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二江故道，巴蜀古史论述

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任豫说：“郫江、流江也。”汉时成都为县名，知二江皆至此县。《括地志》说：“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笮桥水，一名流江，亦名外江。”“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桥江，亦曰内江。”殆皆随地易名。刘渊林注《蜀都赋》云：“江水出岷山分为二江，经成都东南。扬雄《蜀都赋》曰：‘二江珥其前。’”道元引《蜀都赋》同。知二江原皆在成都之南。刘注屡引扬氏《蜀都赋》，知此赋之传盖早，而汉晋人皆以二江在成都之南可知也。《古文苑》扬雄《蜀都赋》作：“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文字与郦、刘二家所见本略异。群书皆言“七桥”，汉光武谓吴汉“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是也。后代桥已多于秦汉，岂俗本据现见环城之桥言之，改“七”为“九”，复改“前”字为“市”，致有异同耶！《元和郡县志》于成都县云：“流江经县南七里。”于华阳县云：“笮江水在县南六里。”笮江即流江、外江，此亦外江必在城南之证。《寰宇记》：“汶江一名竺（笮）桥水，一名流江，亦曰外江。”同于《括地志》。知郫内而流外，郫北而流南。道元叙郫江虽多误失，然其以大江（流江）为南江、郫江为北江，则不易也。吕大防《合江亭记》云：“所谓二江双流者，沱（郫）旧循南隍，与江（流江）并流以东。唐高骈斥广其城，遂塞縻枣故渎，始凿新渠，缭出府城之北，然犹合于旧渚。旧渚者，合江故亭。”他如吴师孟之《导水记》、李新之《后溪记》、何涉之《縻枣堰刘公祠堂记》，皆尝论之，亦与吕同。而欧阳忞《舆地广记》言之最悉，于双流县下云：“外江在今罗城之南、笮桥下；内江在今子城之南、众安桥下。自唐乾符中筑罗城，遂作縻枣堰，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水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复成江。”唐以来二江之迹遂非秦汉之旧。乃杨惺吾氏作《水经注图》，绘郫江于成都城北，此岂唐以前之迹欤！于是秦汉二江之流，似竟与宋明之流无别。又别作《成都桥图》，于是李冰之桥径有在高骈河上者，诚笑柄也。

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引《元丰志》云：“二江旧皆从城西入，唐高骈筑罗城，遂从西北作縻枣堰，塞故渎，更凿新渠，导外江绕城西而北，内江绕城西而南，下流仍合于旧渚；旧渚者，合江亭也。”胡氏《禹贡锥指》亦引此文，仅无首一句，而云见宋《元丰成都志》，杨惺吾《水经注疏》亦引之，文全同顾书，惟损益三数字，则又称《九域志》。今考之《元丰九域志》，则无其文。且此之记载，于《元丰九域志》体例亦殊不合。大观续修之志，朱竹垞所谓：“府、州、军、监均有古迹一门，盖民间流行之书。”其题辞称《新定九域志》，盖不得谓之“元丰”。北京图书馆所藏《新定九域志》各本，亦都无此文，斯知其两不相涉。而顾氏称《元丰志》云者，实不可知为何书。胡氏所云《元丰成都志》者，亦复无据。宋熙宁时赵抃帅蜀，始修《成都古今集记》，绍兴间修《续记》，淳熙间三续、四续，称《丙记》《丁记》，皆相续为之。明彭韶《四川成都志序》略论及之。章樵注《古文苑》在绍定间，所引有《成都志》，当即《舆地纪胜》所引《成都志》袁说友序者。袁说友序《成都文类》在庆元五年，《文献通考》载：嘉泰二年修撰建安袁说友进《高宗实录》220卷。则袁序是庆元、嘉泰间作，不闻元丰成都有志。彭云四记后无纂修之者，宣德初陈庭器“乃修《成都府志》，于古事采四记所言”。成化丙申，黎君士絃“重加纂集”。知袁书明世已不传，故彭序去尔，而明人引用两宋间书实为古今四记。且元丰去熙宁曾不十年，安有《成都志》？有之，亦南渡后袁书耳。此为胡氏袭取顾书，以文不见于《九域志》而意其为《成都志》耳。吕大防入蜀即在元丰时，其《合江亭记》全与此《志》异，是《元丰成都志》之说不足信也。杨氏又称为《九域志》，皆姑易其书名耳，实非果有此三书也。所以知之者，三书之妄，何以竟能完全相合而文句又同。其云“导外江绕城西而北，内江绕城西而南”，与《舆地广记》《括地志》诸说皆不合。由《元和志》《括地志》诸书言之，内江为郫江，乃北江也；外江为流江，乃南江也。今云“外江绕城西而北”，是以南江自温江来者导之行于城北；云“内江绕城西而南”，是以北江自郫县来者反导之行于城南。安有是理？以成都形势言之，北高而南卑，引外江北上，实不可能。若然，则二水交叉合于成都久矣，奚必待至合江亭哉？斯显为顾氏引文“内”“外”二字互易宜矣。乃胡氏从之，杨氏又从之，其为同出一源，殆亦可决。苟非然者，此一不符情理之谬误，何以三家所取之书能相同而引文又适相合如此耶！倘元丰之世，诚有三书同以郫为外江而以流为内江异于一切之论，则此说必为宋代所争论之一事，如欧阳忞《舆地广记》之类所考论者亦博，其说内、外江显与此殊，何为曾无一语及此？顾氏引章如愚《山堂杂论》云：“外江、内江之名，前后凡三见：大江为外江，涪为内江，此不易者也。湔水入雒为外江，流江入江为内江，此自成都府言之也。郫江对大江而言，则大江为南江，郫为北江；对流江而言，则流江又为外江，郫为内江，此即成都一城言之也。流江实兼内、外之称，各因所指立名，似相杂而实不相溷也。”由章氏所论言之，实无郫称外江，流称内江如所谓《元丰志》，或《元丰成都志》，或《九域志》之说者。顾氏喜取明人方志，流俗之书，实多谬妄无稽之说。乃胡、杨窃取之而改易其书名，自欺以欺人，于郫外、流内之谬说曾不之察，又从而转相贩衒，失于检照，诚可惜也。

