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称大江经成都湔水通广汉、新都部分误说

《史记·河渠书》云：“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华阳国志》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后人多以此二江为始于李冰，殆非也。李冰不过疏浚二江之淤浅，改正其流而已。《书》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诗》云：“江有沱。”江、沱之来久矣。《水经注》云：“江水又历都安县，江水又径江源县，江水又东北径郫县下，江水又东径成都县，县有二江双流郡下，江水又东径广都县。”此以径成都、广都为江水至为明著。《元和郡县志》于成都县下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经县南七里。蜀中又谓流江为（悬）笮桥水，此水濯锦鲜于他水。”又云：“万里桥架大江水。”于华阳县云：“笮江水在县南六里。”于郫县云：“郫江一名成都江，经县北三十一里。”于新繁县云：“郫江一名成都江，经县西十一里。”于犀浦县云：“都江水在县北四里。”于温江县云：“大江俗谓之温江，南流经县一里。”于唐昌县（今郫县唐昌镇）云：“江水（《太平寰宇记》作都江水）在县西北四里。”于青城县云：“大江经县北二里。”《太平寰宇记》于各县注中亦与此略同。《史记·河渠书》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江亦名汶江，一名笮桥水（原误作管桥水），一名流江（原误作清江），亦名外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桥江，一名永平江（原误作中日江），亦名内江，西北自新繁县流来。二江并在益州成都县界。”又引任豫（原误作杜预）《益州记》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是唐人说大江经成都无异议。胡渭云：“自汉以来皆以郫江为沱水，流江为大江。……然流江实非大江，江原县有江水，近世谓之大皂江者，则岷江之正流也。”《清一统志》因之，亦云：“自汉以来皆以李冰所凿经成都者为大江，其南流者为水，转谓之入江。”而汉唐以来旧义于是晦矣。

《汉书·地理志》江原县：“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水经注》云：“江水又经江原县，江水出焉。江水又东北径郫县下。”《水经注》又云：“（武阳）有江入焉，出江原县，首受大江，东南流至武阳县注于江。”《元和郡县志》云：“唐兴县，本汉江原县地”有“江，一名皂江，经县东二里”。《元丰九域志》江源县“有郪江”，《寰宇记》：“江源县，有鄩江，一名皂里水。”郪、鄩二字显为字之误。唐宋人不以水为大江，仍为班志、郦注旧义。

班《地理志》于郫县云：“《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道元《禹贡山水泽地篇》：“益州沱水，在蜀郡汶山县西南，其一在郫县西南，皆还入江。”《寰宇记》说永昌县：“都江水在县西八里，《夏书》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李膺记》云：‘沱水入都田江，入成都。’都田江，此水是也。”是证沱水之迳郫县、成都，古无异议（惟郑玄疑水为沱，《寰宇记》从之）。胡渭说：“郫江之为沱水无疑矣。然皆以灌县西南至广都北岸合流江者为郫江之起止，则所行不过三百余里。今按《汉志》绵虒县：湔水东南至江阳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水经注》云：绵、雒二水与湔水合，亦谓之郫江。郫江者，沱水也，既与湔水浑涛，则至泸州入江矣，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为沱水西合大江之正道哉！”《清一统志》因之，齐召南《水道提纲》因之，至今遂为牢不可破之说。然自唐宋以来，未有以湔水为沱者，黄氏《今水经》、顾氏《读史方舆纪要》诸书，亦仅称湔水为资水，为雒水。以湔水当《禹贡》之沱，自胡氏创为疑义，而《一统志》定为水名，于是不根之说翻为不移之义也。

班志于绵虒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今泸县）入江，过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班又说：“绵竹紫岩山，绵水所出，至新都入雒。雒水至新都谷入湔。”《说文》云：“湔水出蜀郡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续汉书·郡国志》绵虒道，刘昭注补引《华阳国志》曰：“有玉垒山，湔水所出。”刘逵注《蜀都赋》亦同。是湔出玉垒，会绵、雒至江阳入大江，古无异论。《水经·江水注》言：“洛水与绵水合，又与湔水合，亦谓之郫江也，又言是涪水。”既三水会于新都而后有郫江之名，则郫县、成都以东不能有通湔之迹，道元有误，不待烦言。其云“又是涪水”，胡氏岂亦将依之谓三水会后果与涪通乎？胡氏以沱水（指湔水、郫江）为至泸州入江，而谓“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为沱水西合大江之正道”，真为大谬。《水经注》又云：“湔水又东绝绵、洛，径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绵、洛水会为牛鞞水（今简阳县），绝不能再至广都（今双流县），岂胡氏并此而不知耶！道元于《涪水注》言：“涪水又东南径绵竹县北，涪水又东南径南安郡南，又南与金堂水会，水出广汉新都县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津出焉，西径广汉五城县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江。”以今地言之，绵竹县在德阳北三十五里，南安郡治今剑阁县，五城县为中江县。按舆图，绵竹之涪水绝不能东南至南安郡，出新都之金堂水亦不能流入涪，过五城之涪水枝津更不能西至成都入于江。道元北人，当六代分裂之际，不知南方水道，自不足奇。岂胡氏亦将并此而信之欤！以此足知道元书中实有涪水通于广汉、新都之误说，则其以湔水名涪亦自有由。而湔水名郫，于道元书绝无旁证，则郫江或即牛鞞之误。《元和郡县志》记金水县：“中江在怀安军西北，源从汉州弥牟、雒水、毗桥等三水，会本军金堂县，合为一江。”可知郫江为毗江之误，而涪水则传说之差也，胡氏据以立论，谬矣。

