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二十年的革命和内战，我们政治的勇气和理想已丧失大半。在一八九八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七年，我们都曾有过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海上蜃楼。自由主义不讲了，约法宪法的争执也过去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也不时髦了，任何新标语都不出色了。新出的杂志都没有劲，都唤不起任何运动和潮流。随便你讲什么主义，提什么方案，听者都不置可否。我们革命疲了，战争疲了，失望疲了。
几年前，我们对国家的统一抱无穷的希望。现在呢，我们也不谈统一了。因为谈有什么好处？我们倘表示对统一的渴望，军阀们又会利用统一的美名来行所谓武力统一。那些想以武力统一中国者，虽曾一时名震天下，一个一个都失败了。他们的遗迹就是遍地的军阀和饥寒交迫的民众。这样的求统一不如不求统一。我们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再加上日本的侵略，于是对内的企图，由统一而转移到暂时的安宁。如果废止内战大同盟有民众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众求苟安的心理。
这种心理产生了一种思想。一般民情以为南京所代表的统一是无数代价换来的，绝不可使之动摇。没有人说南京好或国民党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后的不可收拾。就是极不满意南京的人——这种人并不少——也不愿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来破坏南京的基础。这种思想是中国当前政潮的一个大潜伏力。
上面所讲的民众心理和思想又产生一种方案。不少的人把中国的政治病看作肺痨，不能开刀，只能徐图补养。他们想中国的政治是中古式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中古式的。倘若我们能得到妥协的割据，我们就能慢慢地养成近代式的社会。所谓妥协的割据，就是割据虽割据，但一方面不打仗，一方面让一个中央政府存在，使他能办外交，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文化事业，和建设几件全国范围的事业如粤汉及陇海二路的完成。这样的割据虽不能免养军之费，但战费及战争的破坏可免，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可因此做点建设事业，而人民因为时局的稳定也可以进行他们的私营事业。这样一来，元气能渐恢复，体内的抵抗力能渐提高，痨菌就可制止了。纵使将来这种割据的妥协不能永久维持——我们也不希望它永久存在——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以后的战争或者不至于如以往的之无意义、无成绩了。不然，我们简直无希望了。如果内战还继续演下去，我们这个社会不但不能脱离中古式，恐怕简直要回到史前式。交通也要“复古”了，从火车交通回到大车。住宅也要从房室回到穴居。我们这个社会崩溃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当局者绝不可大意了。
依我的观察，上文所说的是目前全国最普遍的政治意愿。这不是一个积极的运动，没有口号，没有主动，只能说是一种意态（mood）。少数青年或者因此不满意而恨生活的沉闷；多数革命专家或者也不满意，因为在这种空气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所谓英雄——用不着说——就是指他们自己。照我看来，中国今天有这种意态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知识的大进步。因为实在说起来，一个民族生活的演化不能有突变的。民族的进步不能靠少数领袖的号召，也不能靠一个万能的药方。实际的进步还是靠无数人，不动声色地、努力于他们日常的工作。革命不过提出一种目标，其实现往往有待数十年的努力。就是最震动世界的苏俄革命，还须第一个第二个，将来必有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然后能产生一个健全的共产国家。这种五年计划当然是很好的宣传资料，但在苏俄一般工人农夫的生活上，五年计划是什么呢？是多做工、多出汗。一个民族能看穿政治的浪漫而又继续努力不浪漫的工作，那个民族的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了。
这种意态是南京目前的大机会。第一，因为人民现在降价以求了。我还记得一九二七年西湖的一个老船夫和我的谈话。我对他说，现在革命军已经收复了浙江，老百姓总好过日子一点吧？起初他不愿意回答，后来他仅说什么好处都没有。过了许久他又说：“蒋介石没到杭州之先，人都说革命军一到，米价就可落到五块，现在米价反涨到八块。你看革命有什么好处？”老船夫的奢望是人人有过的。有些奢望是人人有过的：有些奢望革命给他们官做；有些奢望革命替他们免除苛捐杂税；有些奢望革命能赐给中国三民主义；有些奢望革命能取消不平等条约。这种奢望也难怪，一则因为这些事情是人民感觉的需要，一则因为国民党曾给过人民这些支票。革命军到了以后，他们当然要兑现。经过这几年的失望，人民知道这些支票是废纸，早已不要了。人民的奢望已经扫干净了。所以现在南京要得人心是比较容易多了，只要政府能实地去做，就是成绩慢一点，人民也就满意了。
第二，因为现在民情及局势似乎可防止内乱的发生，南京大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建设的事业。毕竟中央直辖的省份是全国最富的省份。中央在国内国外的活动能力比任何地方当局的要大。我们这个民族受过几千年的帝国训练，总觉得一统是国家的常态、是治世，割据是国家的变态、是乱世。所以我们虽不希望南京这时完全统一中国，我们确承认南京是法统所在，也是真正统一的基础。所以南京在物质上、精神上，均占优越的地位。(www.xing528.com)
南京的前途要看南京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得好，南京的优越地位不但可维持，且可发展；不会利用，南京也可变为将来的“南平”。奢望当然不必提，几件事情是南京必须做的：
第一，直辖各省的地方行政必须比其他省份更加廉明，更加现代化。
第二，军民须分治。这是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也是中央防止卵翼军阀的方法之一。
第三，党不可成为人民的负担。民间讨厌党的程度不在讨厌军阀程度之下。党部，中央的及地方的，衮衮诸公切不可执迷不悟。南京事实上不能无党；非南京直辖的省份可云有党而实无。这是这些省份的大便宜，这是南京的大困难，因为人民免不了把党的罪恶移到政府身上。一个党外的人当然无资格来谈党的改革，但他可以、他应该报告民间实在的议论。据我所知，一般人民见党就头痛。
总而言之，南京的地位不可单靠法律和军队来维持、来发展。中国现在固然是百端侍举，但归根起来，还是一件事，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南京的政治设施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三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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