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的特征及对楚文化的影响

秦之迁民皆居蜀，迁民的品类是复杂的，如吕不韦、嫪毐的舍人，其中一部分显然是知识分子。像这样的迁人，除此二家的舍人以外，当然还有很多，是可以想象的。晚周文化应该早在巴蜀有些传播，如商鞅之师尸佼，鞅死后佼逃入蜀，就是最早的例证。晚周百家之学，巴蜀应该早就有了。到张宽等东受七经，邹鲁儒学从此在巴蜀也播下种子。但从汉代巴蜀所表现的文化来看，似乎和前二者都不甚相干，影响都不大。《汉书·地理志》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这说明文翁虽遣张叔等从博士受经，但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仍然酷好文学。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长于辞赋，严君平、李宏、扬子云是道家，子云同时也长于辞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屈原的《远游》是相承袭的。《远游》也显然是道家思想，就使人联想到蜀和楚文化必然有深厚的关系，这从地下发现的古器物也是可以证明的。从来四川的文化有它的特殊性，即如“《易》在蜀也”一句话，确乎是有历史根据的。名、法、儒、墨和六经的经师，巴蜀在西汉时是找不出来的。张宽受经术，但《蜀志》称他“明天文灾异，作《春秋章句》”。扬雄、李宏都是“不为章句”（《先贤士女总赞》）。《三国志·尹默传》说：“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这是和当时博士们的经学不同的一种学风。《儒林传》说：“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诸《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这应该是蜀人之法，所以和一般讲《易》之家不同。阆中的落下闳、任文公，都长于律历灾异。这些学者似乎反映了巴蜀文化的特点。《汉书·律历志》说：“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射）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这也是文翁以前巴蜀独传之学。在常志著录的杨厚、任安等一派，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其余如杨宣、赵翘以天文推步知名的还很多，张道陵更是显著事例，以后另作详细讨论。把辞赋、黄老、阴阳、数术合为一家的很多，这种风气好像在巴蜀有深厚的基础。《三国志·秦宓传》载李权说：“仲尼、君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秦宓说：“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对严君平学术别有讨论）。屈原所称道的王乔、彭祖，皆巴蜀之人，《楚辞》中的巫山、高唐，皆巴蜀之地，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应有一种深远的关系。巴和楚在春秋时是婚姻之国，交接频繁，这是可以深入研讨的。

从春秋战国的学术文化来看，燕、代、吴、越都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即是东齐、南楚也没有什么特出的成就，当然巴蜀也未必能有很高的文化。秦时灭学，所不焚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巴蜀所得于秦的，除经济而外，在文化方面也不过是医卜之类，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辞赋、黄老、天文、灾异之学，在两汉时巴蜀颇以此见称，这不可能得之于秦。在思想系统上，环境关系上，只能说是接近于楚。我觉得晚周文化系统只有三派，就是齐鲁的《诗》《书》六艺和三晋的法家（包括兵、农、纵横）、楚的道家。司马相如、王褒是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区别辞赋为三派，屈原为首的是南方一派，荀卿为首是北方一派，司马、王褒是列在屈原派下的。又《汉书·艺文志》，《尔雅》《小雅》和《古今字》都列在《孝经》家，这是齐鲁经学派；《史籀篇》以下别为小学家，这是六经派以外的书学。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纂篇》，是列在小学家而不在《孝经》家，这都表示西汉时期巴蜀间的思想文化（虽有张宽受业博士）和东方齐鲁派似乎无关。从北方一派的秦是得不到什么的，的确也没有得到什么。显然只有楚的一派，与巴蜀有深切的关系，有高度的发展。我在别的论文中曾讨论过晚周的仙道也分三派，燕齐是服食，秦是房中，楚是导引。若从王乔、彭祖来说，又绝不是秦的一派，而与屈原、庄周所称的相同。王乔、彭祖是屈原、庄周所羡称的人，也可说是蜀影响了楚。《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书》说：乌丸（桓）“以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者之魂神归泰山也”。顾亭林《日知录·泰山都尉治鬼》条有详考，此不赘引。《蜀王本纪》说：李冰“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古时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巴蜀说魂魄归天彭门，东北方面又说魂魄归赤山，都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法，显然各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巴蜀神仙宗教之说不妨是独立的，别自为系。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说明巴文化对楚的广大人民是有广泛影响的。前揭《吕氏春秋》载：涂山氏女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以为《周南》《召南》。我们又曾指出涂山在今巴县，《周南》有汝、汉，《召南》有江、沱，皆为楚地。这就说明二南之作始于巴蜀而流行于楚地。这也就说明楚文化是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巴蜀和楚，从文化上说是同类型，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近时有研究中国农业史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农业使人们定居下来，“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逐渐产生，三个独立发展的农业区，产生了三个“天下之中”。认嵩高为中岳，这是秦汉一般的看法，《尔雅·释地》《淮南子·地形》则又存在中央为岱岳（泰山）的看法，《山海经·大荒经》却以都广为天下之中。《山海经》中《大荒经》最神怪，应是最古的书，是蜀人之书。《五山经》神怪少了，这是略后的楚人之书。蜀的中央都广之野很小，楚则要把自己的全境和巴蜀都说在中央区，显然是后起的看法。应该是楚人继承了蜀人之说，才会认为蜀也是中。吕子方先生从古历法研究，也认为蜀先于楚，说文化先于楚，也还是有依据的。