顾氏所云《元丰志》者诚一不可考究之书，而郫外、流内之误说所由始似若可寻。《方舆胜览》三江条（应为二江）云：“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经县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蜀中又谓流江为笮桥水，《皇朝郡县志》：初，太守（冰）凿离堆，又开二渠：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谓之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入成都，谓之内江。高骈未筑罗城，内外江皆从城西入；自骈筑城，遂从西北作縻枣堰，外江绕城北而东注于合江，复回内江水循城南，而与外江水俱注。”郫、流二江原在城南，流又在郫南；以距城远近言之，郫内、流外，斯不易之理。祝氏书既言流江经县南，与《括地志》《寰宇记》诸书合，乃所引《郡县志》云外江绕城北而东注，是以流江为在城北，与祝氏之说自相违戾，显为引文中外、内二字传本误倒。至《皇朝郡县志》，考之《宋史·艺文志》，有范子长《皇州郡县志》100卷，盖即此书。四范、三牟为南渡后期蜀中之能言史者，范氏代有名德，为成都人说成都事，更不容误，传刻之讹，毫不足疑。于地形言之，流江无行于城北之理，谅范氏亦必无此失。乃元人袭取祝书为《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明人作《寰宇通志》《明一统志》，清乾隆、嘉庆再修《一统志》，非仅有取于祝氏之书，亦显征《宋郡县志》之说，且书之体例一遵祝氏与王象之《舆地纪胜》，而与《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诸籍迥然不同。此一误说遂以祝书故，淆错于明清二代之间，莫为之辨。《元史·河渠志》亦以内江在南，外江在北为说，自明修《四川省志》亦如此，《清一统志》引府县诸旧志，或然或否，亦莫为辨正。《元一统志》今仅存残卷，佚文无成都事，以元人揭傒斯文考之，其误与《元史·河渠志》同。疑《元一统志》已同于祝书之误，明代地方志于《元一统志》常称《元统志》，犹清人于明人《一统志》称《明统志》。然则顾氏所引《元丰志》宜为《元统志》之讹，或非诬也。顾书述南诏事每引《白古通》，乃传本皆误作《白虎通》，正同此例。清修《一统志》，始于康熙，顾、胡、黄（子鸿）、阎（百诗）实与其役，皆一时重望，书成则在乾隆时，书中多显为顾、胡之说，如增《括地志》文永平江一语之类。乾隆《一统志》亦征此《元丰志》文，同于《纪要》所引，谅即出于顾氏。嘉庆《一统志》之袭乾隆《志》自不待论，亦征此文而易书名为《九域志》，似以所谓《元丰志》者即《元丰九域志》也。曾不思各书自有体例，《元丰九域志》得有此等文字耶！顾引《元丰志》“二江旧皆从城西入”一语，宋人用此语凡三四见，谓从城西来耳。乾隆《志》擅改为“二江旧皆从府西入城”，狂乱一至于此。官书诚不足责，嘉庆《志》袭之而称《九域志》，杨氏又窃取嘉庆《志》文以疏《水经注》，于文之悖谬毫无觉察，使人疑杨氏真见此种《九域志》者，苟以欺人，又何愚也。祝书引《宋郡县志》文字倒误，此后人所当校正勿使贻误于将来，乃元明作者不此之图，而《水利考》之俦至谓：“历郫县南及府城南面者曰郫江，过府城北折而南会府城南前江者曰流江。”成都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下，流江而行城北为势之所不能。不尔，则是以郫为流、以流为郫，两水易位也。顾景范书竟依之谓“郫江在府城南，亦曰汶江，亦谓之内江”；谓“流江在府城北，一名外江，一名清远江”。谬乱至此，真可骇异。顾氏非不读书者，何以显悖唐宋前人之说而不自知。顾氏好论古之兵形山川，乃于南北方位尚不辨，则又何兵家形势之足言。胡书至以郫为外江、流为内江，适与顾说相反，以郫北、流南于地形最合，而内、外之名则与古违异。熊会贞氏于此实有过人之处，依《水经注》以言：“北江，郫江也；南江，检江也，即流江也。《山堂杂论》所谓南江、北江则异，其言流江为外江、郫江为内江，是以流江在成都北、郫江在成都南，《方舆纪要》从其说而与此注相反，则所谓郫为北江者，乃流江为南江者也。”熊氏知郫北而流南，深合于《水经注》以来之说，而于郫内流外则疑之，是显依胡氏之误。杨疏《水经注》“二江双流过郡下”一语，已征《括地志》为说，相隔不曾数页，而熊竟忘之，何耶？如熊氏意以为郫江在北应为外，此惑于所谓《九域志》之故也。高骈以后之郫行城北谓之外江，虽若无大失，而实悖于古，且无其据。高骈以前之郫行于城南则绝不得谓之外江，以于城为近也。《括地志》之说，合于事理，《寰宇记》依之，亦具有本末。熊氏于市桥、江桥、冲治桥，皆知其在北之郫江上，论南北亦最确，独不思市、江诸桥可谓之在外江在城北，而万里、笮桥可谓之在内江乎？高骈塞縻枣事已见于《疏》中引《九域志》，一人之作，又同在一卷之中，而乖忤若此！其论《山堂杂论》，是又以不狂为狂也。要之，顾说流在北而郫在南，熊以郫为外而流为内，与元明以来一切之说诚无二致。至先后《清一统志》，与四川省府县志所论，自桧以下更何责焉。

