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六国胁诱割地，俄国假道出师！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 I）当政的时候（1825—1855），俄国同时向三方面发展：近东、中亚细亚及远东。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派了少壮军人穆拉维约夫（Count Muraviev）为西伯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百数十年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划和企图，到了穆拉维约夫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穆氏第一步派军官万甘罗甫（Vaganof）带哥萨克秘密越境来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万氏曾随登多甫到过兴衮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后，绝无音信，穆氏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将行凶的五人治罪。同时穆氏又派海军舰长涅维尔斯科依（Nevilskoi）从堪察加往南去调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涅氏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查不确。他于咸丰元年（1851）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NicoLaievsk）及马里因斯克（Mariinsk），即我国旧籍的阔吞屯。

穆氏于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穆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丰元年（1851）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穆氏的思想：

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

此时俄国外长涅瑟尔罗德（Nesse 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穆氏的计划。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丰三年（1853），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划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国派员与穆氏协立界碑及划分无界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格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我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一八五三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其。这个所谓克里米亚战争（Crimear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穆拉维约夫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倘西方无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穆氏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已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唯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穆氏在伊尔库茨克及尼布楚积极地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咸丰四年（1854）春，他遂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穆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穆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做到了。咸丰四年（1854）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一只，木船五十只，木筏数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三十五只，兵约一千，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该将军惟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着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穆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叫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鲍乃迪（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穆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

该夷……复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国，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淫”的清政府并不之信，唯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1855）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1854）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五年（1855）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1853）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1853）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四年（1854）五月，穆拉维约夫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穆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1855）春会齐前往与穆氏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穆氏。初十、十一、十二，穆氏称病不见。二十三日，穆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穆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1855）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1853）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穆氏一意进行；到了咸丰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咸丰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咸丰五年，穆氏尚未布置妥帖，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www.xing528.com)

克里米亚战役于一八五六年结束，俄国在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五五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一八五七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初，穆拉维约夫回俄署，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咸丰八年（1858春），穆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做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人求利。穆拉维约夫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1858）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穆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穆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穆氏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穆氏要求（一）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二）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三）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四）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穆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唯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穆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不接受的意思。穆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穆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穆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做主。“莫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莫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莫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莫酋忿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1858）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第一，穆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穆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政府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政府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口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1854），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政府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两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做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口，同进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政府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就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的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1858）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