讨论汉代巴蜀的文化，关于星历灾异许多问题，落下闳（《史》《汉》都作落，以下统作落）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汉代巴蜀研究星历最早而又最精的一个。《史记·历书》说：“至今上（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史记·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司马谈的前辈，可见唐都、落下闳在汉武帝时都已经是老师宿学了。但是《汉书·律历志》说：武帝元封七年诏：“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史记》序招致唐都、落下闳，然后造太初历改元，然后封泰山。《汉书》序造历招致唐都、落下闳在太初改元之后，显然是颠倒了。应该是班固序述太初改元，从而追序造历的经过。议历造历这一艰巨事件，绝不是在元封七年这一年内就可完成太初历，同时也就颁历。这是不可能的。招致唐都、落下闳应当在太初元年之前，不应反在改元之后。又如《律历志》说：“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由元凤六年上推三十六年，是元封元年，而不是元封七年。可见元封元年时汉历是非之争已起，经七年而太初历始成，遂颁行新历。《史记·历书》明言“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史记·自序》说：“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自序》又说：“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集解引徐广说：“元鼎六年平西南夷，明年元封元年。”这是解释汉武帝封泰山在元封元年。司马迁自巴蜀还是在元鼎六年，这和《本纪》相合。集解又引李奇说：“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武帝太初元年。”可知迁为太史令是在元封三年。即是汉武帝封泰山在太初元年以前六年，造太初历又在封泰山之前，就可证招致唐都、落下闳至少也远在太初以前七八年。不过司马迁为太史令是在元封三年，《儿宽传》和《律历志》都说：“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似乎开始议改造汉历是在元封三年，是司马迁为太史令以后的事。这也不足为疑，古书常常是称说一个人最后的官，司马迁早已仕为郎中，自可请改汉历，不必定在元封三年为太史令以后。落下闳在元封前已是老宿，是无疑的。《汉书·公孙弘传赞》说：“汉之得人，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后世莫及。”可见唐都、落下闳在当时既是耆宿，而造诣又很精深。射姓等奏不能为算，乃选治历者二十余人，而最后是落下闳“运算转历”，可见他是首屈一指的历数家。落下闳既是精通历数的宿学耆老，他的学术显然是有渊源的。《律历志》说他，“其法以律起历……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闳、平法”。就可见他的学问和邓平是同学派，而这派学术的授受，在巴蜀是早已存在的。