顾景范说：“流江过府城北，一名外江，又名清远江。”其言瞀乱，不必深究。惟清远江有应辨者，附论于此。成都北门外实为郫江，而清远更在其北。迎恩楼有桥曰清远桥，宋咸平间王均据益州，宋将雷有终败之于升僊桥，进至清远江，遂垒于城北门外，收羊马城，进逼罗城。知宋世清远之非郫江至为明著。然张咏《益州重修公宇记》云：“清远江原在州前，筑罗城开移今所。”则高骈前之清远即在后来罗城之前，故云“原在州前”，是今郫江所行即清远之故道。杜光庭《神僊感遇传》言：“始筑罗城，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入东南，与青城江（流江）合。”杜与高骈同为僖宗时人，曾仕于蜀，耳目所接有足信者。是罗城之筑，南俯流江，北俯清远，更作縻枣堰，特导郫江以行于清远之故道耳，非骈别凿新道使郫江绕城北而东注于合江亭大为此劳费也。二江既合，水势大盛，乃分清远于后之迎恩楼。赵抃《古今集记》言：李冰“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数州县”。宜成都沟洫纵横，自昔而然。骈移清远而北，谅即因旧渠而疏浚之，以分郫江水势，亦知唐时郫江、流江之水盛于后来。五季唐广顺二年，蜀大水，溢入成都，漂没千余家；宋乾德四年，江水腾涨溃（縻枣）堰，蹙西阊楼址以入排故道，百物资储，蔽波而逝（何涉文）。决溢为患之酷，为后所未有。盖二江之流入后益弱，而水之流乃渐盛可知也。唐宋皆以二江为《禹贡》之江、沱，注《尚书》者大率皆然。宋人以江为导江，而《元丰九域志》于眉山、彭山、龙游、犍为悉注云有“导江”，是名大江为导江，盖江之水宋世已盛，此以江为大江之渐也。(www.xing528.com)

顾景范引《元丰志》文，乾隆《一统志》袭取之，嘉庆《一统志》又取之而改为《九域志》，杨氏所引《九域志》即嘉庆《志》文。于“二江旧从府西入城”一句，顾书原作“二江旧皆从城西入”，亦即从城西来之谓，《一统志》易之为“从府西入城”，则益谬。吕大防入蜀即在元丰时，其《合江亭记》言：“沱（郫）旧循南隍与江并流以东。”沱非入城，此吕所亲历目睹者，则元丰同时又安得有二江入城之说。或疑胡氏、杨氏真见有此种《元丰志》《九域志》，而非源于顾书之误者，此又必无之事也。又顾所谓《元丰志》者，校其文句，即多本之吕氏《合江亭记》，则事不得与《吕记》殊，而竟违异若此，其为传写之差，殆无疑也。乃诸家取其文而不察其义，又亦何谓哉！

释二江故道，以吴鼎南氏之说为最善，其谓上、中、下三莲池应旧通为一水，即郫江之故道，校之旧籍，于事为合。陆游言：“成都自唐有江渎庙，其南临江，及高骈大城成都，庙与江始隔。”斯其显证，以庙在上莲池北岸也。此论清人刘止塘盖先发之（《成都石犀记》）。吴氏自有述作，兹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