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一对比

沈阳事变（日本称“九一八事变”为“沈阳事变”）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于沈阳城外，是远东有史以来最大的事变。驻在我国东北的部分日本军队，即所谓关东军，秘密计划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开始行动，占领东北。当时沈阳城内外驻守的中国军队毫无准备，悉被解除武装。东北行政中心——沈阳——兵不刃血为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沈阳后，进而又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从东北又向中国内地扩展。数年以后，又从中国把战争扩大到东南亚，包括印尼、菲律宾、越南、寮国、星马、缅甸和泰国，直至澳洲边缘。向东扩展，到了珍珠港。

“事变”之发展所以如此深远，实因集合许多条件而促成。

第一，是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虽然不能在短期内跻身于现代强国之林，但在短期内唤起民族意识，认清国家主权，争取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地位和尊重还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坚决要求国际地位平等，但是我们没有支持此种要求的国力。假如这种情形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力发展方面远较民族意识的发展快，则“九一八事变”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即使发生，日本方面也不会那样为所欲为。

第二，是日本领土扩张论抬头的结果。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也正如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陷于经济不景气中。工厂关闭了，国际市场没有了，失业的人很多。经济情况予好战分子和极端分子以采取激烈行动的借口。面对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所有国家都设法控制国内市场，排斥日货。日本主战论者利用世界资源分配不公及“有”资源国家加紧排斥日货的事实为借口。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锐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场和原料。日本有见及此，自然要筹谋对策。他们认为：日本如果不能从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落后地区分一杯羹，就只有牺牲中国，在亚洲北部去建立他们的帝国。

日本人认为占领我们东北是很公道的。他们认为他们并非从中国人手中攫夺东北，而是从苏俄手中拿到东北的。他们认为，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东北势将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日本战胜了，东北自然应该归他们。他们进一步认为，日俄战后东北重归中国版图那实在是因为国际间的嫉忌和中国的外交阴谋有以致之，事后中国非但不与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发展，而且更重申中国的主权。

东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东北的农工业在中国均居最重要地位。同时，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过去若干世纪，我们一直把日本人当作“侏儒”，认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一八九五年日本战败中国，对中国人说实在是个大震荡。中国人把那次失败当作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三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这就是中国人对中日两国在东北冲突的看法。

当时中日双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无法筹划出有利双方的经济发展计划，解除日本侵略中国的经济因素。中日两国主战的报纸，一致渲染：如果中国富了，日本一定会穷；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国也一定会穷。双方没有合作的余地。

“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经过研究和实地观察，我当时认为东北问题不易解决，因此我以为应该格外注意才对，我认为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聪明，否则，就会发生巨变。关于此点，我很谨慎，当时不愿表示先见之明，所以也不愿预测“事变”的性质、时间和地点。迨“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感到震惊。我应该再补充一句，当时我对调整中日冲突关系还没有详细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但我对北大、燕大、清华学生们演讲时，却一直以这种想法作为基本理论，我一直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地方性的。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长顾维钧博士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我赞成他的建议，此举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当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约我到燕大演讲时，我极力支持顾氏主张。讲完后，燕大名教授陆志韦（Lu Chih-Wei）起立代表教职员及学生联合会发言。经过简短的说明，他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政治系主任徐淑希（Hsu Shu-hsi）也赞成他的提议。司徒雷登校务长将提案付诸表决。我从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

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他们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铁路为之受阻。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要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当时日本主政的是民政党。我和华盛顿史汀生（Stimson）国务卿一样，都把信心寄望于民政党。一九二七年夏，当我在东京研究时，我曾见过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Baron Shidehara），我与他在华盛顿会议中也见过面。他曾表示：他和他的政府决定与中国保持和平，不干涉中国内部的统一。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告诉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变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的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

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和军人，毫无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此种现象不禁令我深思。我认为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显然的，反对派这样做法有两个前提。其一，在中国政争中反对派已经无可挽救的败给蒋委员长了。其二，日本军队可能抄了蒋的后路。爱国口号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虽然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我深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后操纵的。活动费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数学生身上。此种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战争。

中国人对中立地区的拟议不是冷漠就是坚决反对，因此，蓄意占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乃无视于日皇对中立地区的指示。大批日军迅即渗入平津地区。日本的侵略立即影响到平津两市的大学学生。我们晓得：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

