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中心转移及相关史论

从人口的密度来推测，可以看出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三角地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汉时广汉、犍为郡主要是从蜀郡分出，把当时这一精华地区，三郡各得一部分，所以称为“三蜀”。蜀户二十六万八千余，广汉十六万七千余，犍为十万九千余，巴郡十五万八千余。晋时又分汉的广汉为三郡：新都郡户二万四千五百，是在成都平原；梓潼郡户一万二百；广汉郡户五千一百。可说晋的新都占汉时广汉郡人口的八分之五，其余二郡共占八分之三。晋时分汉的犍为为三郡：江阳郡户三千一百，朱提郡户二千六百，犍为郡户一万。后者正在南安、武阳的岷江两岸，占汉时犍为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他二郡只占三分之一。以汉时广汉人口八分之五的十万户，犍为人口三分之二的六万户，和蜀郡共计在四十二万户以上。以汉时广汉人口八分之三的六万户，汉时犍为人口三分之一的三万户，和巴郡共计是二十四万户以上。据这种约略估计，说这一小小三角地带，秦汉时期大致占巴蜀人口三分之二，是不太过分的。说古代四川经济文化是集中在这个小地区，大致是不错的。

在《山海经·中山经》中可看出蜀的情况。中次九经序岷山以次入江的水。中次十经无水，内有涿山。郝懿行说：“《史记索隐》涿鹿或作蜀鹿，是此涿山即蜀山矣。”这应该是梁州。中次九经说：“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又东北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又东北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又东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又东曰：“鬲山……蒲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又东北曰：“隅阳之山……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又东曰：“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此篇凡见八水，其七皆注于江。其首可考者四水，其末四水不可考。以全书之例求之，八水各水相去应该相近，都未必到岷江以外，甚至可能不在乐山以下。这里提出了江水、洛水，又提出了崃山、崌山的江水，这和《禹贡》所提的“沱、潜既道，蔡、蒙旅平”是一致的。《禹贡》是北系的作品，《山海经》是南系的作品，蔡、蒙、崃、崌，都显示了临邛和青衣、严道在古代的重要。因丹犁臣蜀，蜀遂叛秦。秦定蜀就同时伐丹犁，这也可见当时的形势。

《中山经》言“崃山，江水出焉”；“崌山，江水出焉”。郭注于前者说：“邛崃山，南江水所自出也。”于后者说“北江”。《海内东经》说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崃山、崌山和曼山、高山显然有别。三江之说应是说大江的发源，崌山、崃山的江水应该是下流入江之水。前后二者不能牵合为一，《水经注》对此就不免混淆不清了。郦道元把崌山、崃山叙于汶江道之上、蚕陵县之下，郝懿行因之以崌山、崃山即高、曼二山。蚕陵、汶江和严道、青衣相去太远，是不能混淆的。王先谦也同样错了。刘昭注《郡国志》于汶江道下引常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说此二水是出于高山、曼山的南江、北江，于地理位置才合，这正是在成都之西的。《山经》常志同记古代著名山水，当可互相印证。此二地区，两书皆详记其山川，可能古代蚕丛建国即在蚕陵，蒙山建国则在严道，两处都是人民聚居之处。《中山经》这样详细列举各水，详西略东，和《禹贡》是一致的，也可见两书对此一地区的重视。就在《汉书·地理志》里，也同样有详西（雅安诸地）略东（川东）的倾向。《汉志》岩道下说：“邛来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于青衣下说：“《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于汶江下说：“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这里的渽水，即今之大渡河。《汉志》不言沫水，《水经注》、常志皆言沫水与青衣水合入江，此即《汉志》之大渡水。《水经·沫水注》：“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华阳国志》曰：‘二水（青衣水、沫水）于汉嘉青衣县东合为一川。’自下亦谓之青衣水。沫水又东径开刊县，故平乡也。”《水经注》沫水似即用常志之文，刘昭注《郡国志》青衣下所引常志应有误衍。《沟洫志》说：“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正是青衣江，颜师古的注也错了。杨守敬作《水经注图》以今之大渡河为渽水，而沫水为青衣上游来会之水，是合于班志、常志和《水经注》的。《江水注》：南安县“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发濛溪（这是班志的大渡水，即青衣水），东南流与渽水合。水出徼外，径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这里所说的渽水，正是今天的大渡河。《青衣水注》：汉嘉“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径其县，与沫水会于越嶲县之灵关道。青衣水又东，邛水注之。水出汉嘉严道邛崃山，东至蜀郡临邛县东，入青衣水”。道元所说“沫水过汉嘉合青衣水，又东，邛水注之”，这和刘昭注引常志所说“沫水合郡下青衣水”是一水。可见《中山经》说的“崃山，江水出焉”，是指的邛水。《初学记》卷8引《山海经》“峡山，邛水出焉”，“峡”字显为“崃”字之误，作“邛水”则是正确的。《中山经》说的“崌山，江水出焉”，应该是指沫水（即青衣水，非今之大渡河）。郭璞以崃山所出为南江，崌山所出为北江，沫水正在邛水之北，郭注这样理解是可以的。《沫水注》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这里的“岷”字即是《中山经》的“崌”字。崌山之名，《山海经》外别无所见，崌山所在，古人也无解说。雅安一个狭小地区，崌、崃、蔡、蒙都是古代名山，而同在一处，是不易理解的。从“沫水出岷山西”来看，显然崌山应是岷山。岷字《汉书》或作“㟭”，“崌”字当为“㟭”字之坏。正如《竹书纪年》的“乾荒”，《山海经》作“韩流”；《山海经》的“老童”，《史记》作“卷章”，同是一例。至于《禹贡》蔡山，孔颖达、司马贞都说“不知所在”。蔡、崃韵近，应该蔡山即是崃山。叶梦得以周公山释蔡山（《通鉴地理通释》引），正是邛崃山支系，是可以的，这是雅安的南山。崌山即是蒙山，是雅安的北山。《禹贡》北传的蔡、蒙（岷）即是《山海经》南传的崃、崌，这一问题就分明了。大江出岷山是在岷山之东，沫水出岷山西，岷山所在也就清楚了。崃山、崌山和邛水、沫水见于《中山经》，这和《海内东经》说的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地区各别，不是一事。《郡国志》汶江道刘昭注引常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这二水才可能是曼山、高山的北江、南江，沫水、邛水则是崌山、崃山的北江、南江。这样小小一个地区的山水，《山海经》如此详为序列，就和《禹贡》见出蒙山、蔡山一样，正足表示临邛、青衣、严道在古代的重要。所以郭璞在《江赋》中也要说“流二江于崌、崃”。可能蜀文化的开始是在这一地区，而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

