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与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的厄运之主要原因，无疑地，是现代化的迟缓。换言之，就是内政改革的失败。所以对于靠国联不如靠自己的主张，我是十分同情的。但是立国于现代的世界，不仅一般弱小国家，即少数所谓大强权，都不能一日忽略国际的关系。内政与外交好像左右两腿：左腿向前进一步，右腿必须跟上，不然，全体就不能有进步。内政办得有起色，外交因之容易办；外交应付得宜，内政的进步亦因之更加顺利。我们要记得：我们统一的迟早和程度、工商业发达的快慢、铁路干线完成的早晚，处处都受外国政府和人民态度的影响。我在这里要讨论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和国际，不是因为我想国联和国际，不问我们奋斗与否、牺牲与否，就会把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送回给我们；正是因为我深信现在唯一促进国联和国际帮助我们收复失地的方法在于图内政的改革——或国家的现代化。

《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eve）的前主笔马丁教授近在北平政治学会讲演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使我伤心的话。他说：中国与国联的关系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中国无所求于国联因而冷淡的时期，第二时期是中国有所求于国联因而热烈的时期。马丁教授说这话的时候一定也是很伤心的，因为他是国联的忠实信徒，会为国联的缘故而替我们在日内瓦奋斗的。他这句话最足以形容我们全班的外交。我们是精于打小算盘的！不见利就不为义。我们是天生的物质主义者：政治上的精神力量——政治的不能测量的元素是我们所看不起的。国联盟约这个东西，我们平日——或者甚至于现在——不是把它当个“好好先生”看吗？国联在国际的重要及其所以然，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想这根本不值得我们的注意。国联不是个理想的东西吗？有人这样疑问。它不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假面具吗？还有人这样判断。

国联在现今的国际上有两种重要。第一，它是世界的“公安局”。在欧战以前，各国是各自图安全的保障的。各国各自图安全好像各人各自图安全一样——一样的不经济，一样的危险。我带一支枪，你也带一支；我疑你的枪是对付我的，你疑我的枪是对付你的；为先发制人，战争就爆发了。我怕你的枪比我的厉害，你也怕我的比你的好，于是你我都节衣缩食以求枪杆——军备——的精良。有一天，我想我的努力得到了相当的成绩，我相信我的枪实在比你的好，我就趁早向你开放起来。上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你我现在不带枪，不各自图安全，因为我们有“公安局”。上次大战只有战败者，没有战胜者，因为就是号称战胜的英法在战后的富庶和安乐不但不及战前，并且十五年的努力尚不足以复元。拿现在的军器来演第二次大战，其结果不是人类的末日，也会是文化的末日。所以战后有许多远见的人——在大国的不少于在小国的——一致地主张组织一个国联，一个世界的“公安局”。他是小国的必需品，这是很明显的、全无疑问的。同时因为以上所说的缘故，他也是大国所需的，不过大国的需要国联究竟不如小国那样迫切。我们拿英国来做个例子。现在在英国的国联同志会的会员有三百万以上之多。哪一个英国政治家敢公开地藐视国联？尽管有些是口是心非，他们不敢不“口是”已经表现国联在英国的势力。这次为国联报告书的通过而奋斗的捷克、瑞士、瑞典、爱尔兰诸国的代表，我们要认清，与其说是为中国奋斗，不如说是为国联的前途而奋斗。他们觉得中日问题是国联的试金石，而国联又是他们国家的“公安局”。

第二，国联是现代世界的“公益局”。有许多事业是各国的公益而非一国所能单独举行的，如劳工待遇的改良、麻醉品的取缔。还有许多问题虽发生在一国而其影响则牵连许多国，如数年之前奥国的经济破产。实际上，现代一国的贫穷能使全世界均减富，所谓局部的问题都是全世界的问题。

第三，国际的形势大部分在国联之内表演。国联和国际已到了一个不可分离的状态。日本除外，其他列强均将假国联的名义以贯彻其政策。当然各国的外交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第一目标，但其主要的活动场是日内瓦。

国联现在固然没有海陆军，固然无制裁能力，固然不是太上政府，固是幼稚的，但它的目标是对的，所走的路是对的，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工具的人并不承认军备是不应该裁的，仗是应该打的，大国是应该并吞小国的；他们也不过说国联的毛病在于不能实行盟约的条款。就中国说，我们所患的不是国联盟约之不利于我们，而是国联的力量薄弱。那么，我们运用国联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培养国联的力量。别国不信任国联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信任它。别国事事处处要破坏国联威信的时候，我们一举一动都要尊崇，要提高国联的威信。别国的人如说国联盟约是废纸，我们就要说盟约是天经地义。别国的人如说国联只能管欧洲的事，我们就要说国联是全世界的仲裁者。别国的国联同志会会员如有三百万，我们就应该有三千万。别国如把国联作为外交专门研究的题目，我们就应把国联的历史、组织、目的作为中小学的必须课。无论国联提倡什么，我们都竭力合作。无论国联召集什么会，我们必派代表出席，且派国内最有资望的人去。