清华教授集中住在三处。我住在北院。北院七号是叶企荪和陈岱荪，他俩那里成了非正式的俱乐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其中包括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张奚若和钱端升，物理系的萨本栋和周培源。我和其他许多人常于饭后到七号去聊天。我们争论和战问题，无尽无休。每个人都晓得战争的困难，但只有我一个人是公开而诚意的主张维持和平的。不过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了使学生准备作战，许多教授也改变了他们的授课内容。

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课一次。因为编《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我常到城内总社去。透过这些关系，我一直和城内一些朋友们有接触。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哪一位发起的，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陶孟和第一个就给我浇冷水。陶曾编过若干年《时代评论》，深知出版周刊的各种困难。他警告在座诸君，不可掉以轻心，不加思索的冒险尝试。胡適也反对我的想法，只是没有陶那样激烈而已。他曾编过一个叫作《播种者》（The Endeavor）的期刊，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发行了若干年。他说：他的经验使他不敢轻易创办一个新刊物。他的话令我很泄气；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设使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莫属。因为我对办周刊毫无经验，我想我应该接受这些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过了一周，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办刊物很容易，”他说，“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共同负责。否则，整个重担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上的支持，我们可以放弃这个计划，把捐款发还，如果有人来支持，我们就可以详细计划出版问题。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丁当时决定经费总数最低不得少于八百银元。丁的建议对我说似乎是太严苛了，但我还是同意了，在座的其他人也未反对。

从那时起，我们每周聚会一次。起初是讨论发行日期问题，接着是准备出刊。丁又提议我们应该约请一位银行家来加入我们的阵营。所有捐款、保管及财务上的事务都请他偏劳。丁介绍竹垚生（Chu Yaosen）先生，大家欣然同意。几周过去了，捐款也都交进来。大家提出好几个刊物的名称，最后选用了胡適先生所提的《独立评论》。我们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三人，由胡適总其事。我和丁文江协助编务。

当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手边已经连一本《独立评论》都没有了。《独立评论》创刊于一九三二年春，第一期印了两千本。初期的《独立评论》是相当简陋的，但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好得多。第二期我们发行了三千本。半年后，已经无需继续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一年之内，发行数字升到八千本，两年之内，达到一万五千本。我们不仅不收津贴，也不接受大幅广告。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负责发行事务，月薪六十元。

在舆论方面，《独立评论》成了当时著名的刊物。《独立评论》不对某项专题作有系统的讨论，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请托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我们讨论时都了解彼此不同之点，有时大家的观点也会自然趋于一致。有时，外边作者会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独立评论》实在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

《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青年军官也一直看《独立评论》。其后几年，我发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

《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他撰写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他把文章重要内容摘出来登在前面，此举成为出版界的创举。令许多朋友吃惊的是他的文章不仅能引起读者知识上的共鸣，而且也能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能够引发最深的情感，也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恶。

在未办《独立评论》前，我对丁文江没有深切的认识。但经过《独立评论》在一起共事后，我开始尊敬他、爱戴他。他是一位职业的地质学家，并曾创办过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科学研究机构，当孙传芳控制长江下游各省时，对他曾畀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陆军种种问题。孙传芳失败后，丁任北平附近一所煤矿的经理。在《独立评论》同寅中，他对国际形势知道的最透澈。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实事求是。

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独立评论》的成功，无疑的，胡適贡献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认为他是个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细心、聪明。谈话时，态度和蔼，富理性。他反对教条主义，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却特别有耐性，如果根据以上两点认为他处事没有原则的话，那可能是大错特错了。他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在他漫长而多采的人生中，曾有若干时期受到最高的推崇，也有若干次被人认为落伍和肤浅。有时他表现了无比的勇气，有时他也会因为某事或某人而与人论战。但是，终其一生，他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实用的。

我不想对胡適多加赞扬。我想谈一谈我与他的不同之处，有些我已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其他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就在北平，好多国会议员就曾把选票卖给无知、枉法的曹锟，选他做中国的大总统。湖南，在赵恒惕任主席时，就曾颁布过省宪。省议会开会时，议员都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厌恶，认为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这类事实胡適认为无所谓。他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无疑的是不切实际的，但胡適几乎是忽略了经济问题。对我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即刻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在经济方面我认为有两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运输。其二，社会化或公平的分配财富。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未认为胡適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www.xing528.com)