《汉志》临邛县下自注云：“仆千水，东至武阳入江，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水经·江水注》说：“江水又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自莋道与濛溪分水，至蜀郡临邛县与布仆水合。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水从县西布仆来，分为二流，一水径其道，又东径临邛县入文井水。文井水又东径江原县。……又东至武阳县天社山下入江。”这里说的“与濛溪分水”，即是与青衣江分水。常志临邛县“有布濮水，从布濮来，合文井江”。常氏于《蜀志》首说：“冰又通莋（道）文井江，径临邛与濛溪分水（‘径临邛’三字应依《水经注》在‘濛溪分水’下），（与）白木江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临邛县著布仆水，这里又作白水江，《水经注》是依常志作布濮水是对的，就是班志的仆千水。作白木江大概是唐人改的。《元和郡县志》作“白木水”，可见唐时布濮水名白木水。而《寰宇记》卷75作“泉水江”，又显然是“白木江”的字误。常志和《水经注》都说文井江与濛溪分水，即是与青衣江分水，说明二水是相通的。常道将是江原人，说应可据。但从今天的地形说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古今之变否？仆千水行不到二百里，但班志说“行五百一十里”，这也应当和青衣水通，才有这样长的水程。从崃山、崌山的邛水、沫水来看，《中山经》说的“鬲山，蒲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蒲、布音近，可能是布濮水。不过这类问题可以存疑，不必去强作解释。这都可见《汉志》依然是详于川西。

《五藏山经》叙洛水、江水，崃山、崌山，正是表示这一区域可能是蜀文化的发祥之地，和《禹贡》之叙蔡、蒙是一致的。《古文苑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从岷山下居低地，可能先在青衣、临邛一道的河谷里。若成都平原，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须在农业发展以后才能显得重要。《蜀王本纪》说：“后有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梁氏）名利，从江原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常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巴蜀知耕稼始于杜宇，如其认为西南耕稼始于朱提，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杜宇自朱提来至江原，和江原女酋长梁利结合，两部落融合后再入成都平原的郫邑，农业是由江原入成都平原的。江原、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是从这里开始。《路史·国名记》引《姓纂》说：蒙，“高阳后，封以为蒙双氏”（今孙辑本《姓纂》漏此条），别有姓氏书说高阳后封于蒙山，在雅州。《路史·国名记》说：“桀伐蒙山氏（事出《天问》），即岷山氏（《韩非子·难四》说：‘桀索岷山之女’），今蒙州蒙山郡（西魏、隋初有蒙山郡，宋元无蒙州，应为雅州之误）。”足见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原在蒙山。《竹书纪年》：“桀伐岷山，岷山庄王女于桀二女。”（《类聚》卷83引）清人雷学淇诸家皆以蒙山即岷山（见《竹书纪年义证》）。蜀郡严道即此庄王之国。《寰宇记》说：“秦灭楚，徙严王（庄王）之族以实其地，因名。”此未必然。严道之名已见于秦惠王时，《樗里子列传》载樗里疾封号严君，《索隐》说：“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知严道之名，非关灭楚。秦灭六国，徙其族于关中，不闻徙蜀，亦不能于楚之宗室中独徙庄王之族于此。这显然是后人唯知严道之名由于庄王，而不知其实因岷山庄王，盖世仅知有楚庄王，故致此误说。岷山之称庄王，殆亦有故，说详另文。蒙山之国在严道是无疑的。