郫江之为沱水，与湔水源流各别，于汉晋之代皆不见有相通之迹。至唐“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沱江，凿川派别，合堋埌歧水溉九陇（彭县）、唐昌田”，见《新唐书·地理志》九陇县。《寰宇记》：九陇县有“两歧山，在县西北二十七里，本埌歧山，语讹为两歧山也，（有）两歧水”。知郫、湔二水上游之通始于唐世。至南宋乾道间，彭守梁介修复灌溉之利，则九陇、唐昌、蒙阳也。郫县、崇宁（唐昌）以东，郫、湔两水下游，绝无相通之理，以威凤山界于两水之间，山北地属新繁、新都，地实卑下，南北水系截然不紊，宜矣。《华阳国志》卷8：“（大安元年）八月，（李）特破德阳，（李）流次成都北上，李骧在毗桥。”既毗桥之名见于晋代，则道元郫江为毗江之误审矣。此水与郫县以下之郫江全无涉，胡氏故作痴昧，据传写之误、绝不可通之说，以郫江既为沱水，而湔水复误为郫江，因为湔水宜即沱江之论，岂非妄哉！

班志以湔水出绵虒玉垒山，至江阳入江。而《水经注》言：“江水又径汶江道，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绵虒道，亦曰绵虒县之玉垒，下注江。江水又历都安县。”斯则以湔水为在都安（今灌县）之上游。《注》又言：“江水东径广都县，湔水又东绝绵、洛，径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按汉之绵虒在今汶川县，班志湔水出玉垒山，实为绵虒之东境，县治则在山之西，湔水出山之东，固无不可。道元泥于县在山西，遂疑水亦在山之西，则固矣；遂移湔水于都安上游入江，斯为误也。又说湔水径五城界，应是因宋元嘉九年以旧五城（今中江县）置新都郡，复于雒（今广汉县）置西五城县（见《寰宇记》）。湔水径五城界之说，以西五城言之，未为不可，至谓绝绵、洛而至广都，则傎矣。涪水原合今中江县之五城水，倘道元惟知西五城而不知蜀汉以来在东之旧五城，遂因（在东）五城水入涪之故，误以五城水在西五城，因并涪水合之绵、洛，谓涪水枝津：“西径广汉五城县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洛水且不得通江，况涪水乎？倘“西至成都入于江”之文为广都传写之误。《初学记》卷6引任豫《益州记》说：“郫江，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涪江，亦曰湔水，在蜀与洛水合。”任豫，宋人，刘昭注《郡国志》已引其说，道元之误，宜本之任豫。任氏既为益州作记，不应大误如此，又不应于此反遗绵水。疑任氏书涪水为绵水之误。盖历叙蜀水，谓大江之外有郫江，又叙其一乃绵水、其一曰湔水，在蜀与洛水合，则无失也。岂两“亦”字又“一”字之讹误欤！道元依此误本，致涪、洛、江三水紊为一道，胡氏反据以立论，妄矣！《蜀王本纪》云：“鱼凫畋于湔山得仙。”汉湔氐道在今之松潘，湔水出玉垒在今之彭县，然则大江（岷江）以东、岷源以南、止于灌口之山系，胥曰湔山，入后曰玉垒。郭璞《尔雅音义》言：“沱水自蜀郡都安县湔山与江别而东（原误作更）流。”（《禹贡》正义引）是沱分江处本曰湔山，《水经注》于此有湔堋、湔堰之名，知名以湔山，非涉湔水，沱于此分江，非谓湔水于此通江也。(www.xing528.com)