吕子方先生对五天庭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说：“从《楚辞》可证太微是楚人所认定的天庭。从《山海经·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与五帝神农等来看，则天市自为蜀人所认定的天庭。”这就说明蜀人在天文学上是有贡献的。这绝不是汉以后观念。《古文苑·蜀都赋》注引李膺《益州记》：“七星桥一曰长星，二曰员星，三曰玑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曲星。”这七个星名，和《开元占经》所称述古代七星之名皆不能合。吕子方先生他更提出落下闳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一）他根据《益部耆旧传》“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认为太初历是闳所造。“射等不能算”，而落下闳就是运算转历的能手。太初历的特点是创造八十一分法，来代替了旧的四分法，结合当时所发现的日食周期为一百三十五个月，用的方法是合于近代连分数方法的初步。所以新城新藏说：“八十一分法考虑及交点月之周期，于理论上为极为优良之历法。”后来的四分历反而把日食割裂开了。落下闳更卓绝的是，他说“八百岁后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他并不认为八十一分法是至精不易之法，而预料后来有更精的历法。（二）根据《晋书·天文志》说：“落下闳、鲜于妄人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贾逵又加黄道，张衡又作浑象以漏水转之，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员仪就是浑天仪，是测天的仪器，《耆旧传》说：“落下闳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这是天球仪，是浑天象。地下转浑天，是利用水力发动，是精密的漏水法。贾逵、张衡是在落下闳的成果上又进了一步，所以近人朱文鑫说：“自汉落下闳作浑天仪，始立仪象之权舆。”（三）根据《旧唐书·天文志》说：“武帝诏司马迁等造汉历，乃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与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今赤道星度其遗法也。”这是考二十八宿沿赤道线广狭不同的度数，定出二十八个基本点，将各个不同的时间观察太阳的结果标识在二十八宿中某个地位，这必须先把二十八宿相距度数搞清楚，自然对于定季节就精密得多，从历法上来说是大进了一步。所以清人齐召南说：“角十二亢九云云……此落下闳所度星度，只据赤道，《唐志》详言之。……今以此文较之宋皇佑、元丰所测，元至元所测，大致不异，则落下闳之术亦神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1）八十一分法结合了日食周期，于理论上是最优良的历法；（2）浑天仪、浑天象在测天学上起了重大推进作用；（3）奠定了二十八宿的基础。吕先生的研究，把落下闳的巨大贡献，具体地阐明介绍给了我们。

应当指出，马、班都是以“分天部”作为唐都的工作，二十八宿相距星度早见于《淮南子·天文》一篇，这是不足为疑的。《旧唐志》认为当时所定星度“与古不同”，淮南王死在太初颁历之前，就不能和太初历同，那段文字在《淮南子》中仅九十余字，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也许是刘向）。至于分天部是否只是唐都，我想落下闳如果不参加这一工作，为什么他作浑天仪？如果淮南先测好了，他作浑天仪就毫无意义。《史记》所说、《淮南》所记都未必完全可信。这说明落下闳贡献之大。清人汪日桢《古今推步诸术考》说：“考汉太初术，上元庚辰天正甲子朔旦，冬至太初元年丁丑，积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即三统一元之数。……司马彪言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衍，而何承天以刘歆之生不逮太初讥之。盖未明三统之即太初也。”阮元也说：“《汉书》载三统术而不著太初本法，或疑太初与三统不同，非也。……盖太初术有三统即得谓之三统术。……称名或异，其实则一而已。……至于运算推步，造立法数，则闳、平之功居多。”（《畴人传》卷2）可见三统历是源于太初历的，刘歆又略有改易，从《后汉书·律历志》可知。所谓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则是刘歆之误，是画蛇添足了。

吕先生又说：“大火、析木等十二次只见于《左传》《国语》，不见于《吕览》《淮南》《史记》，而摄提格、单阏十二个名字只见于《离骚》《吕览》《淮南》《史记》，而不见于《左传》《国语》，可能是南北天文之学派别不同。惟《尔雅》《汉书》是两者都有，这是后来混合的著作。浑天思想本源于道家，落下闳是浑天派，可说他的历学是南方系统。”这也看出在文翁以前，巴蜀很早就有天文历数之学，并且属于南方系统，同是浑天一派。而这一学术在东汉可以考见的人更多，此派传授在巴蜀始终很盛，这对研究文翁以前巴蜀文化，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司马相如。相如和落下闳的学问，都显然与王朝博士无关。