《蜀王本纪》说蜀之先有蚕丛、有柏濩、有鱼凫、有蒲泽、有开明。常志作蒲卑、柏灌，《御览》和《舆地广记》作伯雍，应该常志是正确的。杜宇号蒲卑，居汶山下，邑曰郫，郫字从卑，正是蒲卑之邑。常志有灌江，有观坂，这是柏灌之邑，可知泽、濩、雍三字是古籍传写之误。鱼凫之邑在温江（此说最早见于宋代，见《蜀中广记》卷5引《成都文类》）。昌意降居若水，青阳降居江水，《大戴礼记》作“青阳降居泜水”，《元和志》温江县有泜江，在县西。这可看出由岷山河谷发展到成都平原，是蜀的历史先后之迹。《禹贡》说蔡、蒙，《山海经》举崌、崃，这就可以理解了。(www.xing528.com)

《汉书·地理志》：“青衣，《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王先谦《补注》说：“依文例当云：《禹贡》蒙山在西，有蒙溪。疑夺文。”王说是确当的。《水经》“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注》说：“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又《江水注》有“蒙水即大渡水也，水发蒙溪”。这都说明班志的大渡水是源出蒙山的。《江水注》又说：“江水又东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自莋道与濛溪分水，至蜀郡临邛县与布濮水合。”这说文井江也从蒙山的濛溪发源，可见大渡水、文井江都源出蒙山。临邛既是汉代经济发展最早而又最古的地区，就应当说蜀的文化是从这一河谷发生孕育起来的，以至蜀刀、蜀布、盐井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蜀的先代从山岳下居河谷，可能最先即住在文井江和青衣江这些河谷，所以《禹贡》和《五藏山经》特别重视蒙山、蔡山、崌山、崃山这一地区。《南山经》首有鹊山，郭注在蜀汶山（旧误作伏山），可能即甲骨文的“雀”。既在汶山，自然是邛崃县水所出之山。《中山经》有涿山，郝氏以为即蜀山氏。昌意居若水，《水经·若水注》叙此事在鲜水注若之上。蜀山也许即鹊山，这一地区早有诸侯部落。又青衣水出蒙山，故亦称蒙水。颛顼之后国于蒙，宜即在此。旧说青衣神即蚕丛，青衣神应在青衣水，或蚕丛建国亦在此。《鲁语》“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神是君长。《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七千”，也是说神即君长。可知青衣神即是青衣君长。说蚕丛之国曾在青衣水，或许是可以的。

四川古代的水道，也是不易清理的问题。《汉志》青衣县的大渡水，是现在的青衣江。汉汶江的渽水，是现今的大渡河。汉旄牛有鲜水、若水，若水至大莋入绳。若水是现今的雅砻江，绳是金沙江。《汉志》又说：“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金沙江以西的水，就是澜沧江，确是入南海的。《史记·大宛列传》：“乃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汉书·张骞传》作‘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当时发使远出，既能到金沙江，也自然能到澜沧江。《汉志》绵虒有“湔水，东南至江阳入江”。是清代叫的沱江。《汉志》郫下说：“江沱在西，东入大江。”是后来的郫江。《汉志》宕渠：“潜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东北，南入潜。”《水经注》说：“宕渠水即潜水，渝水也。”是现今的南（难）江，不（又作徐）曹水是现今的渠河。因近人误说很多，附论于此。