《独立评论》上曾经刊载过许多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与胡適也有不同之处。他似乎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方式来统一。我认为除非已经有了最低限度的统一基础，否则，这种会议不会有太大的成就。武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如何，也是我俩意见相左的所在。我认为必须武力和政策配合才能使国家统一，但他似乎认为，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用武力统一是无用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寅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覆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寅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

但，丁文江略有不同。他进一步认为中国需要来个普拉斯特立托维斯克（Brest-Litovsk）式的条约。此一倡议自然是主张中国抄袭列宁于革命成功后为争取对德和平所使用的策略，使中国付出相当代价，文江的结论是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相信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准备的都不够，不足以应付对日战争。在军事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没有训练有素的军官。他常说，在中国所有工作中，他最有兴趣的是军校校长，一旦做了校长他可以训练出一批新军官。当然，他更了解，中国在造兵器方面也相当落伍，除了来福枪^[2]和轻机枪外，尚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他深悉中国地方割据的情形。他认为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全国资源。他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不足。在太平年间，生产正常，粮食仅能自给。一旦气候失调或境内爆发大规模内战，中国就须从国外购进大批粮食。丁坚信欲想赢得战争，必须要军事与经济并重。他时常要我们注意东北的事实。在东北已经有一支中国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地方部队，但是日本并未遭到强劲抵抗，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东北。东北情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又将如何呢？这是他常常谈到的问题。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晓得国家没有作战准备，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数均主张早日抗战。战争气氛弥漫全国。关于这种情形，胡適博士一再地说：“和比战难。”在当时，也就是说在一九三一至一年九三三年间，中国人谁能使中国对日本议和？胡適的论点对丁文江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主张可谓是有力的答覆。回顾—下《独立评论》整个过去历史，我敢说丁文江当时那篇文章证明了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知识分子的真诚。我也敢说胡適博士对和平之困难表现了一个真正政治家的了解。

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適心中的忧伤。胡的朋友们似乎都觉得很奇怪，他没有像文江那样公开主张和平；因为胡適认为文江不免有些“乌托邦”。问题是：当时除了这种“乌托邦”的意见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呢！

显然的，主战者一天天增加。我也清楚看出中日双方都迈向灾难。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画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虽然我们都支持国联，但在一九三二年间我们却没有人真正寄望国联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厉行和平的意愿，如果说曾经有过的话，也于一九三二年日内瓦会议中消失了。胡適除了尊重国联赖以存在的高尚理想外，还希望我们不要随便讨论国联处理东北争端的事。傅斯年对李顿调查团的姑息做法极为愤慨，因为那种姑息很明显的除了牺牲原则以外将毫无所获。至于我，我认为已经有很多国家正千方百计想要搞垮国联，如果说李顿调查团想要再挨日本一记耳光的话，中国又何必去阻止他呢。

《独立评论》的同寅从未有人梦想中国可以从外国得到援助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我们晓得在某些国家中可能有某些人某些团体是同情中国的，但我们也知道仅是同情是不济事的。中国有些人认为苏联可能和中国结成联盟。为了要与苏联结盟，他们要求中国恢复对苏外交关系。《独立评论》赞成他们的主张，但并不幻想苏军会对日本作战。我们只是认为中苏保持正常外交关系是应该的事。很奇怪，在中国，特别是在《独立评论》同寅中，从来没有人想到英美两国会武装干涉的。我们似乎认为美国已决心不再作战。英国也同美国一样，希望和平。此外，有些保守党党员认为年轻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应该受点折磨。

一九三一年，英美的保守分子，不惜任何代价醉心于昔日左倾的和平理论。就好像资本主义也有意要充分证明一下资本主义者能支持世界和平似的。相反的，所有国家中的左派分子却澈底改变了他们自己。远在一九一八以及一九一八年以后的几年中，共党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揭发了战争的真面目，使他们自己成为全世界最爱和平的人。到了一九三〇年，左倾分子一改昔日主张，反而要求战争。越左倾越好战。这种转变，无疑的说明了我们在防止战争与维护和平方面努力得不够。因为《独立评论》必须要讨论某些有关人的问题，所以迄未对和战问题予以论列。我们深知，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级都与战争和建国有关，对我们说，战争似乎是一种病，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明一种可以医治它的特效药。

