,土地丧失也不少,并且因为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诸国的成立,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及军事地位远不如战前。换句话说,德国因谋一个世界的更优地位致其在欧洲的地位降低。于此我们尤应注意的是德国失败的缘故。这个缘故,无疑地,是与英国作敌。英德未成仇之先,德国外交是时常优胜的。倘若在上次大战中,英国不加入,德国无疑地可以战胜法俄。英德的冲突并不在欧洲大陆,全在海外,所以这冲突的结晶成为海军竞争,德国为维持在大陆的权利无须海军,他在战前竟与英国争海权,那就是因为他企图世界强权。在近代史上,所有海权的竞争却是世界强权的竞争:扩充海权的国家都是争世界强权的国家。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先进的帝国虽彼此之间利害冲突甚多,倘若后起的帝国野心太大,致先进的帝国都受危害,那么先进的帝国必彼此妥协,合纵以对付这后起者。战前英法俄的联络就出于这种动机,所以上次的大战根本是先进国与后起国的冲突。结果先进国胜了,于是他们战前优胜的地位更加优胜。他们当然是心满意足,组织一个国联,来给现状一种法律的、精神的、道德的保障。《国联盟约》《洛加诺公约》《非战公约》,及裁军运动都是在维持现状的大前提之下产生的,都是这些先进而胜利的国家维持现状最便宜、最经济的方法。所谓战后的国际主义就是这么一回事,所谓国际主义的破产就是这些方法的不适用。先进而胜利的国家又须把战前的军备竞争及外交纵横那一套拿出来。
远东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特别,实际是与欧洲的问题大同小异的。《九国公约》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条约,日本也是一个后起的帝国。所特异者,这个后起的帝国在上次的大战中是与先进国为伍的。在欧战期中及在战后分赃之际,他算是沾了光。赤道以北的德属太平洋的岛屿,国联委托了给他去统治——这是日本在太平洋海权的长进。日本在欧战期中在中国所得的权利,山东除外,列强也未追究——这是日本在大陆上的长进。但是《九国公约》此外则加了严厉的限制:对中国,日本必须尊重主权的独立、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对其他列强,日本必须尊重通商的和投资的均等机会。条约上虽分两方面,实际除非中国有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否则列强是得不到均等机会的。这个《九国公约》与华府的《海军条约》是连成一片的。《九国公约》订定了现状的维持,于是各国缩减海军以缩减维持现状的费用。列强在战后处置远东问题的精神与处置欧洲问题的精神如出一辙。在远东,这些先进国也是图谋一个最经济的方法来维持有利于己的现状。“九一八”以后,日本的行动也是使这方法不适用,迫着先进国利用战前的旧方法,于是有法俄的联欢、美俄的恢复邦交,及美国的新海军建设计划。
自“九一八”以来,我们所看见的、所痛恨的是东北的丧失。在世界先进帝国眼里,这个问题不是个东北问题,是个世界权利旧分派的推翻和新分派的成立问题。东北本身虽至关重要,但至少英美法意四国在东北既无大宗商业和投资,并且就是日本没有“九一八”的举动,他们也是没有经济发展的希望的。他们所以关心的一则因为远东的现状不能维持,欧洲的现状也是不能维持,因为维持现状的条约,如《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是双方公用的;二则因为东北是日本向先进国进攻的一步,也是进攻第二步的好资料。中日问题的严重,全在乎这个世界性。
前途的发展全在日本是否要即时举行第二步。换句话说,日本外交家此后是否将取守势或攻势,是第二次大战的主要关键。如果日本表明他是为东北本身而占领东北,他现在既得了东北所以就心满意足,那么,第二次大战未必爆发。如果日本自己要给东北问题更大的世界性,那么,大战是必会在短期内——一二年爆发的。日本的外交现在究竟是取守势呢,还是取攻势呢?(www.xing528.com)
广田的真正政策,我们很难知道。我们如果设身处地,专凭理智来计日本的利害,我想他必采守势的外交,正如毕士麦得了亚罗二州以后,始终只守不攻。因为他一采守势,其他国家就无可如何了。第一,美国政府现在对任何方面都不能行攻势的外交。美国人民对东北本身没有多大兴趣,民间反战的空气一向是十分浓厚的。现在美国朝野正在那里图经济复兴,纵使政府要向日本进攻,美国的舆论和军备均不容许。美国现在虽扩充海军,但以条约为限度,而这条约的海军是守的海军,不是攻的海军。第二,苏俄与日本的关系极紧张,但苏俄目前所患者是日本的进攻,不是日本的保守已得权利。苏俄至今仍愿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苏俄最近又声明仍愿出售中东路。“满洲国”的成立虽不利于苏俄,但直到现在苏俄毫无以武力推翻“满洲国”的形势。为苏俄计,国内工业化的长进是当前的急务。美俄复交当然是针对远东问题的,但复交以外,美国政府不能有协助苏俄任何秘密条约或了解。美俄两国既不愿进攻,他国更不必说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广田若采守势的外交,那是很自然的。中东路出售的交涉,他力图进行。对英美的和缓,他简直不遗余力。他每次的正式表示都把日本皇帝退出国联的诏书抬出来,那篇诏书的主旨在于日本虽退出国联,日本为维持世界的和平,仍愿尽其责任。
但是日本近半年的外交是很矛盾的。第一,广田这次在国会的演辞,不但声明“满洲国”必须维持,并明言华北的治安与日本有关,华北的局面若有变动,日本必出面干涉,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他也预留干涉的权力。无形之中,这个干涉权的保留岂不是日本的门罗主义的宣布?这是攻势的外交——这表示日本不是单为东北本身而占领东北,是要拿东北来控制全中国。这种野心之大超过战前德国任何发展计划。这是国际形势所不许的,最可注意的不仅是这一篇演词,还是日本的基本形势。日本得了东北以后,国防问题、移民问题、原料问题算是解决了大部分,但是商场问题仍未解决。在现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形势之下,中国的商场是日本工业前途最可靠的商场。在未得到保障以前,日本的国策仍不能贯彻。所以对于关内的中国,日本是不能放手的。第二,倘若日本是采守势的外交,溥仪不应在这时候称帝。至于说溥仪称帝是表示“满洲国”实在的独立,这只能骗小孩,不能骗明眼的外交家。高丽虽曾有一个几百年的王朝仍不免于亡国,何况这个日本一手造的“满洲国”的王位?溥仪称帝只能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吸收蒙古人的人心。这又是攻势的外交。第三,日本人似乎已把海军平等作为日本的国策。这个海权问题更直接与世界强权相关。日本竟欲一跃而跻与英美平等的地位。东北问题,英美或可通融,因为它还勉强可作为一个区域问题看。海军平等问题绝无区域性质,绝不是英美所可通融的。日本人因占领东北所引起的恐慌尚以为不足,反要在此以上加海军平等企图更大的恐慌,这是先进国所能容忍的吗?与这海权有关系的,有赤道以北的海岛问题。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与国联完全脱离关系的时候,如日本一面要求海军平等,一面又要求保留太平洋的任委统治的海岛,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同时从日本立场看,这个海权竞争也是不能放弃的。没有充分的海权,亚洲的门罗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南洋及印度的商业也是无保障的。
总而言之,日本现在所企图的是世界权利的新分派。他这个企图危害一切先进国的权利,战争因此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广田若在目前采取守势的外交,换句话说,把日本的企图分为几段落来实现,目前的战争是可避免的,因为目前这些先进国,除非不得已,皆不愿战。我们能得的安宁,不过是短期的苟安。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这短期的苟安,那确与我民族的命运有莫大的关系。
——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独立评论》第八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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