郫江、流江即《禹贡》之江、沱，自汉唐以来无异说，元揭傒斯犹能明之，所撰《大元敕赐修堰碑》谓南江：“东至金马口，又东过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至胡东樵始创湔至江阳入江宜为沱、至武阳入江宜为江，《一统志》殆从之，而郫、流二水即江、沱之旧义几无知者，一若李冰之前成都无水道，岂其然乎？乃胡氏复不能自坚其说，又云：“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创造；一是郫江，即《禹贡》之沱，时必淤浅，冰复从而浚之，遂并数为二江。”则是所谓“穿二江成都之中”者，遂有只穿一江之奇说。陈乔枞辈从而信之，讹误相承，莫可底止。胡氏谓：“郫江之起止所行不过三百余里，（《禹贡》）特记沱、潜，潜自广元至巴县入江行千余里，沱自灌县至泸州入江行千五百余里，实为州界两大川。”胡氏释“蔡、蒙旅平”说：“蒙山在名山县西。”依《元和志》诸书立义，不误。谓：“今志有蒙山无蔡山。……就蒙山以求（蔡山），其唯峨眉乎？蒙山之东唯峨眉高大与之匹，旅平岂独遗此。”胡氏必以高山大川释《禹贡》，喜为不根之论，而不知《禹贡》之录小遗大之别有其义也，凡《禹贡》于高山大川所遗者多，于小山小水翻为累见，如荆、岐、底柱、陶丘、大伾之为山，瀍、涧、潍、淄、澭、沮之为水，皆所谓其细已甚，而皆著于篇。凡《禹贡》所详，乃在雍、冀、兖各州之南，而豫、徐、青各州之北，自渭首以迄南河，由济以迄于海，东西一线，盖自昔为居民密集之区，此线以南及此线以北，于其山川泽地，实皆疏略，其为居民鲜少，殆可无疑，而渭、济、南河即小山小水著记较多之区，其他则菏、泗南下一线差有记录。此无他，诚以于人民生活有关者则记之，闻见望祭所及者则记之，非此比者，一皆阙如。苟明乎此，则梁州水泽与民生有关者固为流江、郫江，此实为《禹贡》之江、沱，自有至理，湔水、水虽较大，谅非其比。胡东樵实未晓然于此，乃徒逞臆说以更旧义，何足尚也。

《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蔡、蒙在汉嘉县。”自唐孔颖达、司马贞并云：“蔡山不知所在。”求之《山海经》：“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江。”郭注：“邛崃山，今在汉嘉严道县，南江水所自出。”又云：“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郭注：“北江。”毕沅、郝懿行并以“蒙山即曼山，沫水经此，或即郭所云北江”。以形势言，崃山、蒙山、沫水、邛水，皆地近相接。崌山旧无释，以蒙山释崌山，为沫水所出，诚无不可，刘昭引《华阳国志》：“有沫水从西来，出岷江又从（四字疑衍）岷山来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沫水出岷山，即北江出崌山，足证崌山即岷山。岷又作“㟭”，《山海经》之“崌”字，应即“㟭”字之坏，正如《竹书纪年》之“乾荒”《山海经》作“韩流”耳。自《山海经》外群书未有言崌山者，知崌山、崃山即岷山、蔡山，崃、蔡则以韵近。叶少藴以周公山释蔡山，此即崃山之系，固无不可也。

《海内东经》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水经注》系崃、崌二山于蚕陵县之下，汶江道之上。郝氏以曼高二山释崌崃二山，即本于道元。然据郭注，出崌山、崃山者，即沫水、邛水也（详《山海经笺疏》卷5），谓沫水、邛水于汶江道之上入江，可乎？刘昭注《郡国志》，于汶江道下引《华阳国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高山、曼山当成都西，则濊、駹二水宜为自此两山出之南、北江。班志于汶江县云：“江沱在西南，东入江。”道元于此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入岷江之水实多，近志或以孟董沟当之，固无不可。至汶江之即岷江，道元不知，而以别出玉轮坂之他水当之，惑矣。《山海经》记蜀地山水详于《禹贡》，可深玩哉！

《禹贡》言：“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此实为梁州与中原交通之一道，亦即梁州文明所在之区。《史记·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司马贞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大戴礼记》作：“青阳降居泜水。”《元和郡县志》温江县：“汦江在县西十里。”《诗·召南》：“江有汜。”《尔雅》：“决，复入为汜。”疑汦即汜也。《水经》：“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注谓：昌意“降居斯水为诸侯，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若水东南流，鲜水注之”。《吕氏春秋·古乐》亦言：“昌意生自若水。”知昌意之国应在鲜水入若之上，而当邛水、沫水之西。《诗》《书》著江、沱、蔡、蒙，《山经》著邛水、沫水、崌山、崃山，又记高山、曼山及南江、北江，应即濊水、駹水，并此汦水、若水，则上世蜀中开化之区不难推测，而所云蜀王黄帝后世，亦可互明。考之常志，说杜宇“更名蒲卑”“治郫邑”，知郫之得名以卑，即以杜宇之故。则蚕陵、蚕崖为蚕丛之治，蚕丛为青衣神，抑在青衣国耶，事亦宜然。而灌江、观坂又宜为柏灌之治。鱼凫在温江有鱼凫故城，至开明乃治成都。其发展先后之迹显若可求，而蜀与中原文化之交流亦已旧矣。及开明以荆人而西来，秦以落后民族入关中，而蜀遂与东夏间隔，翻于楚为近也。《山海经》《禹本纪》所述自为南方一系之传，降居汦水、若水之说每与北传情事不合，似若可疑；文化发展之殊，固无足异，亦各安所闻而已。《禹本纪》以昆仑盖天地之中，《山海经》说：“海内昆仑之墟，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又说：“黑水、青山之间，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又说：“若木生昆仑山西。”是则天地之中者，乃在今雅砻江上游以东、黄河以南，是为昆仑所在，苟非蜀人必不为此说。《山经》又云开明兽立昆仑上云云，则知《海内经》《禹本纪》为开明一代之书，郭注云：“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是昆仑之说始于蜀，后乃传而益远，而山又亦以益远。知若水、昆仑，固岷江间人始为是说耳。前论巴蜀史，未考及此，因并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