虽然《独立评论》同寅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我们之间，除了经常为《独立评论》撰稿者外，很多人不时为天津《大公报》撰稿。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原则的。

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吴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也是蒋的密友，对蒋极有影响力。钱一再表示他对发展中国天然资源极有兴趣，当时正与翁文灏计画中国工业化问题。钱当时是蒋亲信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因为他们两人都未说明是谁安排我和蒋见面的，所以我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安排的。

截至一九三三年，我已回国整整十年。在这段期间，我从未进过衙门。对任何身居要津的朋友也从未请他们帮过忙。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凑巧我很喜欢清华的工作，而且想写一本近百年中国史。我希望它能在中国学术界奠定我的久永地位。当蒋约我时我欣然接受，这倒不是我要弃学从政，实在是因为我希望会见一位伟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只不过是表示—下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实上，他是正在全国设法发掘才智之士。一旦时期成熟，他就安排与这些人见面。

因为何廉博士也是被约见者之一，于是我俩同上牯岭。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周，曾与蒋会晤好几次。第一次见面只是礼貌上的。他很客气地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我与何廉都是湖南人。当然，在谈话时他已深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大名。为了回答他的恭维，我说：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

蒋的朴实生活令我深受感动。他在牯岭住的是一栋朴素无华的房子，门牌正好是十三号。尽管他的许多外国朋友劝他换个号码，但他一直都不相信那种洋迷信。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很明显的，他对财富和虚名都不看在眼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

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的秘书拿着纸笔，显然的他是准备纪录我们谈话的内容。我们被延入就座，奉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对当前国家大事有何意见？”我认为他问此一问题的目的是要我发表意见。我谈了约二十分钟中国统一问题。首先，我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然后，我又说明，中国地区辽阔，风俗各异，统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阶段进行。第一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其行政要优于其他不直接属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我又进一步说明：因为日本已经表示对华政策趋于积极，所以中日之间迟早难免一战，中国必须早作准备。我们应该争取时间，但有些事往往无法控制。中国政治家们必须认清对日战争会使中国自然而然的达到统一。在对外战争中，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一定会增加。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头；也没有用微笑或是皱眉来表示好恶。当我要离开时，他表示希望我再多留几天，以便再谈一次。

过了一天，他约我去吃午饭。那次午饭除了蒋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席间，吴先生提议最好谈一些外界对政府的批评。委员长要我坦白地讲，不要有顾忌。我说有些人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他们希望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够更有效率，希望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生活情况更能改善。但是改善生活不是一蹴而即的。有些人把中央政府控制省份和非中央控制省份的生活情况拿来比较，认为中央政府控制地区不太好。他立即问我人们认为哪一个非中央控制的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我告诉他，因为我没有到过那些省份，我不能根据人们看法来下判断。我所说的只是根据传闻。就以山东来说，在韩复榘那样头脑简单的人统治下，据说也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荣。他虽然怀疑传闻的正确性，但仍认为我所说的都很重要，认为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各省应该改善。

一九三三年秋，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回国。当时流行一个传说，大意是说如果中国抵抗日本，苏联愿予中国武器援助。因此，大家都推测颜对政府述职的内容如何如何。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约我到南京一谈。在南京我与交通部长顾孟馀、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交通部次长、汪的机要秘书曾仲鸣共进晚餐。在此之前我曾见过汪两次。一次是在南开时他去演讲。那次演讲非常成功，口才好，内容精采。第二次是在国难会议时期，会议是汪召集的，于一九三三年春在洛阳当年吴佩孚练兵的营房中举行。

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作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寅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

饭后我问汪，颜对苏联有何意见。汪立时回答我说就是为了此事所以才找我来商量。他告诉我，颜向他建议：政府可以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让人民去决定和战问题。汪问我是否同意颜的意见。我回答说如果政府已经准备作战，想要制造一个海内外人民要求作战的印象，不妨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否则，我认为此举不免幼稚。汪表示赞同我的看法。我问他颜是否带回苏方承诺，一旦中日开战，苏联予我援助。汪告诉我颜并未带回此种承诺。