广汉郡是汉高祖六年分巴蜀所置，沱江和涪江在汉时也渐渐重要起来。李冰导洛水经广汉郡洛县过资中（《汉志》洛水、洛县字皆作雒，《水经注》皆作洛，常志县作雒、水作洛，今并作洛），也看出洛水被重视了。其实绵水比之洛水还长，但李冰时显然没有重视绵水，更说不到涪水，也说明这些地区还没被重视。广汉郡初治广汉县绳乡（今射洪），元初二年移涪（今绵阳），后移洛县（今广汉）。常志说：“此处州中，益州恒治此郡。”这是说汉武帝分十三部刺史，广汉郡正在益州一州的中心，所以益州刺史常驻此郡。因为汉前一时期刺史是无定处的。《江水注》说：益州“初（初是恒字之误）治广汉之洛县”。从《公孙述传》看，说“王岑亦起兵于洛县……王莽庸部牧”。可知王莽庸部牧也是住在洛县。“庸部牧”是王莽把益州刺史改变的新官名。《汉志》广汉洛县有工官，蜀成都有工官，据说蜀、广汉工官作金、银、漆器。广汉距成都不过数十里，认广汉处州中，而成都不是州中，这是从经济的发展说，从绵、洛水说，可见广汉在当时的重要。临邛铁官只搞铁，广汉工官作金、银、漆器，成都的工官可能主要还有锦官了。常志说：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故曰锦里”。《寰宇记》说“洛水水性刚，宜淬刀”。这说明成都是蜀布的产地，广汉是蜀刀的产地，洛县在汉代已经形成政治和经济（工商业）的重心了。所以后来发现汉代的古器物很多是广汉工官所造，那不是偶然的。刘焉为益州牧，先治绵竹（今德阳的黄许镇），移治洛县，后才移成都。这也足见绵水受到重视了。洛县去成都很近，为什么说洛县“处州中”？从刘焉治绵竹来看，可见是绵、洛水处在一州之中，而岷江却偏在西部了。从李冰导洛水，到汉的刺史、工官在洛县，刘焉驻绵竹，这是四川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它的重心就有移动，到三国时涪县（绵阳）才重要起来，唐初仍然如此。剑南东道节度使先是驻在绵州，后来才到梓州。至于泸州和重庆，又是在南宋和元代才发展起来的。从公孙述起临邛，刘焉起绵竹，到明玉珍据蜀都重庆，都应当是和当时经济发展的形势分不开的。不过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详论。

自秦惠王灭巴蜀，昭王时范雎、张若、李冰相继经营，把巴蜀地区发展为可能比六国更进步的地区，所以秦益富饶。范雎把秦孝公、商鞅的新法，推行到新开拓的巴蜀广大地区，本是意中之事。这是四川的繁荣，正如前面所举，对秦成帝业，巴蜀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陈胜、吴广起义，直到汉的统一，看不见蜀有什么扰动，很可能社会长期是安定的，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周侯郦商，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中及蜀，定三秦，击项羽，侯四千八百户。”又“平棘侯林挚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户”。在汉初为高祖定蜀的就是此二人，这也反映出他们的战功都不大，所以封户也少。在《郦商传》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定蜀的事，林执在《史》《汉》中别处更看不见他的名字，《高祖本纪》也无一字提到定蜀，可见蜀没有什么大的战事。《汉书·高帝纪》说：“元年，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汉王至南郑。……听（韩）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以富饶的巴蜀，未受到战争的破坏，社会繁荣，依然如故，所以说“高祖因之成帝业”，这是蜀对汉的统一又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汉的大都市是长安，它是京师，是八万户。其次就是成都，是七万六千户。其余新兴都市如南阳有名的宛，仅四万七千余户，是远不能相比的。京兆十一县，十九万五千七百户，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口，每十户三十五口。蜀郡计十五县，二十六万八千二百户，百二十四万五千九百口，每十户四十八口，从人口看，就比京兆多一倍，从平均人口看，蜀郡也显得殷实。若并广汉、犍为、蜀郡这三蜀计算，共二百三十九万七千余口，比之三辅仅少三万余口，可说大致相当。其他战国以来许多大都市，此时都已下降了。《后汉书·廉范传》：“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通列，旧例禁民夜作，以防火灾。”也可见当时成都户口之多。《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说：“酇侯萧何，以客初从入汉为丞相，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定诸侯。……侯八千户。”这里说的“守蜀”，显然是曾任蜀郡守。《汉书·郦食其传》载：“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又说：“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英布传》载：“汉王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萧何传》载：“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此时天下汹汹，蜀却得到休养生息。常志说：“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又说：“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这正是收其精锐。《高祖纪》载：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又尝发巴蜀材官。《史记·平准书》：“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天子（武帝）诏下巴蜀粟以赈之。”武帝开拓西南，也屡次发巴蜀之众。所有这些都说明巴蜀在汉初以来，是足食足兵之地，正反映在秦汉间巴蜀社会是安定的，是繁荣的。