落下闳无疑是当时杰出的历算家，也可看出巴蜀在前此时期若是没有这种科学的基础，就不能产生落下闳这样的人才。《史记·历书》索隐引姚氏案《益部耆旧传》云：“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洛下（《文选》卷49李注引《耆旧传》作‘明晓天文地理，隐于洛亭’），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也。”《汉书·律历志》说：“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吕子方先生认为地下转浑天，这是用水力发动的，是高科学技术工作。新城新藏认为“结合五星，结合日月食，是最理想的历法”。但后来四分历仍然是把日月食割裂开。落下闳在这里显然是超过前人，而又为后世所难及，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科学家。一般都承认太初以前是中国历法的创制时期，太初是历法成立时期，太初以后是历法改进时期。我国发展到有系统的历法，并成为一种科学，落下闳有很大的功劳。《寰宇记》卷86说：“落下闳字长公，阆中人，隐于洛下，武帝征待诏太史，改造太初历。”《舆地纪胜》卷185落下闳条，即用《寰宇记》原文，惟作“隐于上亭”为异。应该是地名洛下亭，《寰宇记》作“洛亭”，是脱了“下”字；《纪胜》作“上亭”，是脱了“洛”字，而又误“下”为“上”。引《耆旧传》或作“隐于洛下”，是省“亭”字，或脱“下”字。《常志·陈寿传》：“寿遂卒洛下。”足知地名本作“洛下”。落下闳是历算天文一派的代表人物，任文公、杨厚、谯周，皆属此派。占候灾异，本来就是从气象和生物的反常变态体验出来的，原是一种科学。只是在古代不免夹杂一些荒谬的神秘观念，就不免谬妄了。这也是古代常有的现象。辞赋、黄老、天文，可以说司马相如、严君平、落下闳是这些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和秦的迁人，和汉五经博士的学术是无甚关系的。司马相如、落下闳时代都早，是在文翁作蜀守以前。落下闳在元封元年已经是老前辈，上距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二十五年，他也和文翁无关。这些都可说是巴蜀早期原有的高级文化，他和楚是同一类型。它的语言文字，也必然和楚是共通的，若是文字语言不同，而文化却又显得很高，这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就是不能磨灭的。尤其是短短百年之间，是不能消失无痕的。(www.xing528.com)

关于落下闳和黄门作浑天老工的材料，清人多误认为一人，把落下闳的时间拉晚了，这也不能不辨。吕子方先生详考《御览》卷2引桓子《新论》曰：“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达其意。……其言可悲可笑也。”《北堂书钞》卷130落下闳浑天条引《桓子新论》：“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闳曰：我少作其事，不达其意。”这两条材料是相同的。只是《书钞》把落下闳转浑天和黄门作浑天老工的材料混淆在一起。这是传写的错误，又于“曰”上误衍一“闳”字。到清代孙冯翼辑《桓子新论》作：“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洛下黄闳以浑天之说，闳曰：……”自注云：“《太平御览》，又《北堂书钞》一百三十。”这里显然是误改黄门为黄闳，又误增洛下二字于黄门上，改“作浑天老工”为“以浑天之说”。孙星衍也是这样。阮元又依之以作《畴人传》，也未改正，都是把落下闳和黄门作浑天老工误认为一人。这位作浑天老工说：“到今年七十，乃甫适知。”考《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七略》曰：“子云《家谍》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汉书·扬雄传》言：“雄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王音（王根之误）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通鉴考异》卷1引雄《自序》云：“郊祀甘泉、泰畤，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奏《甘泉赋》。其十二月，奏《羽猎赋》。”《汉书·成帝纪》：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从甘露元年至元延二年，适四十二年。最早也不过是在这一年。这位老工年已七十，他就应该出生于昭帝始元五年。从此年上推到太初元年是二十二年，把作太初历的老前辈落下闳，和太初历颁行后二十二年才出生的作浑天老工说成是一个人，这是何等的荒谬。吕子方先生这一工作，是突破清代许多考据家的。张澍作《蜀典》说：“按君山所言，黄闳即撰太初历之落下闳，是落下闳姓黄也。颜师古以为‘姓洛下名闳’，误矣。历世相沿，莫知其非。林宝、郑樵辈遂增洛下一姓，直是目不视书者。”又说应劭《风俗通》“洛下姓出皋落，亦误”。又说“《汉书》落字不从草”，而不察《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皆从草，仅《公孙弘传赞》不从草。清人好以类书为学，自矜淹博，而好丑诋宋人，口不择言。张澍《蜀典》亦今世究四川史者喜读之书，以落下闳深有关于研究巴蜀早期文化，故不辞烦琐，辨之于此。非吕先生之深思勤究，是不能发二孙、张氏之覆的，好诋宋人如张氏者可以休矣。张氏以未参与修《四川通志》，于《通志》成书后作《蜀典》，专以攻《通志》为事。然《蜀典》之谬误亦多，兹因落下闳而略言其可笑而已。