我认为汪可能是曲解了颜惠庆大使的报告，因为颜是我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官，我认为他不致提此幼稚建议。为了国家利益，我希望能保持他的声望。我回到清华，迅即求教于我的同事颜的好友钱端升先生，问他汪所说的是否正确，如果不错，我问他可否到天津劝阻颜不要再提这种建议。钱和我一样，也认为颜所提的建议不妥。他前往天津。归来后，他告诉我他已顺利完成任务。颜的确提过那个建议，而且答应以后不再提起。

一九三四年初，蒋委员长从南昌行营电约我前往，见面后我感到很难过，因为蒋问我的问题和汪一样。我从报纸上获悉颜已经晋谒过委员长。显然的，他已乘机又向蒋提出同一建议。自然，我同答复汪一样回答了蒋。晚饭时，黄郛和蒋鼎文也在座，蒋问我对当时全国热烈讨论的宪法草案有何意见。宪法草案的重点是中国应该采行美国的总统制，而不采行法国的内阁制。我很清楚，一旦新宪法草案实行，总统一职非蒋莫属。问题是：蒋公于获得最高行政权后再担任军队最高统帅是否合适？我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也就照实表示了我的看法。我又说：宪法不能完全依据理论，须要根据经验。因为我们在中国不能确知何种制度适合中国环境，所以采行一种新宪法徒然增加政治紧张而已。当时所行的临时约法与我们所可能草拟出来的新宪法就好坏论不会有出入。我认为最好是不要修改它。同席的黄郛先生，是一位老政治家。他的经验当然要比我丰富。我说完后，深感自己鲁莽，居然没有让他先发表意见。但出人意料的，他却热烈支持我的看法。当我告别蒋时，他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说我准备休假时到欧洲去，特别是到英、德两国去考察。我准备到伦敦英国外交部及普鲁士和德国档案处去找一些资料，以便开始著述。他要我行前再去看他。

蒋在南昌的行营，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首都。江西剿共工作行将完毕，中央军正追剿流窜至贵州、云南、四川的红军。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正随军事的进展而扩展。剿共事实上等于变相的统一。军事行动之外，行营更致力于政治、财经措施。为了上述工作，创立了农民银行。中央公开表示：剿共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从报纸上我们获悉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正协助蒋计划政治和经济。因为仅仅要我在某些特殊问题方面表示意见，兼以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于是我尽速离开南昌。

西方作家看中国这一段历史可以说完全是受了共党的影响，认为中共从江西流窜到延安是“长征”。“长征”一词具有英雄气概。即使他们的逃窜有几分英雄色彩，但是西方作家却不该忽略了他们的“长征”乃是中央军“追剿”的结果。其流窜一事就政治观点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央政府因为“追剿”红军而扩大了控制和影响区域，包括中国的西南部。第二，以西南为根据地，使中央能够对日长期抗战。

在这段时期中，有一段时间红军暂时控制了我的家乡湖南省地区。从我弟弟的信中获悉红军在我家乡叛乱的详情。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人。乡人暂时没有抵抗，结果因“革命”而得到好处的都是其他省份的外乡人，没有一个是附近的人。本地人，无论是地主或佃农都没得到好处。他们认为他们是被征服，是被外地人骑在头上作威作福。最后，地主和佃农联合起来，以本乡人反对外来人的心情，把红军的措施又恢复原状。一切事又和过去一样。地主收回他们的土地，佃农和过去一样仍旧耕种他们原来耕种的土地。乡下人认为革命是一场恶梦。

在我与蒋委员长多次谈话中，我曾向他建议，在“剿共”时应该向农民明白表示，如果他们需要自己有土地，中央政府一定可以帮助他们得到。但是如果农民在土地要求外一定要支持红军的话，中央一定不能容许。事实进展的比我们计画得快。红军在江西的军事组织在中央尚未采取任何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以前就已经崩溃了。红军离开后，地主回来，农民对他以前的地主说：“大叔，我真愿意你回来，你走以后我一直小心照管着你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