日本退出国联了，我们在国联活动的机会也就到了。在会员国之中，中国最有代表亚洲的资格。国联为维持他的世界性起见，从此以后，再将欢迎中国的合作。

国联不但是我们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好工具，且是帮助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好机关。我们如要找外国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国联替我们去找比我们自己找的还要好些。我们如要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我们的利源，国联能做有力的媒介。借用外资，大概现在没有人反对；中国以往的毛病不是聘任外国人太多，是所聘任者间或不得其人。比这更要紧的是，在外国专家指导下服务的人引以为耻而不虚心学习。甲午以前，北洋海军的留学生如刘步蟾、林泰曾诸人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们自己升官虽然快些，但国家的损失不知几何。(www.xing528.com)

近来政府好几次请了，或托国联替我们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不过做了调查报告书或计划书，他们就回国了，而政府就把他们的计划置之不理了。除军队里的外国顾问外，别的顾问只替我们造计划，并不得帮助我们来实行。这是不能收效的。我们奋发图强的日子——那就是说，切实现代化的日子——已经到了。我们如能在现代化的程序中竭力图欧美资本及技术的合作，我们的进步必可一日千里。

远东问题，归根起来，就是中国的无力，而无力的根由就是中国之欠缺现代化。国联及国际对日本不能施行制裁，大部分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国联及国际如有机会来帮助中国改造，这是心有余而力亦有余的事情。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必需品。这是我们千载一时的机会。近几十年来，与中国有邦交的列强可分两种：一种是以通商为目的的，如英美；一种是在远东有土地野心的，如日俄。通商的国家唯恐中国自己不富强，因为中国一富强，他们的商业就可以进步。有土地野心的则唯恐中国富强。当宣统末年英美德法组织四国银行团的时候，日俄即起而反对之。现在我们从法国外部所发表的秘密公文，我们知道日俄反对的理由。他们说如果中国能大借外债来修铁路，兴实业，中国就能自强起来，这是与他们的希望相反的。华府会议以后，在华只图通商的国家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加热烈，有时比中国人只有过而无不及。我们以往没有利用这种国际形势，以致有今日。一误不可再误了。一个富强的中国出世之日就是远东问题终止之日，此外别无出路。我们是这样想，国联及美国也是这样想。从这方面看，国联及国际的利益完全是与中国的利益相同的。

在长期抵抗中，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图中国的富强，比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制裁日本，是更容易举行的、更有实效的、更无流弊的。

中日两国的对抗不是我们所求的。直到现在，我还想是两国的大不幸。但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是迫不得已的。在甲午以前，日本是进步的，顺世界潮流的；中国是守旧的，在内政外交上，均是反动的。日本有了局部的改革，因而富强；富强了以后，就以为无须再改革了、再事西化了。我们的历史正相反：甲午以前，局部的物质改革不见效，于是有戊戌的局部政治改革；又不见效，于是有辛亥的整个革命；还不见效，于是有一九一五年以来的思想及社会革命。我们牺牲之大及上轨道的困难当然远过于日本，同时我们也有相当的代价。现在我们的思想解放亦远在日本之上。日本现在的全盘外交内政都到了反动时期，我们则处于前进及后退两可之间。日本现在无选择的可能，因为他的局面是已定的，我们则正在十字路上。在这个当儿，我们应该决然毅然放弃反动的路而走到欧战后改革家所提出的新路上。不但在外交上，因为日本是反国联及其精神的，我们应该全心地拥护国联及其所代表的新国际关系。就是在内政上，我们也应该如此做。日本军阀讨厌国会及政党，我们则应大行民治的宪政。日本严厉地取缔劳工运动，我们于劳资之间则应扶持劳工的利益。日本的工商业已归少数财阀把持，我们不妨贯彻资本与工业的社会化。

民治主义，政治的和经济的，是一个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动只能得一时的成功。反之，天下是民众的天下。在长期抵抗中，我们的基本政策如能顺着世界的大潮，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正如日本甲午以前的努力得着甲午的收获一样。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独立评论》第四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