常志言：“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知旧传蜀事，也就可能是《蜀王本纪》原有苌弘化碧之说，为道将所不取。《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足见其本之《庄子》。《史记·封禅书》言：“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淮南子·泛论》说：“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周语下》说：“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成周，为之告晋。……（魏彪傒）曰：苌、刘其不没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周若无咎，叔必为戮。……”二十八年杀苌弘，这是鲁哀公三年。苌弘事亦见《左传》昭公十一年，载苌弘说：“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这明是历数灾异之言。哀公三年也有苌弘的记载。这都是说苌弘欲尊周室，与《封禅书》所述的意思相同。《淮南子》所说苌弘的学术也和《封禅书》近似，《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有《苌弘》十五篇，《志》言：“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淮南子·天文》说：“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王念孙云：‘从’当为‘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淮南子》所述的这些理论，也可能是苌弘之术，显然和落下闳是一派。苌弘是历法家，他死于蜀，蜀地应该有他的学术传于后代。宋林鬳斋《庄子口义》说：“苌弘被放归蜀，刳肠而死，蜀人以匮藏其血，三年化为碧玉。”这里第二句用的《庄子》，后二句用的是《吕览·必己》之文，“被放归蜀”二句，见成玄英《庄子疏》。

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司马、落下都是值得研究的人物，严君平自然也值得研究。但今天所保存的《道德指归》，不是严君平原来的作品。《四库提要》依据明代曹学佺《玄羽外篇》下谓《道德指归》“近刻乃吴中文士所伪作”，因之后人都轻视这部书，这就不然了。唐代的强思齐、宋代的陈景元所著书中引“严君平曰”很多。和今存本是完全符合的，曹氏之言自然不攻自破。《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仅说君平“依老子、严周之旨，著书十余万言”。可见君平原有著书，不过无“指归”之名。常志说君平“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可见常道将在永和以前就看见《指归》了。《汉书·司马迁传》注引晋灼注，两称“严君平曰”皆在今本《指归》第七卷中。据《颜注·叙例》，知灼当为永嘉以前人，又可见此书在西晋时就已流传。《三国志·秦宓传》说：“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同传李权也说：“仲尼、君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秦宓所说当然是晋灼所见的书。陈寿、常璩都是蜀人，时代和秦宓、晋灼亦相接，他们所说是具有可靠性的。从文体来看，这部书应该是汉魏人所作。皇甫谧作《高士传》仅说君平“闭肆下帷，以著书为事”，不言著《指归》。可能这部书是汉末蜀人所作，仅传于蜀中，尚未流行到别的地方。汉末著《指归》的人，必然见过严君平的原书，也必以严君平的学说为宗旨，书中称“庄子曰”很多，这些应当就是君平书的原文。后世不知这个“庄子”就是严君平（君平原姓庄，因避汉讳，后人代用严字），而误为是周漆园吏庄周，反疑惑何以《指归》所引庄周的话都不见于今本《庄子》，这是可笑的看法。因为是依据君平原书改作《指归》，用来解释《老子》，所以秦宓他们仍认它是君平的书。杜光庭分别道家为六派，说它是“明理国之道”，和王弼一派清谈的道家是大不相同，也是值得研究的。巴蜀古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有学术可寻了。

我对天文历法根本不懂，由于吕子方先生的大力支持，把他未发表的作品让我大量引用，使这篇稿子得以完成，这是我深为感佩的。敬志谢忱于此。

文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